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17日是著名学者、作家和翻译家杨绛先生百岁大寿。
6月底,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郑土生先生联络董衡巽、薛鸿时先生和我前往她老人家的府上祝贺。她像往常一样,端坐在书房兼客厅的单人沙发上,见我们进来,从容地起身相迎。接过董衡巽呈上的贺卡,看到上面的祝词“敬祝杨先生永远健康”,她一边表示感谢,一边笑道:“我享受林彪副主席的规格待遇了。”一场聊天式的贺寿聚会,就这样在谈笑中开始。
不少报道说,杨先生和在世时的钱钟书先生都反对做寿。这是不错的,但也不尽然。确实,他们都曾不止一次地婉拒相关单位的祝寿建议。他们一心扑在做学问上,惜时如金,不喜欢包括做寿在内的应酬活动。但是,他们对老朋友心怀挚诚,对晚辈关怀备至,日子久了总是叨念。友人、同事、晚辈平时不愿打扰他们,趁节日或借寿诞来拜望,他们的大门总是敞开的。我就看到,钱先生健在时曾欣然接受老友和司机送来的祝寿花篮。今年2月,我还看到杨先生客厅里摆着两篮火红的郁金香。她笑着说,这是一个“小情人”在情人节那天送来的寿花。她所说的“小情人”,据说是一位十分崇敬她的青年学子。
我们四人均为晚辈,但因都曾与杨先生共过事,对她一直以“先生”相称。董衡巽年长几岁,我们称他“老董”,杨先生也随我们这样称呼他。遵照钱杨两先生的为人之道,我们前来只是拜望,没带什么像样的贺礼,只有一份真诚的健康永驻的祝愿。而杨先生却以丰盛的瓜果招待我们。我们吃水果,她泡一杯清茶,果甜茶香,谈今叙往,其乐融融。
杨先生一头灰白的短发,面容清癯,但精神矍铄,记忆力惊人。多少往事,多少亲朋好友,好像都没有在她的记忆中淡去。她的视力也很好,阅读不成任何问题。她只是有点耳背,听人说话比较吃力。因此,郑土生约我每次前来看望,总是带着纸和笔,把想要说的话和请教的问题统统写在纸上。这次,也许是因为来客比较多的缘故吧,她戴上了平时不大情愿使用的助听器,这就不再需要“笔谈”,带来的纸张也就派不上用场。
杨先生生于1911年7月17日。她说,在时间上,她同英国小说家萨克雷有不少相近之处。为众多读者所知的,杨先生是以翻译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名作《堂吉诃德》出名的翻译家,其实她对英国古典文学有更深湛的研究,对萨克雷、狄更斯等19世纪的英国小说家尤为熟悉。萨克雷生于1811年7月18日,年数早她整整100年,只是日期晚她一天。她的入学、结婚和从业年龄同萨克雷也颇相近。谈过这些有趣的细节,她话锋一转道,萨克雷逝世于1863年12月24日,只活了52岁,“我比他长寿,只不知归去的日期是否会相近”。她这句近似黑色幽默的话语,令在场的人不知如何应答。同钱先生一样,她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只重今生,不信来世,也从不忌讳说“死”。十年前,她扛住失爱女和丧贤夫的巨大精神压力,“投入全部心神”翻译出版了柏拉图讨论生与死对话录《斐多》。此后,她还撰写过一篇专门谈“死”的文章,将人生的真谛阐释得极为透辟。她对我们说:“我现在患有心衰。这个病有两大好处,一是不传染,二是死得干脆,自己不痛苦,也不麻烦人。”这种豁达的人生态度,印证了她笔下的那些文字,令人不禁肃然起敬。
钱先生生前同杨先生达成共识,将他们的全部稿费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奖励好学上进、成绩优秀、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2001年9月,这笔基金启动,据报道,总金额是72万元。可是,近日有报道说,捐款金额是800多万元。董衡巽就此请教杨先生。杨先生说,两个数字都不算错。前一个是设立奖学金之初的数字。因为他们两人将著作版税也都捐出,估计现在总额将近一千万。为什么将版税也都捐出呢?杨先生说,她现在的退休金每月几千元,根本用不完,“又不想做守财奴,还要那些版税做什么”。“不做守财奴”这句话,使人不由想起钱先生生前说的那句话:“我姓钱就够了,还用喜欢钱么。”可敬的钱杨两先生,处世为人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
杨先生捐出稿费和版税后,还计划将一些收藏捐出去。有一次,我们向她请教客厅西墙上悬挂的那帧篆体条幅的来由。她说,那是晚清金石学家兼书法家吴大的亲笔。说到这里,她从书柜中拿出一方石砚。砚台不大,看上去很普通。她说,这方石砚的题款也出自吴大之手,她一直珍藏着。而就在她打开石砚的盒子时,我发现里边压着一张白纸条,上面写着:此砚为张之洞所用,捐给国家博物馆。一行端庄清丽的小字,分明是她老人家的亲笔。这方砚台的详细来历,我没有来得及询问。这也许是她收藏的最珍贵的文物,已准备好在身后捐献给国家。
老人家为人慷慨,但自奉甚俭。一次,她发现我带来用作笔谈的纸张是完好的尚未用过的白纸,就坚决不让用,而要我用她放在茶几上的发黄的旧纸。那是一叠她使用过的草稿纸,翻过面来整整齐齐地钉在一起。她说,读书人应该爱惜纸和笔。她的教诲令我汗颜,永铭于心。她这次同我们四人晤谈,穿着老式的短袖上衣和洗得有点发白的蓝布长裤,还有一双现在市面上难得一见的老式黑凉鞋。她说:“这都是20多年前置买的,当时挺时髦,后来落伍了,现在我觉得又很时髦,旧物重用,根本不需要添置新的。”她说这话时,我不由再把客厅扫一眼,看到的是简陋的布沙发,油漆有点剥落的办公桌,三十多年前铺设的水泥地板,还有那几近要成为古董的锈蚀斑斑的铁窗棂。这一切,都在默默无声地展示着这位百岁老人的心境和追求。
杨先生长寿,与她的心境有关,也与她坚持活动有关。她过去坚持每天下楼散步。现在,下楼不便,她就在室内走步。她还坚持练字,用她的话说,“写字时全神贯注,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她说,身子练得硬朗了,“骨头好像也硬了”,跌了几次跤,都没有出问题。她边说边捋起裤腿,指着一道青紫色的伤痕说,前天晚上蹲在地上找东西,腿一扭,又摔一跤,但仍没什么大问题。我们劝她小心点,有些事让保姆帮助做。她说,夜深了,不忍心唤醒保姆。她这样的年纪,还是处处为年轻人着想。
杨先生现在的作息时间,大抵是晚上一点半左右上床,早晨六点半起床,中午休息两小时。她笑称:“已近似当年毛泽东主席的生活习惯了。”何以晚上休息得那么晚呢?她说,有时读书,有时写作。她在读什么书呢?有一次,我随她走进卧室,看到床前的沙发上放着一些报刊,还有任鸿隽和陈衡哲合著的《家书》及一些史书。这些显然是她临睡前的读物。写什么呢?钱先生留下的大量手稿,她已经整理完毕并出版。她强忍辛酸撰写的一家三口人昔日生活的《我们仨》,也早已出版。那么,她还在写什么?几个月前,我看到她卧室的那张书桌上摆放着一摞稿纸,最上面的一张写满蝇头小字。我即随口问这是什么书稿。她没有责怪我的唐突,而是像小孩子一样眨巴一下眼睛说:“暂时不能说。”
岂料,这一次,她却主动向我们四人爆料说,她在写一部长篇小说,现已接近杀青,也许明年可以出版。她透露,小说是她1988年出版的描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小说《洗澡》的续篇,暂定名为《学习图书馆学》。乍一听,我觉得这好像是一篇学术论文。还是薛鸿时悟性高,认定是继续演绎女青年姚宓的故事。我于是恍然大悟:《洗澡》中的姚宓是文学研究社图书室管理员。“三反”运动结束后,领导决定把她调到一家图书馆,先“脱产两年,学习专业”。《洗澡》到此戛然而止,以后就要看她学习图书馆学的结果了。
闻听杨先生又完成一部长篇小说,我们四人不由面面相觑,感佩有加。一位百岁老人,早已功成名就,本该颐养天年。可是,她还坚持爬格子,还在不停地奋斗。这是为什么?她从不光阴虚度,总以写作为人生最大乐事,总想为后人尽量多留下一点精神遗产。她英文写作使用打字机,中文写作则一直用手写。她写作从来都是非常认真,不是一挥而就,而是写完再改,边改边誊抄一遍。如此,写作一部长篇,她该付出多少辛劳,也就可想而知了。
杨先生年及期颐,头脑还是那么清楚,谈锋还是那么强健,笔下还是那么波澜横生。我们从中领略了她的睿智和坚韧,更领略了她的学者风范和人格魅力。两个多小时过去,百岁回首话不尽,相约重聚茶寿时。
(高秋福 2011年7月8日)
转自 瞭望东方周刊 2011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