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联络

杨石先老师在南开师生的心目中，是一位庄重尊严的校领导、教育家和科学家。是的，他毕生从事高等教育，为南开的教育科研呕心沥血，使南开成了国内知名的高等学府。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慈善可亲的长者，永远值得我敬仰的师长。

1982年，王积涛与杨石先等在杨石先家门前合影。前排右2杨石先、右1陈茹玉，第三排左1王积涛、左2陈荣悌、左3何炳林

记得五十七年前（1939年），抗日战争已发生两年的时候，我从上海辗转前往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插班。入学的第一天，在化学系办公室见到了系主任杨石先先生。他一见我，就特别热情，详细问我是哪里转过来的，学过什么课程，当他知道我曾在抗战前“国立中央大学学过农科一年，在东吴大学学过化学一年”，他连连点头说：“你的英文基础和化学基础不错，可以插入联大化学系二年级”，他并且告诉我，他以前也学过农科，学一些生物学知识对化学的学习有好处。他给我第一天的印象，就像是可亲的师长。

我在联大学习的三年中，深感杨先生作风平易近人，生活是艰苦朴素，对人热情可亲，他在讲高等有机化学、药物化学时，生动清晰，有时还介绍一些政治和历史知识。在抗日时期，他曾经讲过，一个国家如没有科学技术就会受到帝国主义的欺侮。例如德国的药物研究，当时发明了“604，919 ”，曾作为治疗梅毒的药物，对世界上流行病起了抑制作用，但是也帮德国帝国主义在亚非地区扩张了势力。非洲地方流行一种睡眠症（由蚊蝇叮咬传染的），除了德国保密的一种药物可治以外，其它国家都无法获治，德国利用这一先进技术到非洲去抢占市场，甚至扩充政治势力。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不仅是造福于本国人民，也是侵略别国的资本。他的这一指导思想和教导，给我们好好学习，救亡图存，是起了激励作用的。毕业后，杨先生留我在西南联大当助教，帮他辅导药物化学课，并加入到他的抗疟疾药物研究组。杨先生的爱国民主情，全部倾注于他的教学科研之中。我跟他在当时简陋的实验室里，做了几年的药物研究工作，深深的为他结合实际，寻找中国传统草药有效成分的努力所感动。1945年我被录取为留美公费生，学习药物化学，杨先生就是我的留美学习导师，他帮我选择美国学校，选修研究生课程，后来他到了美国，还亲自过问我学习情况。在我获得博士学位后，他还介绍我到美国礼来药厂去找药理研究室主任——他的清华老同学陈克恢先生，安排我在那里实习药理研究。他对我的关心和培养，我永远忘不了。

杨先生对学生的厚爱并不仅仅倾注于我一人，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本人生活虽很清贫，还不时接济一些贫困的青年学生，凡是在联大学习过的学生，如唐敖庆、申泮文、陈天池等都异口同声称赞扬老师的爱才恩德。

杨先生在解放后为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南开大学化学系不遣余力地招揽人才，化学所的钱人元、蒋明谦，南开大学的何炳林、陈茹玉，都是受他的感召回到祖国的，他们在各自的单位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杨先生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为党的事业尽心尽力，他在当全国人大代表和南开大学校长的几十年里历尽甘苦把南开大学办成国内第一流大学。我们作为他的学生，真是无上光荣，一辈子要学习他的好作风，好品德，处处接近群众，为党和国家培养优秀人才。

我到他家里去看他时，他总是埋首于化学期刊书堆里，搜罗学科的发展情况，他在三十余年前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大学研究所，他亲切地召见高振衡、陈天池、何炳林、陈茹玉和我，共同商讨成立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他在这以前已经开展了农药的研究，象当年他致力于药物化学研究一样的热情。他说当前农药的生产是国家的重点，如何推动农业向高产方向前进，农药是很关键的，不成立专门研究所，师生的研究力量不能集中，“繁荣学科，发展经济”，这是他成立研究所的目的，作为他的学生，我们都体会到他对国家迫切需要科技的心情，而且都佩服他把握科学研究方向的魄力。

在六十年代，他选用了不少有政治热忱和精明强干的科技人员，配置了第一流的高档仪器，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已成为国内大学中有机化学重点实验室，为农药的科研和生产做出了巨大贡献，杨先生的言传身教，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头。

杨先生在行政和业务方面的卓越领导才能在于他知人善任，充分发挥属下专长。他本来要我在药物化学方面发挥作用，曾经让我担任天津药物研究所的顾问。到1959年南开大学化学重点移向元素有机化学方向，他征求我的意见，元素有机化学的药物可拓展的前景不大，能否从事更基础的金属有机化学，我说我愿意放弃药物化学的研究，以免干扰农药研究大方向，改变自己原有的专业方向，把金属有机纳入元素有机化学范围内，杨先生很赞成。从此南开大学的金属有机化学成为全国金属有机化学的创始校之一，我至今要感谢杨先生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