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学者若径以某种书面史料纠正当事人的“错误”， 未必是知识的力量， 可能还是史学的悲哀

如今做偶像很难，粉丝稍多，就有人出而打击，刀下专斩有名之偶。陈寅恪这些年名声颇著，几乎到被人“言必称”的程度。很多基本不看其书的人，也都知道他，甚而不时议论他。然而也有一些人，就因为他被频繁提及而不爽；甚至还有认真研读过其学说的人，也因为别人太爱援引陈的论著，无意中总想证明他没那么高明。这样出名实非陈先生之所愿，想来真有点冤枉。

近年陈先生姓名的读音也成为问题，已有好些讨论的文字。陈寅恪之“恪”字的读音，既可读若kè，也可读若què。研究陈先生的专家施耐德（Axel Schneider）注意到，陈先生在德国大学注册时使用的是Ch’enYin-k’o，其用英文发表的论文也如此署名（k’o即今日拼音之kè）；他也知道陈先生在中国是以陈寅恪（què）闻名，而且他的大多数学生今天仍这样称呼他。故施教授谨慎地说：“陈本人较喜欢哪种读法，至今仍无法论断”。

但就此发议论的多数国人反不特别尊重“名从主人”这一中国惯例，似乎非在两种可能中做出一种选择不可。近年偏“创新”者大体倾向读若kè，他们多较年轻，甚至连陈先生的学生也未曾见过，其所看到的西文署名基本也与施教授之所见同，却自以为拿到了铁证，常据此做出“科学”论断。

其实两种读音都为陈先生自己所用，不过一以对内，一以对外而已。我们真应该学学施教授处理史事的分寸感，让两者获得双赢，而不必否定其一。施教授并提出，Ch’enYin-k’o的用法可能是早期中国护照发放机构的书写方式所致。这既是一种可能，也提示了可以思考的途径。

以前中国读书人不像现在那么在意于填表，当年留学之人更觉某些“细节”问题不必“与洋人拖泥带水”（借用傅斯年语），故常采取某种“以夷制夷”的态度。曾留学德国，任过不少大学校长的胡庶华说，“我们中国人的年龄，是外国人猜不着的。有许多留学生，年纪已经很大，并且家里已经结婚生了儿子，一到外国警察局报到，往往填二十岁左右的年龄，而且写上‘未婚’”。因为按外国风俗，“已经结婚的人而离开家庭十年八年是不可思议的怪事”。胡氏自己便如此，他到德国已28岁，但其“护照上只写年龄二十岁，未婚”。

那时很多留学生表格中的“宗教信仰”一栏，也显得百花齐放。因为多数中国人其实可以同时尊崇多神，而又尚未达到西方所谓“信仰”的程度；其所尊崇的那些神本身，往往也未必达到学理上“宗教”的程度。然而这是外国人当年特别看重的，好像又不能不填。据说蔡元培在外国填表，就说其信孔教。我们知道他至少反对学校读经，完全不像一位信仰孔教的教育者，可知他们填表时真没拿老外当回事儿。

陈寅恪大概也和这些出国留学人员一样，填表时或遵夷夏有别的原则，取入乡随俗的态度。对那些不谙华夏正音又舌头转换不灵的外国人，不妨权宜处之，姑取一他们易发之音，可说是“一名两制”。其所印对外的拼音名片，大约也遵循同一方式。所谓于入乡随俗之中，已寓通融宽待之意，最符合“以夷制夷”之道。

这当然更多是我的猜想，我也无意为陈寅恪姓名的读音下“正确”判断。据我所知，与陈先生接触过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取què的读音。陈家女儿和一些陈先生的学生都健在，问题本不难解决。但这方面的争议及其一些人的论证方式，似可引起我们的反思：对于不能起当事人于地下而回答的历史问题，我们又怎么办？进而言之，历史问题真是一事仅有一个排他性的“正确”答案吗？

我们不必太迷信置于“秘藏”的档案，其实档案也是人造的，而且是在特定语境之下为特定目的而产生出来的。陈寅恪在外国填的表格，就可尝试从这一视角看。有时书面史料不一定就比口述史料更可靠——如果陈家人及其学生都读若què，而有学者竟能以某种书面史料“科学地”纠正上述人的共同“错误”，这是知识的力量，抑或史学的悲哀，还真不好说。（罗志田）

转自 南方周末 2009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