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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明薇（1967建筑）

我于1961—1968年在建筑学院学习期间和在女篮打球时和承宪康老师并不很熟，和他接触多了是在毕业之后。80年代他曾带学生到第二汽车制造厂实习，在湖北山沟里见到他就像见到了娘家人，备感亲切。70—80 年代到北京出差匆匆往返，很少有机会回清华。1996年他曾带信给我老伴胡方纲说艾知生学长病重，如我们到北京，他可安排我们去看望艾知生同志。我们在秋天刚好有机会同时在北京，承老师很快就联系好我们一起去广安门中医医院去看望艾知生同志。我们很感谢他给我们这个机会。我还记得2004年我再有机会去清华，先打电话给承老师，他约我在工字厅见面，然后带我到东大操场去看新体育场和新游泳馆，细致地给我介绍清华游泳跳水队的训练和目标。又一路介绍新的学生宿舍紫荆公寓和新的食堂。看到学生住宿和伙食有如此大的改善，我真为80后的学生们感到庆幸。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承老师一点不感到累，还坚持要带我去西区看新扩建的图书馆，是建筑学院关肇业教授的杰作。扩建部分和原建部分结合的那么自然、和谐，保留了原来的建筑风格。新的理工学院，也都是关先生的作品，用的是红砖，与原化学馆风格统一，不是风靡一时的玻璃幕墙，感觉很舒服，又节能环保。承先生一路走来，侃侃而谈，我真感谢他为我这样细致地介绍清华的发展。我说以后一定常来学校看看。从此我每次回清华一定给他打电话，一定去看望他。

右起：承宪康、李蒙、余明薇（2004年9月）

2004年9 月，清华大学体育代表队成立50 周年庆祝大会之后，承宪康老师和女篮老队员合影。前排左起：韩世温、韩素云、孔宪梅、郭樊玲；中排左起：承宪康、刘艳芬、孙志香、李蒙、朱昌珍、涂霓仙、庞玉馥；后排左起：于志敏、倪乃先、刘琴惠、余明薇

承宪康老师2009年体检发现肝癌以后，得到校领导的直接关怀和照顾，贺美英学长是校友总会副会长，是承老师的直接领导。她和校领导为承老师制定了周密的治疗计划。征求承老师本人意见，不作手术，做保守治疗。学校为他找到最新抗癌药物，作为进口新药的志愿实验者，也解决了高昂费用问题。承老师坚持走过了多次化疗、放疗的痛苦过程。因他多年过着单身生活，病后无人在身边照顾，学校为他找到了小时工，照顾承老师的吃饭、打扫卫生等。他多次表示，因为白血球降低，抵抗力也很低，医生告诉他不要见客，以防感染。他也告诉大家不要打电话，不要上门拜访；他说也不上互联网，因体力虚弱，需要更多休息。我们都尊重他的决定。去年此时，也曾在团委工作、和承老师一起主管代表队的张益同志突发急性肺炎去世，承老师坚持拖着虚弱的病体到八宝山和老战友告别，代表队老队员们才得以见到承老师一面。两年来我见过他两次，每次15 分钟。他每次都表示他很乐观，请大家放心；也请转告大家为什么不能常见大家，希望大家理解。去年百年校庆期间，我们老校友都互相告知不要去打扰他。去年十月，承老师主动给蓬铁权学长打电话，邀他去见面。谁知这就是他自己安排的和老朋友的最后一面。他亲自交待了他的遗愿。他说这是最后的话别，也不再见任何人了。为了减少组织的负担，也为了减少朋友们的麻烦，他拒绝了校方建议他入院治疗，也拒绝了年轻校友张伟斌自愿更多陪伴他的好意，坚持自己独自居住。所以我们都理解并尊重他的意愿，不去看望他，但大家心里都挂念着他的安危，都希望能有机会再见到他。

元月30日，女篮部分在京老队员在李玉娴家聚会，我说：“啊，我忘记带一张贺卡来，请大家签名送给承宪康老师。”于是有人提议：“我们到街上吃饭时买一张吧。”我们到街上买饺子时，走了几家商店都没有。第二天，部分代表队老队员在丛树人家聚会。我这次记住带来了贺卡，邀请出席聚会的人在贺卡上签名，然后给承先生送去。过去每年承老师及男篮教练曹宝源先生都会出席我们举办的联欢会。上一次在丛树人家聚会，是2010年4月。大家都知道承老师已和肝癌顽强斗争了两年以上，但无力回天，病情在逐步加重。由蓬铁权学长执笔，斟酌再三，写下如下的话：“宪康好学长，好兄弟：我们想念你，我们祝愿你在龙年吉祥康复。”实际上大家都心知肚明，怀着沉重的心情，逐个签上自己的名字。他们是蓬铁权、关仁卿、吴文虎、陈铭忠、周仲琪、王美娜、丛树人、胡方纲、张伟斌、余明薇。我告知女篮在30日聚会的队员，“我把你们的名字也都加上了”。她们是倪乃先、庞玉馥、李玉娴、孔宪梅和蒋薇。大家都是同样惦念着我们的承老师，好学长。

我亲历的这一天，不能不写下来，作为纪念承宪康先生的一段插曲。

2月6日，元宵节，北京天气极冷。家人劝我当天不要出门。可我感到当天必须把贺卡送到承老师手中，因为元宵节就是过大年的最后一天。如果见不到他，也要在当天把贺卡和一点小礼物送到同方部校友总会，请他们转交。我在凛冽的寒风中去到清华园，走到15公寓，就见到一辆急救车停在17公寓楼下，在寒风中不停地闪烁着蓝色的冷光。我的心一沉，不要是承老师有什么事吧！？等我走到17公寓楼下，才看到急救车就停在第三单元门口！

我记得承老师家好像在三楼的边单元，我爬上楼梯看到二楼的边单元门在开着。我就问楼梯口站着的救护人员：

“病人是男还是女？”

“是男的。”

“多大岁数？”

“70多岁。”

我想，就是他！一定是承老师！我不管可不可以，就冲进了他的屋里。只见承老师躺在简易的担架上，光着头，眼球有些突出，身上的棉被不能包住他的脚，急救人员打开他的棉背心，在测血压和心电图。我看到他的肚子肿得像7个月的孕妇。他大概是认出我，因为我是个女士，他想用手拉棉背心把赤裸的肚子遮盖起来。我就走到他的卧室门口，回避一下。我看到大门还是开着，冷风无情地从楼梯间向屋里吹着。我用手摸摸承老师的头和手说：“我们老代表队员派我来看望您。”

我想他当时还是听懂了我的话，他断断续续，痛苦地高声呻吟着。校办的人安慰他：“承老师，坚持一下，马上就到医院去了！”我想，依照他的性格，不是疼得不能忍受，他不会喊叫的。我不知说什么好，我只能默祷：“上帝啊，怜悯他，给他力量度过这最后的时光，让他认识你，给他平安和希望！”大家如果还记得，童年时代读过的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最后所描写的场景——有天使把承老师接回天家。

我对急救人员说：“你们再给他拿一床棉被盖上呀！”可得到的回答是马上就要抬上急救车了。急救人员检查完毕，把承先生用帆布带固定在担架上，再抬到一楼准备好的带轮子的病床上,他们叫我帮他们拿着两个急救箱到楼下急救车上。所以我也不能去给他拿另一床棉被。我看到他仍然是光着头，窄窄的棉被裹不住他虚弱的身体。急救车后门打开，里面没有热气，和外面气温一样，我可以想象承老师一定也冻坏了。连我，戴着毛线帽和口罩，围着厚厚的围巾，那天回家就感冒发烧了。我不知承老师，一个危重病人，怎么禁得起那凛冽的寒风？只怕更加重了他的病情。直到看着急救车开走，我还想着，我们还有机会到医院去看望他，把没有来得及送出的贺卡送给他，把大家对他的关心和怀念转达给他。

谁知，当天晚上承老师就进入昏迷状态，次日晚就离开了我们，终于解除了折磨他两年多癌症的痛苦，他静悄悄地走了，愿他安息。

承老师虽然多年单身一人，没有亲人在身边，但他并不孤独，他的高尚品格，无私奉献精神，他的领导，同事，学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特别是代表队老队员们，都把他看作我们的好学长，好弟兄，好朋友，始终关心他，互通有关他的情况，我们永远会纪念他。特别是记住2012年元宵节，今后每一年元宵节我都会想起这段经历。

自左至右：承宪康、张慕葏、刘玉桐、王凤生、马跃、胡方纲（2007年4月）

直到3月2日清华召开承宪康先生追思纪念会，这张未能及时送出的贺卡，由吴文虎教授在会上宣读并交到校办有关人员手中，而承老师没能看见也没有听见我们的问候。

我2月14日离京。未能参加3月2日承老师的追思会。我阅读了校友网上有关纪念承老师的文章。听到了更多令我感动的故事。我愿把我过去体会到的和最后所看到的一个场面真实地呈现给大家，即使令人悲哀，我也不想掩饰。

他病重之后，校办早有安排希望他住到校医院，可承老师事事考虑他人，先人后己，他愿把校医院仅有的4 间单人病房让给更需要的人住，自己坚持不去。校办在春节后联系了地坛医院（肝病专科有名的医院），准备当天—2月6日入院，护工也请好了。谁知承老师病情急转直下，无可挽回。

就是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承老师还是想着别人，而不是自己。真使我十分敬佩他。我也在想，如果中国能有几百万像承宪康老师一样的先人后己，不计名利的好干部，我们的国家就大有希望。

我真心希望我们每人到了最后时刻，那时当地的社区服务和急救站服务质量能大大提高，更有些人情味，更能为病人考虑，应当比现在强很多。

找到几张和承老师的合影与大家分享，愿他的音容笑貌永存我们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