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波士顿设计集团总裁朱儁夫专访
我觉得房子首先要协调,而不是夸张,它应该是从整个城市环境出发,只有非常特殊的一些房子需要有一些雕塑感,但是用建筑来做雕塑是成本代价很高的一件事。
朱儁夫,美国波士顿国际设计集团BIDG总裁、首席设计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1992级本科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血缘记忆。
站在宁波老外滩上,历史的汽笛声在耳边鸣响,让人的思绪情不自禁地纠缠于宁波的过去与现在。
刚刚被委托设计改造北京国子监和中轴北端钟鼓楼区域的朱儁夫出现在宁波月湖·盛园的招商盛典现场。他是这座宁波大型商业时尚地标的设计师。从郁家巷中破败的老房子中,他看到了一种美,所以当他接受这样一个类似上海“新天地”的项目的时候,他坚持保护是第一位的。“我总觉得现代宁波的建设,相对于宁波千百年来的历史积淀而言,似乎少了点什么,缺了点本土文化的回归,缺了点传统的守望,缺了点繁华深处的静谧,缺了点宁波海派精神的绵延……”他很有感触地说。
朱儁夫绝不是一个守旧的人,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所受的良好西方教育让他在大型商业建筑和城市规划中显得游刃有余。金沙岛总体规划、威尼斯酒店二期、德国德累斯顿市城市中心城区再发展计划、突尼斯度假村、迪拜上海岛……朱儁夫的设计项目遍布世界各地,多次获奖。对于自己的成绩,他谦虚地说:“我觉得建筑师的成熟年纪至少在45岁,我还需要十年的时间认真地做好房子,真的是要一丝不苟地去做每一个项目,争取把每一个项目都做好做精,经过这段时间的磨练之后,也许我会悟到更多的东西。”
他所属的美国波士顿设计集团在上海做了一个建国东路65号两栋塔楼,还设计了一个别墅项目:中海翡翠。但是朱儁夫说他们很少接上海的项目,他们选择将分公司设在上海就是为了少有些人找到他,他好认真来做设计,有一点“大隐隐于市”的感觉。
他喜欢意大利后现代小说家卡尔维诺写在《看不见的城市》中的一句话:“无论如何,大都会的另一种额外魅力,乃是透过它的转变,我们可以怀旧地回望它的过去。”
卡尔维诺的姿态也可以视作是朱儁夫的立场。现在,他主持的杭州西湖的整体改造工程也即将竣工,既注重城市发展的文脉,同时又不固步自封,让一座城市保留它的城市肌理,又满足城市居民的生活需求,去成就一座城市的花厅梦!
归根结底还是个经验问题
《新民周刊》:你为什么会组建波士顿设计集团?
朱儁夫:我从清华毕业以后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去了波士顿最大的建筑师事务所史塔宾建筑事务所,在那里工作了将近4年,从普通设计师一直做到高级副总裁。后来,有一些因素促使我自组公司。当时清华的校长跟我提出来,让我回北京做清华大学的整体规划,另外,当时史塔宾建筑事务所正和费城非常重要的事务所King合并。于是我就和史塔宾建筑事务所的总裁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华人教授陈清焰一起创办了波士顿设计集团。
我们先在波士顿成立,然后又在上海开设了分公司,到现在4年多的时间,我们已经组成了一个140多人的设计团队。我回国后做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清华大学核心区规划,还有海南三亚的一个烂尾楼的改造。这个烂尾办公楼已经在那儿闲置了10年,我们把它改成了一个公寓。那是2004年的时候,海南省重点改造烂尾楼,我们就做了这么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这种做法引领了三亚的一种时尚。
《新民周刊》:波士顿国际设计集团下属还包括美国先进建筑研究中心,它主要从事什么业务?
朱儁夫:美国先进建筑研究中心是美国自然基金会资助的研究机构,做了一些绿色建筑、节能、环保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也配合参加了国家“十一五”计划的一部分工作,比如说室内空气质量的改进和评估。陈清焰教授现在负责咱们国家大飞机项目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室内空气品质。天津市为了他这个项目,专门给他买了一架麦道82的飞机,运到天津大学里头方便他研究。这种环保方面的研究和我们的绿色建筑设计也是有关的。我们不强调建筑中硬的装备,主要通过设计,通过软质的调节装置来达到节能的效果。
《新民周刊》:马清运先生接受采访时候曾经和我谈起过西方大学和国内大学之间的区别,那么您觉得在建筑事务所方面,中国与西方主要的差距在什么地方?
朱儁夫:我个人真实的感受是,主要还是一个时间的沉淀。美国的建筑事务所作为一个运营方式,它有100多年的历史,波士顿有些历史悠久的事务所甚至已经超过了200年。它们伴随着整个现代建筑从古典到现代、后现代和新时代的完整转变过程,因此一个好的事务所,它是有一个好的沉淀的,因此它们也比较系统化。国内的建筑事务所大多是建筑设计院的体系发展而来的,以前是为了满足我们国家基础建设的需要,或者满足建筑最基本的需要,真正地做作品或做精品,以事务所的形式出现,在我们国家还是个比较新的事物,应该说还是近十年才开始发展的产物,在过去的5年中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
我觉得国内建筑事务所,首先在于积累和积淀还不够,也就是成熟度还不够。其次,美国的大型事务所,它们做了很多非常复杂的超大型项目,比如说超高层建筑、大型体育中心、机场、会议会展中心、高端酒店、商场等等。而我们国家的话,不论是国有建筑设计院,还是建筑事务所,真正接触并且深入设计这一类房子,还是近几年的事情。因此不管是从经验、运营的深入理解还是国际化水平上,和西方比都有很大的差距。第三,从从业人员的整个素质来看,美国经过系统培训,建筑师和工程师经过许多细致的工程的训练,都很有经验。国内的话,建筑师还是比较年轻的一代,经验积累也有一定的欠缺。因此如果说我们和国际事务所有什么差距,归根结底还是个经验问题。
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改造
《新民周刊》:在宁波郁家巷历史街区改造项目中,如何做到既保护了历史街区的文脉和传统,又能够让它们在当下重新焕发出光彩?
朱儁夫:郁家巷这个项目在请我们来主持设计之前,他们已经请过东南大学、浙江园林设计院等很多设计单位做过很多轮设计,虽然做了很多轮,但是还停留在一个原址保护的阶段。规划部门和操作部门把我叫过来,希望能加入一些新的力量,争取换一个角度,不仅能够保护,还能够改造历史街区。
郁家巷项目整个是在2005年年底开始进入设计,到现在3年半的时间。关于你的这个问题我们当时也做了深入的考虑。首先,中国这些中心城市的历史街区,它们基本上是民居类的建筑,住了很多人,里面比较繁杂,一直处于光鲜亮丽的城市新建筑的幕后,但又恰恰位于城市的正中心,像郁家巷这样的历史街区,又有一定的故事,因此我们怎么样使得它们从幕后走向前台?
第二,这样的街区,它是深宅大院,经过不同年代的居民的加建,变成一个大杂院,怎么样使得这样一个杂居的院落能够给更多的人所看到?让私密性变成公开性?
第三,很多房子可能存在了一百年,以晚清或民国时期的房子为主体。木结构的房子到现在已经破败不堪,很多房子已经是危房了。怎么对待这些危房,同时又让这个街区看上去有强烈的地域识别性?同时,在这样的房子中居住四五十口人显然是不现实的,如何又赋予这些房子以新的功能,使得它又被重新利用起来?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最后,现在大家都在考虑历史街区保护和改造这个议题。在这个过程中,以前往往是政府既当投资人,又当管理者和开发商,这样就造成了许多历史街区保护和改造项目成为政府的一个沉重的包袱——政府也要贷款,同时也影响到以后商业的调整,或者是以后功能的调整、维护和管理,都成为一个问题。政府本身不应该承载这么多的功能,政府应该主要在管理层面上来控制项目。我们在郁家巷项目中,希望能探讨一种市场化运作的手段,而且使得它在经济上也可以可持续发展。如果我们的设计能让它真正体现这块地块的土地价值,那么我们的尝试将是一次直接有益的探索。
《新民周刊》:宁波这次的月湖·盛园项目是否也以上海的新天地为样板?
朱儁夫:我们的做法和上海新天地有很大的区别。上海新天地是在里弄式的房子基础上以新建为主,我们的设计对原来的城市肌理和原来的建筑保护更加完整。65%的院子基本上是在原样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和保护的。应该说大的城市肌理、大的街巷结构都和以前的房子基本吻合。新天地周边相对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街区,而郁家巷边上是月湖——宁波最重要的文化风貌保护区的一部分,老的历史风貌保护方面可能比新天地更加严格一些,我们的前提仍然是保护,保护它的建筑元素,比如它的砖灰墙、双马头墙的结构、三进院的结构以及连绵的屋顶结构,还有整个的这种氛围,都是要保护的。
《新民周刊》:张永和先生对大城市的文化地标提出了他的看法,您是否也更看重城市文化肌理的塑造?
朱儁夫:我也比较反感把一些建筑做成纪念碑。我觉得一个房子首先要比较长地满足使用者的需要,甚至是我们下一代人的需要,这是最主要的。不能我们这代人做的设计,不到十年就来拆我们的建筑,这是极大的浪费。我们会非常非常仔细地去做我们的每一个房子,我觉得房子首先要协调,而不是夸张,它应该是从整个城市环境出发,只有非常特殊的一些房子需要有一些雕塑感,但是用建筑来做雕塑是成本代价很高的一件事。
美国和中国的房价
《新民周刊》:您现在常住美国,在美国买了房子,金融危机后美国的房价如何?您对中国的房价怎么看?
朱儁夫:我举几个例子。我住在波士顿郊区莱克星顿(也就是美国独立战争打响第一枪的地方)一个很好的别墅里。金融危机后,整个地区的房价没有跌价的,可能只是销售相对变缓了。在美国,真正好的社区,能够保证它的品质。同时美国好的社区给我的感觉还是一个安静祥和的居所,在市场上也比较稳定。
至于中国的房价,中国太大了,我们就以上海为例。房价肯定还是比较高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像我们公司做得比较好的年轻设计师,年薪有20万,可是在上海买不起房,长此以往就是一个问题!换算一下,中国的20万的年薪水平就相当于美国年薪8万-10万美元年薪的水平,在波士顿工作的年轻人,如果他拿到这个数,他也买不起房子。美国的房价也是偏高的。但是在我们国家,大家购房的欲望实在是太强烈了,这就客观上使得人们心理上更沉重。
《新民周刊》:在美国好的社区的话,房价标准是多少?
朱儁夫:还是以我住的地方为例,我买的房子值150万美元。它靠近莱克星顿最好的区域,有400多平方米,有两个车库以及0.75英亩大的地,还有一个葡萄园,非常好的一个社区,每个房子都是这样的品质。
《新民周刊》:普通公寓的情况怎么样?
朱儁夫:公寓都集中在城中心,中国的公寓开发水平和物业水平在全世界都处于领先地位。美国的公寓没有中国那么多要求,对于得房率、南北朝向、通风、采光都没有太多的要求。
美国的土地资源实在是太丰富了,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我第一个感受就是:上帝太偏爱他们了,给了他们那么多的资源,任他们折腾,任他们造。另外,这也和美国的城市发展有关。二战之前,大家都住在城内,二战之后,高速公路的发展,汽车平民化了,大家觉得住在郊区也不错,独门独院,这种生活方式更好,所以都住到郊区去了。现在的美国城市,城市中心区比较破败,所以政府又号召人们重新住回城市中心去,但是一些非常有钱的人,除非在极度特殊的情况下,比如纽约的中央公园之外,大部分的人还是住在郊区。我觉得这也与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有关,他们回家之后,把门一关就啥事不干。他们更强调一种家庭的价值,强调的是自己的私生活,不像我们这儿热衷的是热闹。
(何映宇)
转自 新民周刊 2009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