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夏天,我从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毕业。当时这是山东全省惟一的一所高中,各县有志上进的初中毕业生,都必须到这里来上高中。俗话说“千军万马独木桥”。济南省立高中就是这样一座独木桥。
当时的北平有十几所大学,还有若干所专科学校。学校既多,难免良莠不齐。有的大学,我只闻其名,却没有看到过,因为,它只有几间办公室,没有教授,也没有学生,有人只要缴足了四年的学费,就发给毕业证书。等而上之,大学又有三六九等。有的有校舍,有教授,有学生,但教授和学生水平都不高,马马虎虎,凑上四年,拿一张文凭,一走了事。在乡下人眼中,他们的地位就等于举人或进士了。列在大学榜首的当然是北大和清华。燕大也不错,但那是一所贵族学校,收费高,享受丰,一般老百姓学生是不敢轻叩其门的。
当时到北平来赶考的学子,不限于山东,几乎全国各省都有,连僻远的云南和贵州也不例外。总起来大概有六七千或者八九千人。那些大学都分头招生,有意把考试日期分开,不让学子们顾此失彼。有的大学,比如朝阳大学,一个暑假就招生四五次。这主要是出于经济考虑。报名费每人大洋三元,这在当时是个不菲的数目,等于一个人半个月的生活费。每年暑假,朝阳大学总是一马当先,先天下之招而招。第一次录取极严,只有极少数人能及格。以后在众多大学考试的空隙中再招考几次。最后则在所有的大学都考完后,后天下之招而招,几乎是一网打尽了。前面者是为了报名费,后者则是为了学费了。
北大和清华当然是只考一次的。我敢说,全国到北平的学子没有不报考这两个大学的。即使自知庸陋,也无不想侥幸一试。这是“一登龙门,身价十倍”的事,谁愿意放过呢?但是,两校录取的人数究竟是有限的。在大约五六千或更多的报名的学子中,清华录取了约两百人,北大不及其半,百分比之低,真堪惊人,比现在要困难多了。我曾多次谈到过,我幼无大志,当年小学毕业后,对大名鼎鼎的一中我连报名的勇气都没有,只是凑合着进了“破正谊”。现在大概是高中三年的六连冠,我的勇气大起来了,我到了北平,只报考了北大和清华。偏偏两个学校都取了我。经过了一番考虑,为了想留洋镀金,我把宝压到了清华上。于是我进了清华园。
同北大不一样,清华报考时不必填写哪一个系。录取后任你选择。觉得不妥,还可以再选。我选的是西洋文学系。到了毕业时,我的毕业证书上却写的是外国语言文学系,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改的。西洋文学系有一个详尽的四年课程表,从古典文学一直到现当代文学,应有尽有。我记得,课程有“古典文学”、“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学”、“英国浪漫诗人”、“现当代长篇小说”、“英国散文”、“文学批评史”、“世界通史”、“欧洲文学史”、“中西诗之比较”、“西方哲学史”等等,都是每个学生必修的。还有“莎士比亚”,也是每个学生都必修的。讲课基本上都用英文。“第一年英文”、“第一年国文”、“逻辑”,好像是所有的文科学生都必须选的。“文学概论”、“文艺心理学”,好像是选修课,我都选修过。当时旁听之风甚盛,授课教师大多不以为忤,听之任之。选修课和旁听课带给我很大的好处,比如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和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就影响了我的一生。但也有碰钉子的时候。当时冰心女士蜚声文坛,名震神州。清华请她来教一门什么课。学生中追星族也大有人在,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们都到三院去旁听,屋子里面座无虚席,走廊上也站满了人。冰心先生当时不过三十二三岁,头上梳着一个信基督教的妇女王玛丽张玛丽之流常梳的纂,盘在后脑勺上,满面冰霜,不露一丝笑意,一登上讲台,便发出狮子吼:“凡不选本课的学生,统统出去!”我们相视一笑,伸伸舌头,立即弃甲曳兵而逃。后来到了五十年代,我同她熟了,笑问她此事,她笑着说:“早已忘记了。”我还旁听过朱自清、俞平伯等先生的课,只是浅尝辄止,没有听完一个学期过。
西洋文学系还有一个奇怪的规定。上面列的必修课是每一个学生都必须读的;但偏又别出心裁,把全系分为三个专业方向:英文、德文、法文。每一个学生必有一个专业方向,叫Specialized的什么什么。我选的是德文,就叫做Specialized in German,要求是从“第一年德文”经过第二年、第三年一直读到“第四年德文”。英法皆然。我说它奇怪,因为每一个学生英文都能达到四会或五会的水平,而德文和法文则是从字母学起,与英文水平相距悬殊。这一桩怪事,当时谁也不去追问,追问也没有用,只好你怎样规定我就怎样执行,如此而已。
清华还有一个怪现象,也许是一个好现象,为其它大学所无,这就是“每一个学生都必须选修第一年体育,不及格不能毕业。每一个体育项目,比如百米、二百米、一千米、跳高、跳远、游泳等等,都有具体标准,达不到标准,就算不及格。幸而标准都不高,达到并不困难,所以还没有听说因体育不及格而不能毕业的。
摘自 季羡林《清华园日记》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