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天祥中学的开办,发展、成长,是和西南联大密不可分的。这不仅因为创办人全为西南联大校友,而且前六年除个别教师外,几乎全部教师都是清一色的联大校友,约有六十名校友先后在该校任教,从开办至上世纪80年代,四十多年中,约有一百名校友在该校教过书。1946年联大北迁后,天祥仍保持绝大多数教师是联大毕业留昆校友。这在昆明各中学中是极少见的,甚至在全国也是少有的。这也是天祥教学质量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这批联大校友中,最短的教过一年书,有些教了几年,有些教了十多年,甚至有七位教了三十年以上。这批在天祥贡献了自己一生的老教师是章煜然、张树棣、谭庆双、谭登本,杨光泽、江逸贤、袁方等。不论在校时间长短,联大校友在天祥教过书的,都将自己心血、精力、才智献给了天祥中学。他们无论条件多艰苦,一直以联大闻一多、吴晗、朱自清等先生为榜样,出自分担民族苦难、共赴时艰的心愿,执著献身中学教育。他们勤勤恳恳,甘当“人梯”,为国家培养了大量栋梁之才,他们自己却默默无闻。他们对天祥中学,真可谓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些终生在天祥教书的校友,自然对天祥的贡献就更大了。
更为重要的是,在开办初期,学校便确定以“北大之民主,清华之务实,南开之紧张,活泼”作为办学方针,并决定继承西南联大“爱国、民主、科学”精神来办好学校。在西南联大校风的直接影响下,天祥中学的办学精神是“民主治校”、“严谨办学”、“学术自由”、“兼收并容”;校训是“紧张活泼”,即提倡艰苦奋斗的进取精神,勤奋刻苦的学习风气,严肃紧张而又活泼的校园生活,创新活跃的学术思想,融洽和睦的师生关系。“紧张”是指课内的学习作风,“活泼”是指课外的活动特征,可谓将北大、清华、南开的校风熔于一炉,也与延安抗大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校风有相合之处。这也说明了——个重要问题,西南联大的办学经验,不仅值得大学借鉴,用以指导办好一所普通中学也是可行的。天样中学就是依靠了联大精神,依靠了大批联大校友将学校办成功,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优秀的栋梁之才。
昆明天祥中学的前身是昆明私立建华补习学校,于1940年暑假开办。创办人为江西籍西南联大学生邓衍林、熊德基、张德基、刘伟等人。次年暑假,决定改为中学,得旅滇江西同乡会资助。为弘扬江西籍爱国英雄文天祥坚贞不渝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校名定为昆明天祥中学,借以激发师生的爱国救国思想。
西南联大校友在天祥中学担任过校长的有五人,他们是邓衍林、章煜然、聂扬建、熊中煜、符开甲。担任过教导主任的有熊德基、张德基、胡正谒、郑侨、章煜然、许渊冲、赵家珍、邓海泉、黄有莘、母履和、车铭、张树棣。其中张树棣担任此职长达二十多年。担任过训导主任的有聂扬建、施养成、彭国涛、程应谬、卢华泽、丁贻礼。担任过总务主任的有刘伟、戴昌时、胡正谒、孙永明、熊中煜。总共有二十二人担任过主任,以上均为联大校友。
天祥中学第一任校长邓衍林(1941年至1944年)是联大师院教育系研究生。他继承了联大办学精神,延揽人才,民主治校,团结教师,使之各显其能,各得其所,群策群力,办好学皎。“紧张活泼”的校训便是他提出的。当时经费自筹,校舍简陋,设备缺乏,生活艰苦,他不辞辛劳,四处筹款,改善办学条件,增加教师收入。抗战胜利后,他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图书馆学。解放后回国,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系任副教授。上世纪八十年代去世。
第二任校长章煜然(1944年至1947年)也是第三任教导主任(1942年至1944年)。他是清华大学研究院哲学部研究生,对中西哲学都很有研究。他在解放前由上海开明书局出版了一本《新世界哲学》,国外曾发表过评论文章。“一二.一”学生运动时,他身为校长,积极支持学生罢课。他一生教了三十九年书,其中三十七年是在天祥中学度过的。他不仅物理课教得好,而且带领学生亲自动手作实验仪器。他有几次可调往大学任教的机会,他都谢绝了。他一生克己奉公、廉洁正派、艰苦朴素、以身作则,为师生作出了榜样。他曾多次被评为市先进工作者,模范,是当时昆明市四个一级教师之一。
第三任校长熊中煜(1948年至1955年)是西南联大1944级经济系毕业生。天祥一开办,他就进入任教,并曾任过总务主任。他继承厂原有办学方针,保持并发扬厂天祥的办学特色,特别是聘请了大批西南联大留昆校友作教师,保持了较高的教学质量,他还曾掩护过一些进步教师。1955年“肃反”后,他被调往昆明六中任数学教师。“文化大革命”中又被遣送回南昌乡下任小学教师。1976年落实政策回昆六中,1985年去世。
第一任教导主任熊德基(1940年至1942年)在联大师院史地系读书时,就是中共地下党帅院支部书记,后任联大党总支书记。他对天祥的进步倾向起了重要作用。他因被特务监视,奉命离开天祥,转移到湖南蓝田师院任教。解放后,他曾任厦门大学教授、福建师院副院长、中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他曾领导中国史学研究长达三十多年。他还曾应邀赴日本讲学。1988年在京去世。
第四任教导主任许渊冲(1945年至1947年)是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文学部研究生,也曾任联大外文系助教。他在天祥教了五年高三英文,当了三年高三班主任,两年教导主任。他英语水平和教学能力都很高,而且非常认真负责,学生受益匪浅。1947年赴法国留学,解放后回国。他现任北京大学教授,是我国第一个把中国古诗词译成英法韵文出版的著名翻译家,国内外报刊、中央电视台都曾介绍过他的成就。
第五任教导主任郑侨(1947年至1950年)是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生。1945年进入天祥教国文,深受学生欢迎。他是“天祥冤案”的主要受害者。解放后被调到昆三中任教导主任。1955年“肃反”时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解放后第一届教导主任张树棣(1950年至1978年)是联大1944级经济系毕业生,思想进步。解放前1946年进入天祥教英文,担任班主任。他曾任民青教师支部书记,20世纪肋年代入党。1949年“九九整肃”中遭特务追捕,躲在学生家中。他在天祥教了三十多年英文,当了近三十年的教导主任。1957年被定为“不戴帽子的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又遭批斗。他在1955年后,是惟一留在天祥行政领导中的老“天祥”。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天祥保持了原有办学方针,保持了原有传统和校风,教学质量不减当年,其功不可没。1978年昆明成立师范专科学校,他奉命调入,才离开了他曾奉献自己一生的心爱的天祥中学。
天祥中学有这批西南联大校友作领导是强而有力的。他们最可贵之处在于坚持用西南联大精神办学,坚持高标准的教学质量。他们本身都是教师,都有真才实学,人品高尚,和教师处于平等地位,没有官架子,不打官腔,和教师关系融洽,所以能受到全校师生尊重。
天祥中学历来主张“民主治校”,“教师治校”,举凡学校革新,人员聘用,教学计划,财务支配、学生奖惩等,均由全体教师讨论决定。教师也就能当家作主,并非受雇于人,把办好学校作为自己事业。这和联大“民主治校”、“教授治校”是一脉相承的。
学校领导根据联大精神,对教师的学术思想、教学内容采取兼收并容的方针,允许教师自编教材,自由讲课,自有风格。这在当时昆明,也只有天祥才能办到。如公民课,有的教师讲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有的讲《沦语》、《孟子》,心理学,伦理学;胡正谒(当时为北京大学法律系助教)却讲辩证唯物主义。又如历史课,有的讲帝王将相、朝代更替;但许师谦(原名许寿谔,西南联大1945级历史系毕业生,中共地下党员,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副系主任,现已去世)和李曦沐(原名李晓,西南联大1945级历史系毕业生。原任国家测绘总局局长,现为顾问,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常务副会长)则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讲解历史。冯契(原名冯宝麟,北京大学研究院哲学部研究生,中共地下党员。曾任上海社科院副院长,上海华东师大教授,现已去世)教国文,着重讲俄国著名作家托尔斯泰等人名著和新文学理论。王刚(原名王树勋,联大1946级历史系毕业生,中共地下党员,曾任北京市政协秘书处长)在国文课上经常联系实际评论当前时事。
天祥中学放手让教师各抒己见,学生可受到多方面的启发,可以打破禁锢,独立思考,比较选择,探索真理,坚定信念。这也是从西南联大“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办学主张学来的。
天祥中学的领导和教师都认识到这样一点:要办好学校,大量出优秀人才,就必须保证教学质量。要有高的教学质量,就要有一批水平较高的教师。天祥历来对教师择优聘任,若不称职,期末即解聘。天祥聘请教师,是靠本校教师推荐。他们是联大同系,甚至同班同学,彼此了解,推荐来的都是水平较高的。天祥中学教师中,一批来自江西籍的联大校友,他们几乎都是在南昌一中或二中毕业的,在中学、联大都是同学。另一批是北方籍的教师,他们都是在天津或重庆南开中学毕业,也都是联大同学。虽然一批来自南方,一批来自北方,但都是联大同学,他们之间感情很深,情同手足,大家一条心要办好学校,众志成城,就没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的。
天祥中学教师阵容强大。全校绝大多数教师都是西南联大研究生、助教和高才生。在西南联大读过研究生的有邓衍林、章煜然、许渊冲、冯契、张世富、马忠;在西南联大担任过助教的有张燮(土木系)、施养成(政治系)、胡正谒(法律系)、万绍祖(航空系)、谢光道(气象系)、许渊冲(外文系)。西南联大高才生那就太多了,如朱光亚、王浩、丁则良、程应谬、许师谦、李曦沐、申泮文、陈柏松、刘伟、赵家珍、池际尚、曾慕蠡、朱亚杰等。这批教师中绝大多数后来都成为国内外著名学者、专家。他们在学术上都有较高成就,并对国家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天祥中学这批联大校友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具有对学生严格要求,认真负责的教风。如章煜然教物理,作物理实验,他都亲自先作一遍。张燮在数学课上还教学生如何记笔记,改课外作业时,也改学生笔记,连错别字,标点符号都改。李曦沐是联大历史系高才生,上初中历史课对他来说应该是易如反掌,然而他上课前仍认真备课,甚至对着镜子先讲一遍。这批联大校友的真才实学,高度敬业精神和负责态度,以及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和关怀爱护是天样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
张彦校友在“联大精神依然十分可贵”一文中说:老师们的学识、治学方法、学风、敬业精神、道德风范以及艰苦奋斗的作风,时时刻刻使青年学子受到教育与熏陶。这无疑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联大校友们从联大众多大师那里受到良好教育与熏陶,现在他们又将这种教育与熏陶作用于他们所教的学生,因此,天祥能大量出人才是绝非偶然的。
由于大批联大校友的共同努力,天祥不仅继承了联大的校风,也继承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校风。学校校长的开明、民主作风,教师的严谨、认真的教风,学生勤奋踏实的学风,组成了天祥中学“紧张活泼”的好校风。
天祥的领导和教师发扬了这一良好的校风。良好的校风从而产生一股强大的力量,对师生员工起到经常的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影响。天祥的学生就是在这样良好的校风熏陶下,心灵受到陶冶,而奋发向上,茁壮成长起来成为国家栋梁之才。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国民党一些高级将领和特务头子却纷纷将自己子女送人这所被他们视为“赤化”了的学校。他们的子女在天祥受到良好校风影响,大多数都走上了进步道路,有的甚至投身革命。这恐怕是他们所始料不及的。
几十年来,经过大批西南联大校友以及全校教师的共同努力,当年他们用心血浇灌的幼苗,现在已茁壮成长,并开花结果了。天祥的校友已遍及海内外,大多数都已成为国家栋梁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