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敏(1961动力)
2010年10月,我携同老伴去上海参观世博会。刚一踏上上海的土地,即刻涌上我心头的就是倪天增!掐指一算,他先我们而去已有18个年头了。倪天啊倪天,你今日如果还在该多好!
杜敏学长与夫人同游世博
田径队跨栏组合影
跨栏组组长喊集合,左起第8人是倪天增,第10人是杜敏
1992年末,一封同学的新年贺卡带来一个让我非常惊愕的消息:倪天在北京突发心肌梗塞逝世!一下子我好似被打了一闷棍,颤抖的手令卡都掉到了地上,好久都缓不过来。
倪天啊倪天,你才50刚出头,怎么就走了呢?你年轻有为,担任上海市副市长9年,上海市民称你为“平民市长”,“风雨市长”;朱镕基赞你为“市民的公仆”;你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为上海的市政建设费尽心机,操劳过度。倪天啊,上海人民还需要你,我们的国家也需要你呀!还有,咱俩的承诺都还没兑现你就走了,走得这么早、这么急!
在清华读书时,朱学锷、倪天增和我都是校田径代表队队员,小朱是短跑组的,我和倪天是跨栏的。由于我和小朱是动力系同班同学,倪天虽是建筑系,但我们却同届,再加上机械系高班的钱匡,我们四人性情相投,天天都在运动场上一起流汗,互相切磋,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我在《清华校友通讯》复42期上曾发表一篇《过去了四十个春秋》中,叙谈了当时我们田径队跨栏组里,说不出是什么原因,互相间的称呼都亲切地只叫前面两个字,如倪天(增)、钱匡(武)、杨忠(润)、李茂(永)等等。而对跨栏组外人员,哪怕是非常熟悉的好友,如短跑组的朱学锷,就从来不叫他朱学,而只昵称他小朱,或直呼朱学锷。跨栏组的这一习惯,一直延续到毕业,到工作之后,甚至他当上了上海市副市长后,我写信、见面时,仍然亲切地叫他倪天。
我进入跨栏组的过程,在那篇文章中已描述过了,倪天的情况和加入的时间同我差不多。其实我俩的身体素质,拿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实在太一般了。我只有1.70米高,身子还比较单薄,入队后让我专攻200米低栏兼400米中栏;而倪天呢,身高也才1.76米,这在那年代就算高的了,他的身板比我要壮实一点,所以就让他专攻110米高栏。
跨栏和撑竿跳,是公认的田径运动中技术性较高、难度较大的两项运动。就我俩这样的身体状况,并不是跨栏的“上等材料”,我们知道应该从其他方面去弥补。于是我们除了参加全体每日下午近两小时的训练外,还在早上起床后到体育馆进行拉伸、压腿和弹跳练习,以提高我们的柔韧性和弹跳力。
在50年代末,全国各条战线都搞大跃进,校代表队领导也应形势所迫,要求大家解放思想,大胆革新,订出高指标,努力去争取。于是我俩也憋足了劲,随大家一起提出了我的低栏要跑进26秒,倪天的高栏要跑进14.5秒,这都是接近劳卫制“运动健将”级的水平了!而且我们把一直稳占北京高校跨栏“一哥”的北京钢铁学院的楼大鹏当作我们的赶超对象。我们想方设法从各方面去提高锻炼的效果,例如我和倪天都做了沙袋,除了睡觉之外,我们都把它紧紧地绑在两个小腿上,盼望能提高我们的腿部力量。
锻炼有时是很单调的,动作又是不断重复的。所以我同倪天在锻练的时候,经常是边练边聊。所聊内容,则是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天文地理,家庭状况等等。当他听出我有时还背着家庭出身不好的思想包袱时,不时地开导我,要我千万不要泄气,只要努力学习,有了真本事,党和国家都需要。有一次,聊到了我的家,特别是聊到我家的那个花园时,他很感兴趣,不停地追着问个没完。
我家远在贵州省遵义县(现已改为市),以前我家住的是一幢二层小楼,从二楼露台望下去,有草地、花木和一个篮球场大小的鱼池;池中有一个五角亭,一条弓字型的木桥将亭与陆地相连;池的周边都是用火山石砌成的围栏,池中有各种颜色的鱼在畅游;池的两边有三棵大树,枝桠相交,形成一个巨大的“天棚”,遮挡了大半个鱼池。每到秋夏之交时,树上的梨、柚子成熟了,是这里最热闹的季节。
倪天听后说:“你小时候的居住环境挺不错吗,蛮像江南的园林,可又有它自己的特点,以后找个机会去看看。”我明白,他是学建筑的,对于美丽的风景当然感兴趣。可是,我却给他泼了盆泠水说:“可惜,没有了,全都没有了!”“为什么?”倪天惊讶地问。“城市中心地段哪能允许有私家花园,何况还是地主家的,花园连同周边的房舍全都被没收了,推倒了,树也砍了个精光,水池也填了。”我的话语中,渗透着一些感伤与无奈。
我俩都无言了,静静地沉默了片刻,他突然对我说:“杜敏,你根据记忆,画张草图给我,将来我给你设计,重新再建一个包你满意的花园,好不好?”
“什么?别逗了,你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你是在做梦吧?那是地主、资本家享乐的玩意儿,绝对不可能了。”我边说也边笑了。“不,修建一个公园,把那种庭院的气氛融合进去,供大家享用,有什么不可能的?你就等着吧,总有一天,我会邀请你来参加公园的开园礼。”
“当真?”“当真!”我俩说着,还钩了手指。毕业后,我去了东北,他回了上海。
1963年7月13日,我在施工中不幸受了重伤,大腿股骨骨折。半年后,我还在伤后的恢复休养时期,收到他一封信,他询问我受伤的过程和伤后的恢复情况。当时,我真有些诧异,他是怎么知道的?可能是别的同学告诉他的,他还知道我伤后调到长春电力学校任教。我在长春一直工作到1984年。
倪天还知道我有调回南方工作的心愿。刚进入80年代,他在一封信中告诉我一个信息:杭州要成立一所电力学校正在招聘人马,如果我有兴趣,可以毛遂自荐去试一试。那时他担任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局长助理。
我果真动了念头,老伴也同意。于是立刻动笔给浙江省电管局写了一封自荐信。对方非常痛快,他们一是看我出自清华,二是看我在资历较老的长春电校任职教务科副科长。他们二话没说,就回信给长春电校商调;还听说,他们已初步商定让我担任副校长。
调动工作的程序进行得很顺利,一切手续都办得差不多了,就等着杭州来调令。我们一边等一边着手做些举家南迁的准备。可是,我们左等右等久久都没有消息。甚至比我后申请的另一位老师先收到调令,全家人都走了。这一来,我才有点慌神了,便请先走的老师和杭州的亲戚前往打探。两边的回音相同:杭州电校收到一封来自东北的匿名信,该信揭发我为了调入杭州而行贿了。事后得知,那位匿名者是哈尔滨电校的一位同行李某写的。我曾在私下交谈中,毫无防备地坦承告之我要调去杭州,想不到他听后也动心了,而且动的是整人利己的贼心。他可能自知不是对手:我是清华毕业的,他是一所不知名学校;我是副科长,他什么都不是。可悲呀,还是个老师呢!
最后,我告诉杭州电校:我不来了!请你们将我的档案材料立刻寄回!1984年夏季,我顺利地调至昆明的云南工业大学,一去就担任热能动力教研室主任。一个中专,一个是大学,这才是坏事变成好事呢。
1986初春,我从昆明去宁波参加学术会议,会后准备从上海返昆。一到上海,突然就想到何不去看看倪天?但我没他家的住址,那时电话又远没普及,于是来到上海市政府。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在等了将近一个小时后见到了倪天。我奔过去用力握着他的手,脱口而出:“倪天,不,倪副市长!”
“什么副市长哟,还是叫倪天听起来又亲切、又舒服!”他拉着我的手走向沙发,挨着各坐一边。他关切地问我的腿怎么样,全好了没有,走路有没有妨碍?
我问他:“怎么样,升这么大的官,好当吗?”“不好当,真的不好当!实话告诉你,我只有15分钟的时间同你见面,这还是从两个会议之间挤出来的,刚才还让你等了那么久。没办法,会多,文件多,还是专门搞技术好。我是分管上海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全国甚至全世界都看着上海,上海的建设和发展,一定程度上就代表了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可是,上海上交给国家的资金是北京的好几倍,而国家下拨给我们的经费,却只有北京的几分之一。你说说,我这个市长好当不好当?”
因为他太忙没能多谈,我只好依依不舍地向他告别了。他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和家的地址。
再见倪天时,我已经到香港了。我是1989年春到香港的,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推销员,专门推销燃油小锅炉。等到我坐满一年的“移民监”之后,公司立刻就派我到内地推销专供制衣厂、大宾馆、酒店、医院等用的燃油全自动小锅炉。1991年春我再度到上海,首先想到的就是约见倪天。
这一次我按约好的时间再去上海市政府。我俩长谈了三个多小时,他招待我吃了晚饭才告别。在饭桌上,他竟然还记得我俩拉钩的事,他说:“怎么样,你到香港了,记住,赚够了钱来请我去设计你的花园洋房哟。”我当即回答;“好的,我还以为你当了大官,把这些小事忘了呢,这回该我说了,等我发达了,来请你去帮我设计。”
可惜啊,这次分别竟然是我俩的永诀!
从这次交谈中我才知道,江泽民、朱镕基同志任职上海时期,为上海做了不少工作,倪天还与他们共事了一段不短的时间,颇得朱镕基的赏识。他也得到了上海市民高度的评价,说他“十年倾心宏观事,壮年青丝白了头”。倪天主持了上海美术馆、龙柏宾馆、华亭宾馆、上海火车站、虹桥国际机场候机楼等的设计;规划了上海的地铁、南浦大桥、杨浦大桥和浦东新区的开发;又抓了上海的煤气化、防汛堤、河流污水处理,等等。他给上海人民留下了很多,很多,可自己却两袖清风。他去世后,上海市政府追认他为“上海市城市建设特等科技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