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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冶新加坡总裁谭志勇也是新加坡中资企业协会会长。在新加坡生活30年，企业也转型了三次。他说：不变，肯定死路一条。变了，有活下去的机会，当然也可能是一场空，但是不要怕。该做的还是要去做。（吴先邦摄）

中国明代哲学家王阳明说：“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 用这句话诠释中冶新加坡总裁谭志勇的处世哲学，再合适不过。从最初在工地承接劳务外包，到如今掌舵一家3000名员工的建筑企业，这位中资企业“过江龙”在新加坡30年，无论面对金融危机、冠病疫情等逆境，还是拿下环球影城建筑项目的成功，始终保持平常心：“该休息休息，该做事做事”。

今年57岁的谭志勇（1987级土木）有个特点，那就是，他无论什么时候都能睡得着。

谭志勇是中冶新加坡（MCC Singapore）总裁，也是新加坡中资企业协会会长。他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这么介绍自己的优点：“其实，我最大的优点就是休息得很充分，闭上眼睛几分钟就可以睡着。”

每天，他都能睡足八小时，但方法跟平常人不同。“午饭后，往椅背一靠，睡半小时。晚饭后，先睡到凌晨12点，然后起床工作。两点继续睡，早上七点起床……再加上路上打盹儿的时间，足够八小时。”

睡眠那么高效，想睡就睡，秘密是什么？他说：“放得下”。

访问中，谭志勇从金融危机、冠病疫情这些困境，谈到拿下圣淘沙环球影城、热带雨林项目这些成功时，只说事。问起感慨，他简洁地回答：“凡事往好处想”“该做什么，就去做，别想太多”。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态，或许源于他身为理工生的背景。用他的原话，自己纯粹是一个做事的人。

概述过去30年在新加坡的打拼经历，谭志勇终于有了一句感概：“新加坡没有应酬和人际压力，对做事的人来说，这里是最轻松的环境”。

谭志勇习惯用数字去构建真实世界的情况。他的电脑里，有从2000年起新加坡所有房屋交易记录的备份数据，至今每月更新。（吴先邦摄）

30年前携7万元来新打拼 住兀兰组屋搭巴士跑工地

1996年，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波企业出海，以国企、建筑业为主。中国中冶炼研究院的年轻人谭志勇，在两家新加坡建筑企业的介绍下，带着40名工人和7万元来到新加坡，从劳务分包做起，进入这个陌生的市场。

1996年，谭志勇从北京出发到新加坡，太太在北京首都机场送行。（受访者提供）

在靠近兀兰关卡的地方，他租下一间组屋，每天坐巴士去工地、与工人、承包商和客户打交道。“许多年纪大一点的华人，看到我们，就像见到家乡来的亲人，特别愿意帮忙。”

他笑着回忆说，大家很快在生活上就适应了。“除了北方同事觉得太潮湿，晚上睡前得要用吹风机吹干床铺才睡觉”。

好景不长，第二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而来，建筑业萎缩，合作方破产，工人纷纷回国。谭志勇意识到，靠别人分包项目不可持续，必须寻找新出路。

他决定转型，依靠母公司的钢结构技术，从单纯的劳务外包转向专业分包。当时，新加坡市场更认可欧洲进口钢材，中国钢材难以进入。于是，他主动邀请新加坡建设局和钢结构协会到中国考察，逐步建立信任。

熬10年建立诚信与人脉 拿下名胜世界环球影城项目

2004年，机会终于出现。新加坡政府探讨发展综合度假胜地，建筑市场需求激增。许多本地承包商在金融危机后关门，政府放宽外国建筑企业的注册资质。

谭志勇迅速行动，正式注册中冶新加坡，并凭借母公司的经验和本地业绩，拿下首个组屋电梯翻新项目。2007年和2008年，公司赢得圣淘沙名胜世界和环球影城的工程项目。

接连拿下两个大型项目，是中冶新加坡成立10年后，迎来的转折点。

谭志勇说，一方面，赶上新加坡发展的势头，没错过机会，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母公司有大型项目经验和充足人力。“当时1000多名工人和工程师，很快就能调来新加坡，这是其他公司难以办到的。”

除了实力和时机，也有一层缘分。谭志勇说，当时引荐中冶给业主名胜世界的，就是最初介绍他们来做劳务外包的两家建筑公司老板。

他回忆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这两家公司工程项目还未完成，就濒临破产。许多分包商纷纷撤退，剩下谭志勇的团队坚持到最后。“如果早早认为人家要破产，你就瞎干，不帮他，他死得更快。对吧？”

这份诚信，为日后埋下了伏笔。谭志勇说：“真正帮我们的还是老朋友。”

这两家建筑公司倒闭了，但凭借在建筑界的影响力和人脉，成了谭志勇的引路人。“诚信很重要。如果你是一个讲诚信的人，就会有人来帮你。”

谭志勇在《联合早报》举办的“2016年华语投资讲座”发表演讲。（档案照片）

进军房地产倚仗“数学脑袋”

大型建筑项目不常有，名胜世界和环球影城项目结束后，留下一批工程师和建筑工人，恰逢新加坡楼市增长，政府在盛港、榜鹅等地推出住宅地段，谭志勇为留住人才，决定第三次转型，创立中冶置地（MCC Land），跨入房地产开发。

如果说，前两次的转型，谭志勇充分利用母公司优势，主动适应市场环境和新加坡发展方向，那么第三次的转型，则是对谭志勇本人天赋的一次极致发挥。

2016年起，一些中资房地产商“过江龙”在竞标市场开始活跃，出手大方，被行业质疑加剧竞争，推高地价。谭志勇说，自己的风格不激进，每次投标都是经过自己大量计算后的出手。

谭志勇习惯用数字去构建真实世界的情况。他说，多亏新加坡统计局有多维度的各类数据，让他能充分运用自己的“数学脑袋”。他的电脑里，有从2000年起新加坡所有房屋交易记录的备份数据，至今每月更新。

“文件很大，打开都需要一段时间”。

“准备投标一块地，我会收集这块地的相关信息数据：周边环境、居民收入、年龄构成、历史交易价……再建模分析，判断将来项目的售价区间。”

他也分析其他发展商会出价多少，然后结合既是发展商又是建筑商的成本优势，决定竞标价。“知己知彼，我确保自己的出价，只要比别人高一点点，就好了。”

位于义顺的执行共管公寓The Canopy项目开售时，谭志勇带着家人拍照留念。（受访者提供）

做人乐天不焦虑 做事严谨不马虎

凡事亲历亲为、提前规划、总往好处想的乐天性格，跟原生家庭脱不了关系。谭志勇说：“我家条件不算富裕，但父母一辈子都不焦虑。”

他出生于中国湖南省长沙市望县，母亲是小学教师，父亲是建筑工程师，他从小就是个学霸。

“当时小学缺教师，我妈妈一个人兼任语文、数学、音乐和体育，我小学头四年基本上都是我妈妈教的。”

他记得，家里总是堆满母亲备课的辅导书。一到暑假，他就会把下学期的书提前学完，习题也做一遍。 他笑说：“那个年代没有补习班，比别人多做几本辅导书，大概就是我成绩比别人好的原因吧。”

到了中学，他不喜欢死记硬背的文史政，但“还是得学，学不好，就拿不到第一名嘛。”

于是，在宿舍熄灯前，他先做完理工科的题目；熄灯后，就在脑海里回放文科知识。

没有智能手机的年代，许多中学生喜欢看小说。但对谭志勇来说，解开一道道数学题，才更有成就感。

大学选择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则是受了父亲的影响。当时能考上清华的人凤毛麟角，谭志勇不是最刻苦的，但他擅长分配时间。“我会把能学习的时间都用上。”

这些从年少时积累起来的习惯，在商业决策上得到充分体现。

凡事亲力亲为精准论证 做商业决策不相信直觉

无论是房地产还是建筑工程，谭志勇都亲自上手计算。“项目动辄牵扯上亿资金，失之毫厘，谬以千里，靠二手信息或者其他人的结论去判断，风险都太大”。

很多企业家有“直觉”，但谭志勇说自己“没有、也不信”。他说：“我不做拍脑袋的决定。拍脑袋代价很大，拍对了就对了，但不对的话，（公司）就死了。”

“凡事都要精准论证后再决策，可能比较累，但这也是我们能在新加坡过了30年，还能继续往前发展的原因。”

不过，理性背后，也有柔软的一面。

对谭志勇而言，奋斗不仅是计算与规划的结果，也与亲身经历和情感紧密相连。

中冶新加坡的早期项目，多数在市区以外，如三巴旺、淡滨尼和兀兰等地。那时，许多人不理解，甚至嘲笑他们跑到“鸟不拉屎”的地方盖房子，但谭志勇最初来新加坡时，就住在兀兰，凭借对这一带的了解，坚信新加坡的城市发展终会向外扩展，北部也会迎来属于它的春天。

他个人最满意的项目之一，依然是三巴旺坎贝拉弯的Provence Residence。“虽是大众住宅，但我们的理念，是要把圣淘沙高端住宅的建筑形态和品质带到北部，让普通人也能住得更好。”

下一站：柔新经济特区

发展至今，中冶新加坡已开发超过16个房地产项目，负责过环球影城等大型项目建设，还是今年新开的雨林探险园的设计施工总承包方。公司去年营收7亿5000万元，规模3000余人。

谭志勇说，公司幸运地跟上了新加坡发展的步伐，下一步就是走出去。

他透露，中冶新加坡在柔新经济特区内已有一平方公里的地段。“我们希望把这个项目打造成生活加科技园，成为一个集合生活、工作、教育、医疗的片区”。

作为传统建筑企业，谭志勇也明白要做的不仅是业务拓展，还要跟上数码化、绿色转型的趋势。

他庆幸，自己从来都是算得清楚，敢于下注的人。“不变，肯定死路一条。变了，有活下去的机会，当然也可能是一场空，但是不要怕。该做的，还是要去做。”

忠告出海中企：要感受新加坡 别留在舒适圈

新加坡的双语环境友好，比起西方国家或东南亚其他国家，中资企业家在这里能更快适应。但过于顺利的适应，反而可能让中资企业家停留在熟人舒适圈，难以对本地市场有深入了解。

这是谭志勇身为中资企业协会会长，对中国出海企业的观察。他说，30年间中资企业出海的变化很大。

一方面，出海的企业家来自更多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企业本身也更成熟、实力更强。另一方面，新加坡也比30年前拥有更好的营商环境，企业家落地更容易，也更易形成圈子。

他担心，近期的中资企业家一开始适应得太快，反而停留在舒适圈，缺乏从不同维度亲身感受市场的动力。

他回忆说，早期来新加坡的时候，每天坐巴士、搭地铁。当时，交通网络还不像今天发达，一些地方要走路去，虽然累但可以感受到更多细节，也让他结识了更多本地朋友。

他说，工程期间，他们搭起简易厨房，大家每天一起吃饭。偶尔和同事到市区的银行办理业务，在附近酒店吃上一顿自助餐，是对自己最奢侈的犒劳。

“当时，我们拿出一笔7万新元，都不容易。现在出海来新加坡的中资企业，起码不像我们那么缺钱，一些企业家来了后，找好吃的餐馆、住气派的房间、租高档的公寓……这无可厚非，但就很难接地气了。”

他说，一些地方企业很少接触海外市场，来了后更要有足够耐心了解。“中国市场很大，中国以外的市场更大，出海是对的方向，但要用心亲身感受市场。”

刚到新加坡，谭志勇（右2）和中国来的同事到圣淘沙游玩。（受访者提供）

新加坡没人际应酬压力 规则公平没有特殊待遇

新加坡对谭志勇影响最深刻的，是这里的规则公平公正，不偏袒任何一方。

他会告诉一些初来乍到的中资企业家：千万不要以为，认识了部长或其他官员，就能享受特殊待遇。

“在世界上其他地方，这种关系可能有用，但在新加坡没有”。他常说，在新加坡几乎没有人际压力，好好做事就可以了。“没有关系、应酬压力，是最轻松的环境。”

“你看，即使部长也是自己开车，大企业的老板，也只是一个司机，很少见到前呼后应一堆保镖围着的，周末也会穿着拖鞋，去小贩中心。”

谭志勇觉得，这让人与人之间没了距离感。“如果说大老板，往椅子一坐一靠，外面围了一层层的人，见个面都不容易，那么人与人的距离，就太大了”。

不过，他也提出，包括中冶新加坡在内的中国出海企业也面临一些困难。他说，这些年外国雇员在住房、教育政策上，与本地人的差异逐渐变大，这给本地和外地员工的融合带来一定挑战，影响人员稳定性，也给企业招聘人才带来困难。

从剁椒鱼头到咖喱鱼头 喜家乡菜也爱本地佳肴

采访的最后，已近午饭时间。谭志勇邀请记者到“新山101小厨”用餐，推荐了咖喱鱼头。

谭志勇乡音未改，最爱还是湘菜。但他发现，咖喱鱼头和湘菜标志性的“剁椒鱼头”，有些异曲同工之处：同样是鱼头，剁椒鱼头的辣直冲鼻腔，咖喱鱼头则的辛是咖喱混合着香料，浓厚酱汁渗透无限南洋风情。

谭志勇的一儿一女在新加坡出生和长大，但口味像他，既能吃家乡的辣，也爱本地菜。

性格上，喜欢打球的儿子继承了他什么都放得下的乐天，已念研究生的女儿，则传承了他严谨的那一面。儿女都长大了，他把更多时间放在工作上。

儿女还小的时候，谭志勇（左1）带一家人在新加坡圣淘沙游览。（受访者提供）

他坦言，自己没有太多业余爱好，不抽烟，不刷短视频，很少打高尔夫……他停顿了一下，补充道：“运动还是很重要的，平时也会想着要多走走路，锻炼身体。”

话音刚落，他又笑着补了一句：“但说实在，一天干活下来也挺累的，还是先睡一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