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对清华岁月的点滴回忆

○王伯雄（1970精仪）

1965年夏，我考上了清华大学。8月下旬的一天，我来到了美丽的清华园。校园里是一片迎新的气氛，礼堂前的横幅“欢迎你——未来的工程师”显得格外醒目。迎新的老同学把我带到我的宿舍楼——七号楼，我在清华的生活便从那天开始了。

红专大辩论

1965年的冬天，作为大学生政治思想教育重要的一环，学校也在我们这一届新生中开展红专大辩论。辩论的目的是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目的，做到政治上红，业务上专，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当时，国际上正值反帝反修，国内反修防修的口号提得很高，因此在这个时候开展这场辩论，其意义和以往历届的红专辩论相比，就显得更大。大家学文件，亮思想，开辩论会，写总结，每位同学都十分认真和投入。有的同学把平时的一些细小的事情，如食堂吃饭浪费粮食，买一些当时算作是奢侈品的东西等，都提到资产阶级思想反映的高度来认识和批判，而更多的辩论则是集中在究竟什么是“白专”，什么是“为革命而学习”，如何才能算“又红又专”等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正值青春年少，无拘无束，大家敞开思想，争论得十分激烈，有时甚至在晚上熄灯后还躺在床上继续争论。班主任和辅导员也不失时机地从辩论中找典型，引导辩论的正确进行。总之，这场辩论给我们在政治思想上的教益是很大的，使我们明确了学习的方向，提高了学习的动力，全班在后来的学习和各项活动开展上都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京密引水渠工地劳动

来校后不久，我们就参加了为期6天的京密引水渠工程义务劳动。这是当时北京市的一项重大工程，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都参加了工地劳动。学校让我们新生参加这项活动也是要培养我们的劳动观念，不忘记我们是劳动人民的一员。每天清晨，我们集队步行去工地，路上要穿过圆明园。当时的圆明园还不是公园，还保持着它的荒凉和自然。我们走在田埂上，处处可看到未收割的水稻田。小溪的水清澈见底，有小鱼在其中游荡。绿树掩映着圆明园宫殿的断垣残壁，蓝天白云之下显得格外的肃穆庄严。而工地上则是另外一番景象：人山人海，红旗飘扬，高音喇叭里播送着学习雷锋的歌曲。有挖土的，推小车运土的，夯土筑堤的，一片热火朝天的气氛。清华大学的校旗在工地上迎风飘扬，我们也从形形色色不同的旗帜上知道参加工地劳动的其他院校和机关单位，大家都是为着建设北京的目的来参加义务劳动的。正是年轻力壮，又加热情满怀，我们干活根本不知道累。午饭是学校做好后送来的，一般都是包子加鸡蛋汤，十分可口。到下午4点左右，我们便收工返校。我们唱着《打靶归来》的歌曲，一路说说笑笑，心情十分舒畅和愉快。

三院教室

学校为我们大一新生都分配有专用自习教室，我们系五个班的自习教室当时是在二院，地址在同方部的北面。如今二院教室已经不存在了。这原是一排带有走廊的老式平房，里面没有暖气，冬天时是生火炉的。白天，各教室作为外语课和数学、物理等小班辅导课的教学，晚上便作为我们的专用自习教室。平常，我们有什么集体活动也在那里举行。尽管同学自习都可以像老生那样，一吃完饭便急急忙忙地到图书馆、一教、二教、阶梯教室等地方去占座位，但我们更愿意来专用教室自习。在这里同学间能够有更多的接触，有问题可以更多地自由讨论，用不着去为占座位而操心。而更方便的是，能够在这里举行各种班集体活动。

记得是1965年12月31日，班里举行元旦联欢晚会。教室里张灯结彩，平常成排的课桌围成一圈，桌子上放满了花生、瓜子和水果。同学们各显自己的文艺才能，演出自编的节目，共祝新年快乐。有唱歌、说笑话、数来宝、演奏乐器，我们的班主任曹芒老师还拿起两块红绸子跳了个东北大秧歌。大家畅谈半年来的学习和收获，展望即将到来的一年，充满着憧憬和希望。

校文艺社团的学生还组成小分队到各班来为我们演出高水平的节目。我当时是校文艺社团口琴队的成员，我们队也到各个系去演出节目。而在当时的西大饭厅里更有数千人的大联欢，大家载歌载舞，沉浸在迎新辞旧的欢乐气氛中。当1966年新年的钟声敲响时，全校一片沸腾！这是我第一次离开父母在外过元旦，第一次、但也是在大学五年中唯一一次参加全班举行的元旦晚会，因为就在这一年5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快车在我们的人生路上拐了个大弯，中国从此陷入了十年的浩劫和混乱，我们每个人的命运也都跟着发生了变化。

新工人

1970年3月，我们毕业了，我被分配留校。我和我系留校的其他同学一道分配在精密仪器系工厂跟班劳动。我所在的班组是磨工组，每天的工作是开磨床加工零件。实际上，还在毕业前、工宣队进校后，我们就已经分到精密仪器系工厂参加劳动，接受再教育。刚参加工作没有职称，按照以前，我们都应当是助教。可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已经是“臭老九”，名声不好听。于是当时的工宣队便给我们“零零”和“零”字班的留校毕业生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新工人。尽管也算是工人了，但前面却加了个“新”字。这个“新”却不是新旧意义上的新，实际上还是把我们区别于真正的产业工人。于是，在我们的工作证“职称”一栏中便写上了“新工人”三个字。外单位的人都不理解“新工人”这个称呼的含义，不止一次碰到有人问我，说你明明是老师，为什么叫工人，而且是“新”的工人，这是你们学校的什么职称？我要费很大功夫来给他们解释。但“新工人”却代表了清华的一个特殊群体，是在特定年代产生的一个特殊称呼。以至于我们在校内互相碰到时，有时也要问一声：“你是新工人吧？”如果回答是，那就觉得特别亲切。

我在工厂劳动的这段时间，使我有机会从实践中学习知识，向工人师傅学习，尤其是制造和加工工艺的知识，这是任何书本和课堂上都学不到的，十分难得。这一点在我后来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深有体会，而且得益匪浅。

1972年后，我被抽调到精密仪器教研组，从此开始了我的科研和教学生涯。我参加了讲课、编教材、带学生实习等教学活动，同时参加一项重要的科研项目，一切都是边干边学。在干业务的同时还要参加“斗批改”，还要经受“文革”的磨炼。“文革”后的1979年我考上了研究生，毕业后又被国家公派到德国柏林工业大学进修。回来后承担了更多的科研、教学和管理工作。90年代，我二度出国，到德国亚琛工业大学Pfeifer教授的研究所做客座研究，从此开始了和他长达十几年的合作。科研上，我承担了国家863、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等一系列项目，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和奖励。教学上，我主讲的“测试与检测技术基础”课，经过十来年的精心打造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获清华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我连续五届被评为清华大学研究生“良师益友”称号，同时在2009年还荣获了“清韵烛光——我最喜爱的教师”奖。

今年的校庆将是我们毕业40周年纪念，此时此刻，我更想念当年的同窗好友。4月的清华园将是春风浩荡，万紫千红。那满园开遍的紫荆花象征着清华的精神，也象征着千万学子依恋母亲的寸草之心！“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让我们重聚清华园，回顾那逝去的非凡岁月，畅叙友情，共同为清华大学的百年辉煌欢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