百年清华

秉志（1886—1965）

秉志，字农山，原名翟秉志，满族，出生于河南开封。1909年秉志考取第一届庚子赔款官费留学生，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师从美国昆虫学家尼丹，1918年获博士学位。随后在美国费城韦斯特解剖学与生物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20年回国，秉志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并创建了我国大学中的第一个生物系，任系主任，培养了大批优秀学生。1922年在南京创建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是国内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1928年又作为主要筹建者，成立了我国第二个生物学研究机构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国科学院动物、植物两个研究所的前身之一，任所长兼动物部主任。

秉志为我国近代生物学发展作出了开拓性贡献，为我国生物学界培养了大批人才，是我国近代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秉志（右）指导同事开展研究。

秉志撰写的《发刊辞》部分手稿。

1957年春，中国近代生物学奠基人之一、著名动物学家秉志，为新创刊的《动物学杂志》撰写了一篇《发刊辞》。在这份并不算长的文稿中，他一方面回顾了中国动物学在旧时代的艰难处境，另一方面也以一位老科学家的身份，对新中国动物学乃至整个科学事业的发展寄予了深切期望。诸如“国家以科学发展为立国之方针”“各种科学，须一齐前进”“不应以赚钱谋富为唯一之要务”等表述，集中体现了他对科学与国家、学科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

撰写这篇《发刊辞》时，秉志71岁。从清末中举、留学美国研究动物学，到回国后投身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创建与建制，他几乎完整经历了中国现代科学在动荡时代中艰难起步的全过程。正是这种长期的学术实践与时代经验积累，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对科学发展问题格外敏锐而清醒。在他看来，科学不仅关乎技术与应用，更关乎知识体系的整体建设与人才的长远培养；一门学科是否“有用”，不能仅以短期成效来衡量，而应置于国家文化与科学整体发展的视野之中加以考察。

因此，《发刊辞》并非一篇单纯为动物学“张目”的文章。通过对动物学价值、学科处境和发展前景的讨论，秉志实际上回应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在国家百废待兴、科学亟待振兴的背景下，究竟需要发展什么样的科学，又应当以何种态度对待基础研究与青年人才。重读这份写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稿，不仅有助于理解秉志对中国动物学发展的思考，也为我们反省科学发展中的学科取舍、人才培养与长远规划，提供了一份值得珍视的历史参照。

科学救国，利用厚生

秉志出生于1886年，少年时期即受传统科举教育熏陶，曾考中秀才、举人。1909年，秉志获得第一届清华留学名额，赴美专攻动物学，先后在美国多家研究机构进行学习与研究，并于1918年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留学期间，他不仅系统掌握了当时西方生物学的理论与方法，也逐渐形成了以科学救国为毕生志业的价值取向。

在海外求学的10余年间，秉志始终密切关注国内的情况。他回忆道，彼时中国“委（萎）靡不振，受列强逼凌，国家岌岌不保”。他深切感受到科学落后对于国家与社会的深远影响。在他看来，近代中国之所以长期陷于贫弱困境，与科学基础薄弱密切相关。正是在这一认识之下，秉志将研究生物学视为一条既能“增加人类之知识”，又能“利用厚生、裨益社会”的道路，把个人学术追求与国家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

1920年学成归国后，秉志并未专注于个人研究，而是迅速投身于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建制化进程。他在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的同时，参与创建了国人自办的第一个生物学系——国立东南大学生物学系，推动成立了国内最早的生物学研究机构之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并积极组织发起成立中国动物学会等学术团体，倡导系统开展动植物调查、分类与研究工作。这一系列实践，既为中国生物学研究奠定了制度与人才基础，也体现出他对科学事业“整体建设”的高度自觉。

秉志始终保持着一种相对克制而清醒的自我定位，他曾谦虚地说自己“能力有限，不能偏为”，既未从政，也未经商，而是选择以科学与教育作为终身志业。在他看来，科学并非少数人自足的智识活动，而应当通过教育与研究，逐步转化为提升社会整体文化水准与国家能力的基础力量。这种以科学救国、以学术服务社会的理念，贯穿了他一生的学术选择，也构成理解其思想的重要前提。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道路与价值观之上，秉志在新中国成立后，对科学发展的方向与方式提出了更为系统的思考。《发刊辞》所集中呈现的，不仅是他对动物学这一具体学科的期望，更是他基于自身经历，对科学如何在国家建设中发挥长远作用的整体判断。

齐头并进，不可偏废

在《发刊辞》中，秉志反复强调科学与国家建设之间的内在关联。他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以科学发展为立国方针，凡百建设皆不能离开科学，而科学的发展本身，又离不开理论探索与学术积累。在这一论述中，秉志关注的并不是动物学一门学科的前途，而是整个科学体系在国家发展中的位置与运行方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发刊辞》所呈现的，实则是一位老科学家对于“国家需要什么样的科学”的系统思考。

近代中国长期积贫积弱、战乱频仍，社会舆论与政策实践往往更倾向于强调科学的直接功利价值。无论是在民国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种倾向都以不同形式存在。秉志对此保持着高度警惕。他明确指出，科学并非彼此孤立的若干门类，而是一个有机整体，其发展需要各学科齐头并进、相互支撑。任何基于短期效果而对学科进行取舍的做法，都会在整体上损害国家科学能力的发展。

在《发刊辞》中，秉志直言，旧时代教育破产、科学落后，而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已逐步摆脱积贫积弱的局面，社会心态亦应随之转变。他批评那种将“赚钱谋富”视为唯一目标的功利观念，认为若以是否能够迅速产生经济效益作为衡量科学价值的标准，必然导致基础学科被边缘化，进而影响国家长远发展的根基。

在他看来，这种“庸俗肤浅之议论”并非无关紧要，而是足以误导科学政策、贻害百年。以动物学为例，秉志指出这一学科在当时常被视为“无关建设之学问”。然而，在他的科学观中，动物学与农、林、医、药、卫生等领域具有密切关系，是多门应用学科不可或缺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动物学与进化论、生物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密切相关，其价值并不能以短期产出衡量。

通过为动物学“正名”，秉志实际上是在为基础科学作辩护。应当看到，这种辩护并非出于学科私见，而是源于他对科学整体运行逻辑的清醒认识。秉志认为，科学的发展具有长期性与累积性，其成果往往在较长时间后才显现出来；若仅以眼前成效作为决策依据，势必削弱理论研究与基础学科的生存空间，从而影响国家未来的持续创新能力。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他强调“各种科学，须一齐前进”，反对偏废与失衡。在同期发表的相关文章中，他进一步指出，国家既以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与科学本身的发展为目标，就应重视理论探索与学术研究的整体推进。由此可见，《发刊辞》所体现的，并非一时一地的政策建议，而是一种面向长远的科技发展战略。

全面发展，培育人才

在整体科学观之外，秉志在《发刊辞》中尤为关注的是青年人才的培养问题。在他看来，科学事业的持续发展，最终取决于是否能够形成稳定而充满活力的人才梯队。新中国成立后，科学研究与教育事业面临全面重建的任务，如何引导青年学子正确认识学科价值、安心投入长期研究，成为摆在科学界面前的重要课题。

对于青年学生而言，秉志强调的是志向与耐心的重要性。他指出，凡对动物学“感有兴趣，天性相近者”，应当及早系统学习，力图深造，而不应因一时的功利考量而踌躇观望；而对于未从事该学科者，也应消除轻视态度，认识到不同学科在整体科学体系中的必要性。他强调学科平等与学术志趣，体现了他对学术生态健康发展的深切关注。与此同时，秉志并未将责任完全寄托于学生个人。在他看来，大学与教师在人才培养中同样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高校不仅应适当扩大相关专业的招生规模，更应鼓励学生深造，形成稳定的研究队伍；教师则应尽心教学、以身作则，引导学生在扎实训练中逐步形成严谨的学术态度。唯有师生共同努力，才能推动学科真正实现持续发展。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秉志对创办《动物学杂志》寄予厚望。他希望这一刊物不仅推动学术研究、为研究者提供交流平台，也能为从事教学者与有志于动物学的青年学子提供可靠的参考与支持。在他的设想中，学术期刊并非单纯的成果发表场所，而是联结研究、教学与人才培养的重要纽带。

通过反复强调青年人才与学术环境的重要性，秉志实际上将科学发展的核心问题落脚于“人”。在他看来，科学的全面发展，不仅意味着学科布局的均衡，更意味着一代代研究者在良好制度与价值引导下，得以安心从事长期而基础的学术工作。这一认识，与他在整体科学观中所反对的功利主义取向一脉相承。

作为中国近代生物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秉志毕生致力于发展中国人自己的科学事业。他筚路蓝缕、殚精竭虑，既推动了生物学研究的制度化进程，也在思想层面留下了关于科学何以立国、学术如何传承的深刻启示。重读这份写于新中国科学事业起步阶段的文稿，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秉志关于动物学发展的深层思考，也让人更加确信——尊重基础、统筹学科、涵养人才，是一切科学事业得以持续发展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