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刘自强教授1924年出生于云南昆明,求学于金陵女大、西南联大、清华大学、美国罗彻斯特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后任教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法语专业,在法国象征派诗歌、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贡献卓著。作为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的儿媳,她不仅将重要文物慷慨捐赠给清华大学,还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史》提供珍贵文献。刘自强教授于2019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本刊节选刘自强教授此前受访文稿,以志纪念。题目为编者所加。
刘自强教授
西南联大岁月
采访人:刘老师您好,请您先谈谈当时是怎么考进西南联大,怎么进的外文系,以及当时西南联大的一些情况。
刘自强: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在昆明,它由北大、清华及天津的南开大学联合组成,有很多大师级的教授。当时考大学可以同时报考几个学校。但我在考了西南联大以后,就不考了,没等发榜,就跑到成都去了。到成都以后,成都的高考已结束,但还有一次补考的机会,就利用这个机会考上了金陵女大。考上金陵女大以后,就在成都上学了。在成都念了半年,我妈妈跑去叫我回家,说:“你考上西南联大了,为什么不回去?我已向学校申请保留你的学籍。”我说算了吧,就让我念完这一年。那是1943年。从1944年起,我就回到西南联大了。因为我在成都念了一年,西南联大承认那些学分,所以不用再念一年级,拿我从前一年级的分数请各个系的老师签字认可就行了。所以我基本上是从二年级上起的。当时考进的是外文系,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女孩子就适合学文科。
西南联大英语系当时名教授挺多的,吴宓、潘家洵……,不过这些老师,我去的时候都没碰上。我碰上的,是老温德先生,Mr.Robert Winter。不过当时法语也很重要,是必修的,而且要学三年。当时有四个法语老师:吴达元、陈定民、林文铮和闻家驷。闻一多也在昆明,在中文系。闻一多比闻家驷出名,他是比较具有战斗性的,而闻家驷则比较文气,文质彬彬。
我进联大后,有同学介绍说四位老师都从一年级教起,那么选哪一位呢?大家都推荐吴达元先生,因为他最严肃认真。所以我选了吴先生。这个吴先生,差不多每一堂课,每个人的名字都点到,叫你一个一个地回答问题。回答不出来要受批评的,而且批评得还不留情面,所以大家都有点害怕他。每次都有个小的测验,背动词变位等等,测验卷子他第二天一定改完拿来。看着吴先生穿得整整齐齐拿着卷子,一丝不苟地很严肃地进来,然后坐那儿一个一个提问,大家都有点紧张。
我另外印象很深的就是金岳霖老师,他的逻辑学也是不好学,我们学起来很难。不过他人很滑稽,上课时在课堂上走来走去。有一次穿了一件美式风衣来上课。那时西南联大的老师和学生都穿得很朴素,都是一件蓝布大褂或别的布大褂。有的人据说只有一件大褂,到晚上洗一洗,第二天再穿。看见金岳霖先生穿了一件美式风衣来,大家都知道是哪儿来的。Robert Winter先生刚从美国休假回来,带来一些新“装备”,他常穿这件风衣。这衣服金岳霖先生穿着很新奇。但这事让我们觉得这两位老师友谊很深,可以“共产”了。
另外一个印象很深的是Winter先生。他不像中国老师坐那儿或是站那儿讲课,而是用表情及姿势来讲一课书。比如他给我们讲“English Poetry”,是依照诗的内容边讲边表演。我记得那时候他最喜欢讲的就是诗里面的节奏问题。英诗里多用抑扬格,一轻一重、一轻一重,他给我们一再强调,诗没节奏就不成其为诗歌,诗是配了音乐的舞蹈。比如莎士比亚的sonnet,十四行诗,他讲得有声有色,所以我印象很深。他让我们作诗,每个人都写十四行诗。有一次,我得了九十分,所以高兴极了,我后来对诗歌感兴趣,可能是受他启发。
我们当时学法语的一本教材,叫Fraserand Square,是美国人编的。里面很多解释都是英语的。别的班没用这个教材,闻先生用的好像是燕京大学教授邵可侣编的。一年级学基本课,二年级就读一些短文,各式各样的法语短文。三年级涉及一些作家。如吴先生给我们讲莫里哀的戏剧,L’avare(《悭吝人》)。
当时,Winter先生还开一门课叫“欧洲作家”,他不仅讲英语作家,还讲蒙田、莫里哀、薄伽丘、但丁……,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的课程,面比较广。法语的基础训练不像我们现在那么着重。但吴先生对语法是很重视的,不过是结合阅读,结合文学作品,所以文学面接触很广。我感觉现在的学生知识面比较窄,在强调语言基础的同时容易疏忽了这个“面”。我觉得既要强调基础,同时也要注意广度。
当时我们除了外语课,还有别的课,比如“世界史”“英国文学史”“中国史”。我觉得我们那时候缺一点中文的课程。学文学的,中文很重要——不管以后做什么工作,翻译也好,搞文学研究也好。但我们当时对外国的文化信息知道得不多,学“世界史”知道一些,但还是很少。那时候打仗,对外交流根本不可能,所以全靠课程了。这就是当时西南联大的情况。我在西南联大上了二、三年级,1946年回北京后,就到清华了。
周珏良先生当时在清华给我们讲浪漫派诗人。那时比在西南联大时正规,有教室了,可是我们还是从前那种比较散漫的习惯,喜欢在教室乱议论。有一天上课,来了一位西装革履的人,我们一开始根本没有注意他,后来才知道是周珏良老师。同学都习惯看老师穿蓝布大褂,突然看见老师穿西装,想这是教“货币银行学”的吧,不像教浪漫派诗人的。于是大家背后都叫他“货币银行”。
采访人:西南联大抗战期间南迁到昆明时,当时的条件和整体气氛怎么样?
刘自强:当时联大大部分学生住城西北,靠近昆明城墙。除了一两间教室在城里,其他教室在城外,上课、学习就从城里面出城,穿过环城马路,到环城马路的北面,有一大片地方,那是划给西南联大的。盖了许多房子,有的是洋铁皮,下雨时声音挺响。有一个大的图书馆可以去看书,还有一些小教室,有茅草顶的,窗子上没有玻璃,透风,不过不冷。教室里是长条板凳,上课时大家从四面八方过来。虽然是战乱时期,学习气氛还是不错。有好多同学,汪曾祺、杨振宁等,还有老师,都泡茶馆。就是在茶馆里看书,讨论或写东西。这个环城马路也有汽车,开始车不多,滇缅公路通了之后车就多了。那时气氛比较自由,可老师学生都比较认真。而且大家好像也没觉得特别苦,还是挺愉快的。我上大学的时候基本上不跑警报了,不像三几年,日本飞机轰炸得特别厉害,学校都搬到山上去了。1940年过后,美国的飞虎队来了,就把日本人给卡住了,日本飞机轰炸就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
采访人:您说起飞虎队,西南联大是不是有些毕业生去给他们当翻译?去当兵了?
刘自强:飞虎队最初只是陈纳德带领的自愿来打击日军的飞行员。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参战,把史迪威将军派到远东战场,他成为了中国、缅甸和印度军队的总司令,大批的美军物资和人员也被运到远东参战。那时急切需要翻译,就把大学三、四年级的学生征调去了。我爱人那时候刚上二年级,学机械。政府并未征调一、二年级的同学,但是他同冯宗璞的哥哥冯钟辽一直是一对搭档,两个人都要去。他父亲劝他,说好不容易有个读书的机会,你们要报国以后再去。他非要去,结果就去了。那时候学生的热情同现在完全不一样。因为国难当头啊,所以大家都是命都不要了,我能够帮助一点就帮助一点。当然,也有人重视学业,这是个人的志向。
采访人:说起西南联大,得提提您公公梅贻琦。他当时是西南联大的校长是吧?
刘自强:西南联大是三个学校合并的,所以校领导也是三个:蒋梦麟、张伯苓还有梅贻琦三位校长,但是蒋、张两位经常在重庆。张伯苓先生是梅先生在南开上学时的老师。蒋梦麟先生当时在政府里有职务,他原先在北京做过教育部部长,后来在国民党政府里面也有职务。所以三个人当中主要是梅先生主持校务。在办学的同时,每个学校还有自己的研究院,北大研究院、清华研究院、南开研究院,都是分开的。所以这几个学校还是挺了不起的。科研没放弃。
梅先生主持西南联大的日常工作期间,干了不少事,包括找校址、盖校舍等等。但他一边要应付国民党——国民党当时在重庆,他常常得去那儿汇报,一边还要与当地政府(云南省政府)应酬。西南联大因为不在重庆所以受国民党控制要弱一些。同时因为云南不听蒋介石的话,学术也比较自由。
采访人:西南联大当时培养了很多后来很有成就的学生,像您刚才提到的杨振宁、汪曾祺等都在那儿学习过。那么法语界当时和您一起的,除了吴达元他们这些老师之外,还有哪些人呢?
刘自强:好像没有。法语啊,那时候不是一个专业,是从属于英语的,是英语学生的必修课,当然也有人研究法国文学,比如李赋宁先生,他就跟吴达元写了个硕士论文,《莫里哀喜剧里的悲剧因素》。所以吴先生老拿李先生来给我们做榜样,说他法语学得很好。我们当然不如李先生了。李先生给我们上过课,是替吴宓先生的“英国文学史”。
后来西南联大解散,回到北京,我们都进了清华,闻先生到了北大,吴先生到清华了。西南联大大致就是这样的情况,那个气氛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由,又很用心地读书,后来成就还不小。当时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很重要,师生关系比较近。也可以随便听课,我记得上Winter先生的“英诗”时,杨振宁等也跑来听课,因为他的确是讲得有声有色。
漂洋过海求学
采访人:之后您还有一段海外求学的经历吧?
刘自强:是的,我1946年回清华,1947年毕业,就去美国了。我在美国念了一年英国文学、一年教育,拿了一个教育硕士,就想回来了。但因为我母亲在香港病倒了,我们想办法给母亲办了来美国的签证。我母亲到了美国后我就不能走了,于是我就在那儿工作。工作了一年多,教一个意大利移民区小孩的英文。我母亲在美国呆不住,想回到香港看看情况再回国,我们也想一同回国。可是出问题了,我母亲的护照是从香港签证到美国的,她可以回到香港;我们呢,持有国民党签发的到美国及法国的护照,那时解放了,我们的护照就失效了。我母亲就说:“我们绕道欧洲好了,乘船到英国玩玩,然后再到法国。说不定在走的这几个月里面情况就变了,可以回国了。”
1951年我们来到了法国,但香港签证仍无希望。这样我因祸得福,得到一个在法国学习的机会,确实很偶然也很曲折的。
我在法国呆了四年多,在巴黎大学学习,到1956年初回来的。开始的时候上了一个给外国人开的课,叫“法兰西文明”。这个课我觉得开得很好,因为(时间跨度)从中世纪一直到现在,有地理、历史、美学,还有语言课。语言课我没在那儿上,我跑到Alliance Française(法语联盟)去上了。我在美国几年,把以前学的法语都忘得一干二净,等于从头学。在法国呢,经济就成问题了,不过法国政府有一个给中国学生的助学金。当时在法国的中国学生都面临相同的困境。法国教育部给在国立学校学习的中国学生设立了助学金。当时我在巴黎大学注册,我妹妹是学画的,她开始是在一个私立的画院学习,后来考进了école des Beaux-Arts(法国国立美院)。所以我们两人都有助学金。国立大学不收学费,只有一些杂费,还有一个学生的工会,可以给你办好多事,比如食宿等。所以我们住学生宿舍,吃学生食堂,费用较少。那时候给我们3000旧法郎,基本就够了,但是也不宽裕。可是我妹妹画画呢,要买颜料、画布,就比较紧张。所以我的钱常常是贴到她那儿去了。我呢,根本也不用买书,到图书馆去看书就可以了。听音乐会呢,学生票便宜极了。然后还可以参加好多假期旅行,也都很便宜。那时候“二战”刚结束,学生都很穷,享受很多法国人给的优惠待遇。那时候好多女孩子都是天主教徒,给我们好多帮助,经常主动来帮助我们。我们常参加天主教徒的旅行,老嬷嬷带着上意大利去旅行,住在修道院里头,去参谒教皇,去参观,根本就不需要多少钱。所以对法国人,我觉得我很感激他们,他们对学生的照顾是很周到的。
当时在法国,我们不仅受到法国人的照顾,还接触了一些中国人,都是比较有名的。程抱一、熊秉明、潘玉良,还有苏雪林、方君璧等。
几年在法国的学习也挺有收获的,觉得打开眼界了。在中国学习,我对好多东西都很陌生,可是在法国学习的时候,音乐也懂了不少,绘画也懂了不少,文学啊,从中世纪一直到现在,都是连着讲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大学啊,以后这些方面恐怕还得开展。
北大时期的法语研究
采访人:1956年您回国以后就马上进了北大吗?
刘自强:是的,在招待所待了一阵子后我就进北大了。我也愿意进北大,因为好多北大的老师都是我从前的老师。法语系的老师,有来自中法大学的郭麟阁、李熙祖,来自清华的徐继曾,陈占元是北大的,还有吴达元以及沈宝基、齐香、杨维仪等。这些老师的业务还是不错的,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都很好。我觉得那个时候最好的,是北大学生。学生很精彩,不管老师给什么样的训练都可以做出很好的成绩来。所以我当时常常觉得,北大之所以为北大,是学生的优秀更胜过老师的优秀。
采访人: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以后,您都开了些什么课程呢?有些年轻老师记得您当时开过“法国戏剧”还有“浪漫派诗歌”……
刘自强:那个时候开始招生,我们也高兴,认为从此以后,可以教点书了,可是回头一想啊,荒废了十几年二十几年啊,根本就没东西教,必须经过一番学习。后来我得到系里的同意,争取到和王文融老师一起到北外去听Monsieur Gautier的课,这对我很有帮助。后来MonsieurGautier也到北大来了,所以就更方便了,可以跟他借一些书。1983年,我去美国看望我妹妹,利用这个机会,就到法国去了。去听了几个月的课,到1984年5月就回来了。
与家人登长城(后排右一为刘自强,右三为梅贻琦夫人,前排左一为刘自强爱人梅祖彦)
在法国我买了好多书,这大大地充实了我们的教学内容。蔡鸿宾老师当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还是他帮我们捆的硬纸箱,那时每人可以带八大件(电器)回国,我和我妹妹两个人,根本就没有钱买八大件,因为都买了书。书对我们来说真是太宝贵了。它大大充实和更新了我的教课内容。所以后来好多年开的“法国19世纪文学”“20世纪文学”“文学批评”……都靠这些书。
法国是一个思想不断翻新的国家。大概在19世纪下半叶,就出现一些新的动向,这当中就包括象征派诗歌的出现。这里一个主要的人就是波德莱尔。他不止是影响到诗歌,整个现代文艺都受他的影响。到了20世纪,出现超现实主义、新小说。上世纪80年代,又是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所以对法国这样的国家,我们应该跟进人家的新东西,要不然就错失很多精粹的东西。但是在我们大学里当时有个倾向:只能教古典文学,当代的东西不能登上大雅之堂。因为古典的东西都是经过时间的挑选、历史的沉淀,都是精华,所以可以一再学习。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可是我觉得不学新的东西是不行的,那就不能认识新的时代。我对新的东西就很感兴趣。我留学的时候就开始对波德莱尔很感兴趣。去法国的时候,我觉得象征派的诗歌太重要了,影响了整个现代,所以就开始研究象征派的诗歌。开始研究一个作家叫Charles Cros(夏尔·克罗),和Rimbaud(兰波)是同时代的,他对中国的东西很感兴趣,还写了诗歌颂李太白。这个人是个多面手,好像是他发明了彩色照相和唱机唱片。但是他的论文在法兰西科学院没有受到重视。在文学方面他说了很多同中国有关的东西。
我觉得波德莱尔的东西,应该介绍给我们的同学,因为他影响太大了。我记得在1978年年底还是1979年初,我在全系做了一个报告,就是关于波德莱尔的。因为他写了一首诗,表明他的诗学,他不止是把诗学从古典的理性主义中解救出来,还把诗歌从浪漫派的多愁善感中解放出来,他把诗歌放在一些感观上,同嗅觉、视觉、听觉联系起来,诗歌就更有声有色有味,更触及心灵。可是波德莱尔是一个穷困潦倒的诗人,当时在系里面要做这个报告,要犯忌讳的,踩红线啊。所以我做了好多解释,可是做了那个报告以后,当时的代理系主任,还是党支书,就上台消毒去了,他说“这个波德莱尔是个颓废派的诗人”,我也不理睬这种标签。不过后来反应还比较好。之后我还做了关于兰波的报告。
我80年代去法国收集了好多新批评的材料。后来我还介绍了结构主义。我讲结构主义,还介绍了一下俄国20年代的形式主义、索绪尔的语言学,还有人类学等。
这之后我还介绍了后结构主义,先是Roland Barthes(罗兰·巴尔特)的Le degré zero de l︐écriture 《写作的零度》,然后就是Derrida(雅克·德里达)的,我翻译了一篇他的文章。在这以外,我还写了一篇关于后结构主义的文章。德里达的文字是比较难懂的,因为他是讲哲学的。他所谓的结构是一个无中心结构,因为他认为结构随时都在变动。他用了尼采的话,说结构实际上是不断替换的没有中止的符号游戏。
我再来说说兰波,我写过两篇文章介绍兰波。兰波提出了客体诗。大家对此可能有点莫名其妙,为什么说客体诗?因为诗嘛都是抒情的,一抒情呢,就是主体诗了,是subjectif(主观的),不是objectif(客观的),关于这点我也是利用了同中国诗的对比来解释的。你知道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里头就提出来,中国的诗境里,有“有我之境”,还有“无我之境”。可是在西方的诗里没有“无我之境”,要么是理性,要么是感情。兰波所谓的客体诗我觉得可能是从夏尔·克罗那儿来的。我还找了一首兰波的诗,来同中国的古典诗进行比较。这诗只有四句(西方很少这样只有四句的),有点像中国的绝句。这接近于一首客体诗。
诗歌的抒情主体不出现。而中国诗常有主体不出现的情况,我用中国诗给你们说明一下。中国诗有“赋比兴”。“比”是与“我”有联系的,而“兴”呢,根本就同“我”没联系,是一种“无我之境”。这个是我的拙见,我还没有仔细去推敲。我举过一个例子,《孔雀东南飞》开头,“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前两句同故事本身完全没有关系,那这两句就是一种“兴”的用法。这中国诗里头有,外国诗里头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兴”是我们中国人提出来,兰波从这儿学去的。很多汉学家认为“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放在这儿,毫不相干。他们想找一个理由来解释,结果说找到另一首诗中有“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这句话,所以说孔雀飞不过去了,呵呵。这当然是个笑话了。我只是以此说明西方没有这样的诗。后来有一个现代法国诗人,叫Pierre Reverdy(皮埃尔·勒韦尔迪),是一个超现实派的诗人,他有一条诗学,我觉得可以用来说明这个“兴”。他认为:要用象征的话,或者用一种喻意,意象是从两个相距较远的现实的靠拢而产生的。靠拢的两个现实,关系越远而正确,意象就越是强劲有力。比如形容我心里的愁苦,就说杯子掉地上砸碎了,这种方式表达。总之距离越远表达力就越强。诗歌是抒情的,但是用一种新的方式,表达越不相干,力量就越强。所以我觉得兰波所谓的客体诗是从中国弄去的。后来,我还翻译了一些波德莱尔、夏尔·克罗的诗,也翻译介绍了法国现当代的其他一些诗人。另外,我还算是比较早地介绍了Duras(玛格丽特·杜拉斯)那本著名小说《情人》。在“新小说”当中,我最感兴趣的就是Duras,她那本Moderato cantabile(《如歌的中板》,一译《琴声如诉》)也写得非常好。
后来我还介绍了Proust(马赛尔·普鲁斯特),我觉得普鲁斯特受波德莱尔的影响很多。他写的那本A la recherché du temps perdu,用了很多声音啊、芳香等气味啊,我觉得整个在以小说的形式实践着波德莱尔的“相应说”。很多人都以为这是一个回忆,或者是意识流啊。我觉得普鲁斯特说那个气味,茶啊,蛋糕啊,并不是简单把当时的那种情况反映出来,而是用艺术的手段来再现一种感觉状态,是一种文学手段的创新。我觉得不应该把书名译作《追忆似水年华》,而应是《寻觅失去的时光》。虽然不是那么诗意,可是更贴近原题。严复提出翻译的准则是“信达雅”,头一样就是“信”,“雅”当然得雅,但是不能把基本的“信”给丢了。
我最后再补充说一下我的翻译吧。我的短翻译,好多小诗歌就不说了。我已有四本书翻译出来。一本Gaston Bachelard(加斯东·巴什拉)的《梦想的诗学》。还有一本是《从文本到行动:保尔·利科传》。前一本是关于文学欣赏的书,比较容易读,而且我花的时间比较多,所以这本书我比较喜欢。后者呢,涉及的面很难,我自己有好些地方都觉得疙疙瘩瘩的,所以我很遗憾,这本不好懂。后来我就希望能够再版一下,改一改,当时翻译的时候时间太少了,也是急着出版,就出了。然后还有两本没出的,一本就是A la recherché du temps perdu的头一卷叫Combray。还有一本就是程抱一最近的一本法文小说叫L︐éternité n’aest pas de trop,我翻译的中文名字叫《此情可待》。原来我翻译的是另一个名字,叫《此情悠悠》,因为讲一个爱情故事,两个人后来分开了,但感情很深远。我就请程抱一给我看一下,他就把它改成《此情可待》,这也可以。正在翻译的时候,我爱人病了,后来去世了。中间我曾跟我爱人说,这故事挺好玩的,我翻完了给你看看。他去世以后我好难受,于是我就把从前翻译的这东西拿出来,接着翻完了。它转移了我的注意力,在我很难过的时候助我度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采访人:杨明丽、王东亮,访谈整理:刘娟娟,时间:2007年1月17日,地点:刘自强先生寓所,北京大学法语系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