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瑞蕻,作家、翻译家,1933年开始发表作品,译著《红与黑》、《梅里美短篇小说选》,论文集《诗歌与浪漫主义》等,著有回忆录《离乱弦歌忆旧游》。
那年爸爸突然走了,每天准点坐下准点离开的书桌,还摊开着许多笔墨书本纸稿,似乎在等它的主人第二天再坐下来接着伏案用功,和每天一样。
赵瑞蕻晚年
我最想做的事是永远保留下爸爸这张老书桌
半夜的噩耗,我凭记者证才买到机票从北京赶到南京时,也只能在江苏人民医院的太平间里见到爸了。
突如其来的变故,将我们全家人撞击得懵掉了。那几天谁都不忍心去动爸爸书桌上的东西,我想自己唯一能做的,便是以从小训练的速记能力赶紧将这桌上所有的、尚带着故人体温的物件一一记录下来:字典、书籍、剪报、稿纸、笔记本、电话簿、阅过的或没来得及打开的信件,包括信封,写好的还没来得及寄出的信,爸喜欢收集的明信片和藏书票,还有糨糊瓶、墨水瓶、放大镜、几支红色蓝色的蘸水钢笔,印着繁体字赵瑞蕻的橘红色名片只剩一张,这是我给他印的,他很喜欢,还托我加印。
爸爸留在书桌上的实在太多了,我记了满满一张纸也写不完,粘接了几张纸变成一长条才写得下。记完后我复印了三份分给姐姐弟弟保存。我还从书桌下的纸篓里掏出已被爸撕碎的纸片,他和妈一样,喜欢随时处理自认为可以不要的纸质物,比如公文来函,多余的废稿等。过了18年,这些大大小小的碎片我至今还留着,也并没去拼凑、核对,或是修补,仿佛要留着一点神秘空间似的。
其实我最想做的事是永远保留下爸爸这张老书桌。这是1965年我家搬到鼓楼二条巷(现在叫北京西路2号新村)后,妈用六十块钱买下的。妈说具体时间是哪年也记不得了,反正是在“文革”前。别看它便宜,木质不错,抽屉又多很合用,爸爸很喜欢,就一直没换新的,直到它老旧不堪。其实外表也看不大出,因为它总是被一块大桌布覆盖着,桌布并不高级,是塑料质地可以擦的那种。后来桌布也旧了,爸爸长年伏案工作已将布面的色彩磨淡,花纹变模糊了。1998年9月,我陪爸从北京回到南京,一天他叫我陪他上街去买新桌布,这真是稀罕的事,他特别节省,轻易不会更新什么家用品。也许他是趁我在身边,我知道爸很相信我的审美。离世前的五个月里,他一直在我铺着帮他挑选的这块紫荷色调带图案花色桌布的书桌上工作。
他的自传定是在这张书桌上完成的
1965年至1999年,使用了长达34年的书桌,除去到农场那几年,一位学者、作家在这上究竟做了多少事实在无法计算。我离家太早,不在爸爸身边,不仅老人每日的生活起居和日程安排无法滤清,更谈不上那些喜怒哀乐了。
但至少可以判断1994年爸爸写的一份自传定是在这张书桌上完成的。全文五千字左右,10月初稿,11月28日修订,这天恰是他的89岁生日,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就不清楚了。除了各种政治运动中爸爸或许写过什么交代个人经历,这篇大概是他平生以来唯一称得上自传的文字吧。2012年我在编辑他的遗著《离乱弦歌忆旧游》时让它成为全书的首篇。
爸爸自传是从他的笔名写起:“曾用笔名阿虹、瑞虹、朱弦、朱玄等。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农历乙卯年十月二十二日,属兔)生,浙江温州人。”阿虹用得最多,妈妈常叫他阿虹,好像杨家别的长辈亲戚也这么叫。
接下来讲家况,他的父亲赵承孝,母亲林蘩,也就是我未曾见过的爷爷奶奶。在爸的描述下,我走进了一个浙南经营茶叶为生计的殷实人家。不显赫,却务实而自足,具有典型的中国传统家风。几代人不分男女都有诗词字画造诣,三姑妈能画花卉,到老还能写一手好字,像她本人一样秀美。尤其是爸爸的二哥,我们叫二伯父的赵瑞雯,曾在中学时上过朱自清的语文课,并留有先生批改作文的笔迹,这件事让这个家庭传送得意了许多年。
爸爸学前先在家里跟一位老先生学了一年山水花鸟画,而后就读后列为“模范小学”的学校,打下文化课良好基础。1929年,他因优异成绩被保送进温州十中,也是后来最有声望的温州中学。1932年爸爸考入本校高中部,他开始受到激进思潮影响,与六个同班生发起组织了“野火读书会”,主要宣传抗日救国,我想这多半激发于“九·一八”国耻日吧。次年,同学们推选他为学生自治会学术股长和校刊《明天》的主编,激进和学术并存在一个十八岁爱国青年的身上,进步刊物上已经开始展露他的诗才、钻研精神和对外国文学的热忱,而这些精神文化追求决定了爸爸后来的一生。
他是个文弱的书生,还有过那么勇敢的英姿?
1934年,爸和校内外同学们出版的又一本进步刊物《前路》被迫停刊。爸爸写道:“我父母非常紧张,深夜和我在灶间烧掉三四百本还未发出去的两期《前路》。”据爸的同乡同学李欣伯伯讲,他和我爸在中学都很追求进步,他毕业后上山打日本鬼子去了,而我爸走的是治学道路,从此再没联系。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他们在东德重逢,两人已是为新中国建功立业的栋梁之才了。李伯伯说的治学,是从1935年开始,爸先入上海夏大读书,而后于1936年考入山东大学,继续他钟爱的外文学习,直到“七七事变”。从爸的自传上看,爸进入大学后,并没减弱对国事关注的热情,反而更加活跃,组织“五月社”,秘密出版《中国青年行进》刊物,“永嘉青年战时服务团”。在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爸爸还做过演讲。这在我们姐弟仨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因为我们印象的爸爸是个文弱甚至懦弱的书生,他还有过那么勇敢的英姿?爸爸晚年几次跟我讲旧日往事,都会提到当年读书会的四个女生,六个男生,他在一张合影老照片背后写上他们的名字。其中班长女生向枫,是爸爸这班被学校戏称为“凤头龙尾”的“凤”,而那个“龙”就是我爸。都不在了,不在了,他说,好几个都牺牲了,每每说到这,爸很感伤。
自传接下来便是爸爸这一生最怀念时期之一——西南联大。他在生前不惜笔墨一遍遍写回忆文章。爸比妈幸运,他当年提前到了长沙,亲历了联大的前身国立长沙历史大学的组建,在南岳衡山优美的环境和国破家亡强烈对比下,师生们群情激昂坚持为国治学的氛围。长沙之战是惨烈的,多少国军将士为保护这些未来的知识精英付出了生命代价。父亲更幸运的是,在西迁昆明途中,困于校舍奇缺,联大的文、法两学院暂止步在云南蒙自边城,却带来了自发结社《南湖诗社》的机遇。爸在自传里还特别提到半个多世纪后的1990年,蒙自恢复“南湖诗社”造了纪念亭,他被聘为名誉会长之一的好消息。
赵瑞蕻和南湖诗社的年轻诗人们
1938年9月,文法两院回归昆明联大。爸和妈的回忆里都没有联大开学典礼这一细节,不管怎样,在入校的新生中,我的双亲是这二千多名流亡学生的天之骄子之二,并且同属外文系(外国文学系),爸是二年级,比妈高一班。我妈好说我爸来自山东大学,联大合并的三所名校,哪个也沾不上。我想既然称为联合大学,说爸是清华的,也不算夸张,要不然为什么后来清华的校庆活动都要邀请爸出席呢。
经历了离乱的颠簸,仍不改文学理想初衷
爸爸心中始终有一批他崇拜的历代大诗人名字,他们曾与温州的名山佳水结缘,这让生长在雁荡山麓和瓯江畔的他每每提及无不自豪。爸好说自己是“从山水恋到诗之恋”,自传里他用了很多笔墨介绍他的诗作受到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先生的直接指导和推荐发表,这些诗大多是怀乡,谴责日本侵略的暴行,像《永嘉·园之梦》,朱自清认为是一篇力作。即使在战时他也写过唯美抒情的诗,如1939年秋在昆明写的《遗忘了的歌曲》,1944年5月在柏溪写的《金色的橙子》。柏溪是抗战时期中央大学分校的校址,也是爸从联大毕业后教书生涯最后一所、呆的时间最长的学校(中央大学至南京大学)。
从昆明到重庆,爸爸经历了离乱的颠簸,仍不改文学理想初衷。就在柏溪,他除了教课,还编注教材,翻译名著,1944年第一个中译本《红与黑》在此完成,时年29岁,那是他文学创作的鼎盛,按他自己的话是:“写作和翻译的一个丰收期”!
抗战胜利、复员去南京,南京解放,中国几个重大历史转折,爸妈都赶上了。虽然当隆隆炮声包围南京城下时,爸爸也害怕过,听妈说爸有过带妻儿回温州老家躲一躲的念头,却被舅舅的义正词严给吓住,再也不提。毕竟他们这代追求民主进步的知识分子,不言而喻会憧憬崭新的社会。恩师闻一多被暗杀,爸写下诗篇《遥祭》《从烛光到阳光》早已决定了他的立场。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攻入南京那一刻,爸妈是相拥着齐声欢呼:“天亮了!”
和千千万万拥戴新政府的中国人民一样,解放初期的爸爸热情似火,创作了许多应景的颂歌。记得他为舅舅的小女儿、我的表妹写下一首小诗《给杨炽——为一个出生的女孩作》这样写着:
“你生在这人民革命大胜利的时代,/你生在火凤凰一样的国家,/你的爸爸为你取了个光亮的名字,这名儿就象征你生命的火花。/你的小生命开始与人民中国的开始,/你第一次睁眼便快乐解放的圣火;/仿佛是春天枝头第一粒蓓蕾,/红嫩的生命已蕴藏着明天的花朵……”
作诗那一天是1949年12月1日。
显然爸的天真和爱国情怀很快适应了新形势的脚步。他迷上了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到今天我还记得那首长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诗人由崇敬到幻灭,也许这正契合了爸爸浪漫的诗人气质。
有心写他的德国往事,可惜太迟了
自传里一个重要部分在1953年至1957年,那是爸爸这一生引以为傲的四年,一段独特的域外经历,让他为新中国赢得了荣誉。我能有幸在爸爸出国的最后一年陪伴他,还有妈妈和弟弟,1956年我已是一个懂事的小女生了。过了很多年,一次爸爸突然向我借我在德国期间的两本日记,开始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要知道它们是那么幼稚还时时中断。他离世后我整理遗稿时才重见我的日记和一份《讲学笔记》提纲,爸爸是有心写他的德国往事啊,可惜太迟了!
爸非常热爱他的教师职业,他是个了不起的好老师。在自传最后部分详细写了他在中西比较文学上的建树与成果,是他认定中国的比较文学从1907年起步,提出鲁迅的贡献。1980年,爸和杨周翰、李赋宁一起提出开展比较文学研究的倡议,为此,他身体力行,除了写成《鲁迅< 摩罗诗力说> 注释·今译·解说》专著,还带出了三批研究生。他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
值得一提的还有爸爸晚年的150首八行诗体《诗的随想录》,这是受巴金《随想录》的影响。他一改以往的文风,所思所想,直抒胸臆,爱与憎,歌颂与鞭笞,畅快淋漓。他说我老了,还怕什么?
不知什么缘故,爸爸没在自传里提文革,一句也没有。那是整整消耗掉我们每个中国人十年的灾祸啊,爸爸不上课了,靠边站,唯一能做的是编过三本鲁迅选集。在注释里,他不得不违心地按照当时的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径来写。比如对巴金的注释,显然烙上了文革印记。也许爸爸不堪回首,因为这十年与他致力于的学术毫无关联。
1994年,爸爸从第一次发作心脏病恢复刚三年。这场大病让他深切感到自己的时日不多了。可以想象,爸爸伏案写下这篇自传出自怎样的心情?显然,他是要提前向家人、学生、同仁和读者做一个交代。
他做到了。
大姐找的收破烂的师傅来拉书桌了
晚年的爸爸对时光流逝有点焦虑,这种紧迫感越到后来越强烈,他每日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大。最后那几年的信里他总喜欢说老天保佑他多活几年这样的话,这样他就可以再完成六本书。这六本书自然包括他不满意年轻时翻译的《红与黑》,他也不满意别人翻的,他要重译。他想翻出一本最“信、达、雅”的译本,才对得起这本世界名著。因而他译时要参考各种语言的各种版本,进展很慢。加上白内障严重,看字典要用放大镜,非常吃力。后来去开了刀,他兴奋地写信告诉我,还用了“大放光明”四个字。九十年代,电脑还没普及,爸爸每翻一章,他的研究生唐建清就帮他打字出来。一共翻完十章,他就走了。难怪我在清理他的遗稿时,看到这一包的外面用红色大字写上“死不瞑目”并且标了三个惊叹号。我知道这是给我看的,他越到晚年越看好我这个女儿,知道只有我懂得他的心思,能帮助他完成未尽心愿。其实很惭愧,我这代人知识缺失的太多,外语能力普遍很差,年轻记性好的时候不让学,年纪大了,记性减退了,工作、家务又很繁重,错过了许多学习机会。所以每当看到家里这么多外文书籍资料,有心也使不上。
1998年冬天,爸爸为南大出版社《新世纪活页文选》,写了万余字的《读济慈的< 夜鹰颂>》和《读雪莱的< 西风颂>》。岁末,钱锺书走了,他写文章悼念钱锺书。次年年初,萧乾走了,他又写了:《我们失去了一个翻译健将》,这也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后墨迹。可是他最终没有完成他呕心沥血之作《离乱弦歌忆旧游》。有人说“赵先生是写死的呀!”
父亲在这张书桌上做了多少工作啊!
当我终于发现想要在南京这样潮湿发霉的地方存放这张旧书桌是多么不切实际,也曾幻想将书桌运到北京,奢望像中国现代文学馆永久陈列鲁迅、巴金、郭沫若、老舍、茅盾、曹禺那样,我在自己的家里传代藏着总可以了吧。为此我打听过铁运物流的信息。
为我的设想,妈让她的家务助理小陈将书桌先搬到院子里的车棚里暂时存放,她声称“这是小妹要留的”,意思是谁也别动。电话里她老问我,你什么时候拉走啊?大姐还找人问过修理之事,因为这书桌年久失修缺胳膊少腿的,早散架了。
事情拖到2014年,为迎接南京青奥会在南京召开,这个一向宁静的大学小区顿时被搅乱,在那一年变成了尘埃滚滚的大工地。妈妈自投五千元盖起的只存置旧书报杂志的车棚也遭到了被拆除的威胁。
爸爸书桌怕是保不住了!
大姐劝我算了,她说太破了,没有必要再留了吧。九月,我恰好在南京,一早,大姐找的收破烂的师傅来拉书桌了。这桌下早成了流浪小猫一家人的大本营,动这块领地,等于要端它们的窝了!
推车就在小院铁栅栏门外候着,在猫咪妈妈惶惶惊恐下,爸爸的书桌被拉走了。
终稿前,妈妈听说我写了《最后的书桌》,直说“太好了!”她说你爸闪光的事,去医院探望南大中文系的贫困学生算是一件吧,那天他非要亲自去送钱。还有你爸喜欢送年轻人《爱的教育》,她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