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罗达仁(1944哲学）

1943年底，我联大哲学系四年级毕业应征作美军译员。1944年三月一日进译员培训班作原计划为三个月学习，始未料及，我才学习两周便被分配了。三月十五日下午，我被通知去开会，与会的约三十人。戴世光教授讲话，宣布了这次提前分配的名单和派遣的单位：有十六名分到驻印度美军，其中有我；其他分到国内两三个单位。

第二天上午我们十六人由教务长樊际昌教授带领坐车到巫家坝飞机场。开始是一美国人给我们讲话。在一飞机旁的坝子上，我们站成一个半圆圈围着他，他肩上挂着像一个长形的大背包，挂着中尉的官衔，他把背上的“背包”甩下来说：“这是降落伞，每人发一个，很可能你们今天用得上，我先教你们如何用。”他做了一个示范的动作，如何拴在肩背上，如何拉伞的手把，“第一要紧的事，要沉着，不管有什么变化，遇到敌机截击，或者中了敌人高射炮，或者遇到天气突然变化，都不要慌张，要听领航员的指挥。要你们跳下飞机时，窗门会打开，要一个一个挨着跳，不要争先恐后。跳下以后，拉把手不要太早、也不要太晚，伞张早了，会挂着飞机，开迟了，会跌在地上。要心里默念 one thousand， two thousand, three thousand（一千，两千，三千），念完了就马上拉手把。但要念得不快不慢，像这样。”他念了三遍，不快不慢，念完用手拉一下，做做样子。“就像我这样念，念快了念慢了都不行。”最后他说，“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樊教授怕我们没有全听懂，便把刚才美国人说的话用汉语重复了一遍。他观察到有些人脚在打颤，便说：“你们也不见得会遇险，只先作个准备，不用害怕，要注意的是千万要听指挥，千万不要慌张！”我们向他告别，转身向已打开大门的飞机走去。走到入口处，我转向一望，望着联大的方向，望着学校后面朦胧的远山，“别了，也许是永别了，我心爱的母校！我亲爱的祖国！”

飞机是架运输机，空荡荡的机舱，只装载我们１６位翻译人员。我开始背靠后舱壁，后来我挪到左窗下，坐在自己的背包上。望了一下自己的同伙，他们个个似乎没精打采在打瞌睡。我也想埋头入睡，管他死活，听天由命。但我无论如何睡不着，侧身往窗外望去，一片湛蓝色的天空。也许飞机还在昆明或离昆明不远的上空，多美丽的昆明的天空啊！不久，飞机不断爬高，天气渐趋寒冷，我赶紧裹紧大衣。随后，我觉得机身在颤抖，眼前黯淡，窗外蒙蒙细雨，飞机突然上下颠簸。我早知道，从昆明飞往印度，危机四伏，凶险异常。日本零式战斗机有时突然从云层扑下，美国运输机无处藏身；有时日本高射炮从地面射来，也难以躲闪。然而运输机经常遇险的是，驼峰航线要飞越高黎贡山、怒山山脉、横断山脉等高山。高山之间，激流峡谷，丛林沼泽。我们大概正在飞越这些高山深谷吧……我想下面就是可怕的野人山了。我早就听说，野人山里，豺狼虎豹成群，几丈长的大蟒蛇，两米多长的巨蜥，还有蚂蝗、食人的巨蚁。只要落入这阴森恐怖纵横数千里的原始森林，几乎无一人生还。我在机上独自沉思冥想，不觉打起盹来，不知又过了多久，机身突然震动我像被人抛了起来。我从梦中惊醒，同伴们也惊醒了，都张皇失措，茫然相望。这次机身震动远比上一次更可怕；不只上下簸动，而且左右摇晃，飞机像只被打伤的鸟，在空中飘荡，找不到自己的窝。天色变黑，雷电交加，电光就在窗前闪击，大炸雷似乎就在头上炸响；这下我紧张了，似乎大祸就要来！大概我们在试图飞越“世界屋脊”了。我突然想起在译训班时就听说，飞越喜马拉雅山十分艰险。喜马拉雅山山脉横亘印度北方和西藏之间，世称“世界屋脊”，一般高达两万英尺以上，有七十多个山峰高达二万五千余英尺。而当时飞机性能最高只能达到两万英尺，因此不得不选择山脉凹下的地方迂回低飞。那一带有不少冰山雪谷，气候极为恶劣，不时有暴风雪、飓风，甚至雷暴，有时还有高强气流；飞机如果迷失方向就会挂在冰峰上，飓风和雷暴会打断飞机的翅膀甚至打得粉碎。 心里不禁恐慌起来，但一想到临上机前美军中尉和樊教授再三叮嘱，要临危不惧，一定要沉着！我强制自己镇静下来。我环顾我的同伙们，坐得远的看不清楚，靠我近的一个个都呆若木鸡，动也不动。于是我也埋下头打瞌睡。大概没有多久，我发现四周安静了，我向左边窗外一望，绚丽的阳光照耀在不远的发出银光的山巅上。飞机沿着山边飞行了一阵，忽然窗外变得黯淡，没有异样，飞机飞得比以前更加平稳，不久，眼前豁然开朗，一片平原，一览无余。

“我们到了！我们平安地到达了！”我们大家不禁欢呼。大有“大难不死”的轻松感！

到了印度，我先后被分配到野战医院、十四医院、二十医院当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