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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我们几个商务的编辑有幸见到了百岁老人杨绛先生，为她拜寿。她还是那么精神，那么亲切，那么自在，那么风趣……

一进门，于殿利总经理把事先准备好的生日礼物——《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送给杨先生，杨先生马上抿着嘴笑了，说：“啊，我正说要去买一本呢！”我吃了一惊，前一天馆里刚刚开完《现汉》六版的新闻发布会，杨先生就知道了，神速啊。可也是，沙发对面有台电视，茶几上还放着几张当天的报纸，杨先生也生活在信息时代。于总提起新版《现汉》里收了很多新词，“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天天待在家里不常出门，叫宅男、宅女，这些词就收进去了。”他看杨先生听得津津有味，便找来纸笔，写了下来，杨先生打趣地说：“那我就是‘宅女’。”大家都被她逗乐了。说起新词“地沟油”，杨先生开始摇了摇头，看我们写下来，便说：“哦，这个词我知道，但这油究竟是怎么来的，我搞不太清楚。”听完大家的解释，杨先生没说话，默默地点了点头。她饶有兴致地一边翻看这本词典，一边说：“平时没有书看的时候，我可以拿这个词典读半天。”这让我们颇有些惊喜！其实想想也不奇怪，钱锺书先生也是把一本《韦氏大词典》常常翻来翻去，而且天头地脚都写了密密麻麻的小字批注。辞书对于普通人来说只是一本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工具书，而对于智者来说，辞书中实是负载着文化、科技、政治的广泛内涵而且留有时代发展的印迹，足以令研究者痴迷不已。但令人怅惘的是，在辞书日益转向电子书和在线工具书，多强调便捷而忽略准确性、缺乏相对稳定性的今天，像《现代汉语词典》这样，能让杨先生他们捧在手里，读得津津有味的词典会不会越来越少呢？

接下来，我们掏出了另一份生日礼物——《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的部分校样。记得去年7月8日《文汇报·笔会》刊登的《坐在人生边上——杨绛先生百岁答问》中有这样一句话：“《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2003年出版时，我曾作序希望锺书一生孜孜矻矻积聚的知识，能对研究他学问和研究中外文化的人有用；现今《中文笔记》出版，我仍这样想。私心期盼有生之年还能亲见《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出版，不知是否奢望。”打那儿以后，这句话就像一块巨石压在我们的心头，促使我们紧锣密鼓地推进各项工作。好在杨先生未雨绸缪，几年前就邀请德国汉学家莫宜佳教授为《外文笔记》梳理了一份目录。今年早春时节，莫宜佳教授和丈夫莫律祺先生一起在清华大学(钱先生和杨先生的母校)基金会的热情支持下，来到中国短期访问，再次对《外文笔记》进行编排整理，重启目录核查的艰辛工作，并希望早日完成这项重任，作为一份礼物送给杨先生。这次在杨先生生日前夕，他们刚好取得了一些进展，使其成果得以融入到第一批校样中。我们指着校样上的目录说：“这是两位教授刚刚发给我们的。”杨先生欣慰地点点头，对我们说：“他们两个人加起来懂八种语言，就不懂俄文，而钱锺书从来不用俄文的。”我们看杨先生在仔细查看内文的插页，便解释道：“这也是莫宜佳教授选的，当然，您都很熟的？”她立刻会心地笑着说：“对，对！没错！”我们问她正文能看清吗，她点点头，又转过头高兴地指着柜子上的那排《中文笔记》让我们看，并且说她已经拆开塑封看了。杨先生一定盼望《外文笔记》能早点儿摆到《中文笔记》的旁边。还记得上次，我们请杨先生为《外文笔记》题写书名，她问要不要马上写，我们说不用着急，等她写好了我们再来取，她拿起铅笔在记事簿上从左往右写了“外文笔记”四个字，我们问她可不可以从上往下写，和《中文笔记》的书名一样，她又在边上一笔一画地写了竖排的“外文笔记”四个字，我们赶紧点点头，她说这下记住了。没想到才两天，就收到了杨先生寄来的用毛笔书写的竖排书名，而邮戳上的日期就是求字当天。由此可见杨先生做事之果决精细，更可见她推动《外文笔记》出版的心情。着急的又何止她一人呢？前些日子，我们去拜会许渊冲先生，向他请教《外文笔记》出版工作中要注意的问题，他说这套书对学术研究的价值非常大，整理的难度也很大，不要过于求全，要化繁为简，尽早推出来。

说了不少话，怕杨先生劳累，我们赶紧告辞，并请她留步。她说：“我在屋子里，忘了我的眼镜，又忘了什么的，每天还要走三四千步呢！”我们都知道“人老先老腿”这句话，杨先生也难免会腿疼、关节疼吧？可每次看到她走路，都那么稳稳的、轻轻的，如果没有一颗坚强的心在支撑，又怎能如此？离开这间飘着花香、充满笑语欢声的书斋，我们真心希望凭着我们坚韧不拔的努力，能早日帮杨先生达成她的心愿。（陈洁）

转自《文汇报》2012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