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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康与闻一多

2019-08-20 | 来源 《人民政协报》2019年07月25日 |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云南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他殉难后,作为学生、晚辈的王康,写下了《闻一多的道路》《闻一多》《闻一多颂》《闻一多传》,历经半个多甲子为先生立传、为时代留言。

今年是闻一多诞辰120周年,本文记叙了王康与闻一多交往过程和为其立传的始末,以资纪念。

“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像闻一多先生这样的历史人物,他们的传记,正是历史中的血肉,历史中的精华,历史中最生动最昂扬的部分。”王康的西南联大校友、诗人何达在他《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王康〈闻一多传〉港版代序》一文中如是说。

传记写作既要真材实料,又要真情实感,这两点,王康都具备了。正如何达所言:

看传记,先要看传记的作者。

看他有没有条件,写这样的传记。他跟他所写的人物,有什么样的联系?

他所根据的是第一手的材料,还是间接而又间接的传闻?

他所写的,是那个人物的真正的生命与灵魂,还只是一些事件的堆积,一些史料的串连与拼凑?

他与他所写的人物,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经历着同样的风浪,追求着同样的理想呢?还是早已分道扬镳,貌和心违或者相隔万里相去千年呢?

他在写作这个传记的过程中,曾经投入了多少的精力与时间?曾经做过什么样的努力?

从《闻一多的道路》到《闻一多传》,作者用30多年的时间做了诠释:从风华正茂的青年到年届花甲的老者,青丝变华发,时过境未迁,王康用心、用爱、用情、用思,留住了“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的真情实景,留住了他们那代人对闻一多的真情实感。

王康与闻一多

1919年,不满20岁的闻一多在清华园中激情澎湃地投身五四运动之时,与闻家同乡且有姻亲关系的黄冈回龙山宁家汊王家,一个男婴呱呱坠地。这个名子寿、字康的男孩儿,就是曾署名“史靖”“王念昆”“石武阳”等的著名社会学家王康先生。

1920年,闻一多在清华园中与几位同学组成“丄社”,开始写作新诗之时,子寿还在襁褓之中。

1922年闻一多赴美留学,至1925年一多留学归来,到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任职之时,子寿从婴孩长成幼童,在南京新街口的幼稚园中开蒙。

1926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闻一多相继在上海国立政治大学、南京第四中山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等校执教。这十来年间,王康由一位少年长成青年,在南京、武昌两地上小学、中学,课余喜读各种闲书。

1938年初,闻一多加入长沙临时大学赴滇旅行团,步行前往昆明西南联大。此时,王康正和他的私立南京安徽中学的同学一道奔赴贵州铜仁,就读国立贵州临时中学(国立三中)高中二年级。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潜心中国古代文化、古典文学研究,讲授中国文学史之时,王康于1940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

在联大,王康直接接触到陈达、潘光旦、吴泽霖、李景汉、陈序经、陶云逵、李树青等著名的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教授,以及张奚若、闻一多、朱自清、曾昭抡、吴晗、费青等国文、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化学、生物学方面的著名教授。这些教授,有的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有的参加过五四运动,绝大多数曾经留学欧美。他们对国家爱之深责之切,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是西南联大这座“民主堡垒”的中坚,对王康等青年学生的影响十分巨大。

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

1944年9月,闻一多秘密加入民主同盟时,王康已于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毕业,进入费孝通教授主持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做助教,成为“魁阁中心”一员。

这6年间,王康与闻一多往来亲密,闻一多在给其胞兄闻家騄(王康的姑父)信中写道:“康生弟兄与弟过从甚密,思想亦极相投。康生文笔与口才尤能出众,二人均已成青年领袖,觉民兄得此双壁,真羡杀人也。”

正是在西南联大这座“民主堡垒”中,王康与闻一多以及先生的家人、同事、朋友、学生的熟识和了解,为日后闻一多传记的写作奠定了基础。吴晗在《闻一多的道路》一书的“序”中说:“一多先生住在昆明西仓坡联大宿舍的几年,经常来往的客人中,作者是其中之一。昆明每次有一多先生出席的演讲会、座谈会、讨论会,作者无不在场。”

1941年“皖南事变”后,西南联大有些沉寂,全校性的民主活动开展不了。王康时任社会学系学生会主席,他们仍坚持每两周出一期《社会》壁报,同时还以“学术讲座”为名开展各种活动。在李公朴先生被迫留寓昆明时,社会学会特地请他来校以战时教育为名,介绍陕甘宁边区及敌后的情况。这些活动一直坚持到1944年民主运动高潮到来之后。

1944年5月,联大的学生们和教授们密切合作,公开举办时事演讲会、座谈会、诗歌朗诵会、文艺晚会等活动,大规模地纪念五四运动,成为昆明学生运动、民主运动的新起点。这些活动,闻一多都参加了,并对王康这些青年学生给予热情的支持和帮助。

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抵昆明访问前夕,王康联合西南联大七个进步的壁报临时组成一个“壁报协会”,决定联合起来出一期英文壁报。华莱士到联大参观的消息王康他们头一天才得到,时间紧迫,他们只得向闻一多求助,闻一多硬是挤出时间帮他们组织并审阅英文稿件。王康他们几位同学经过连续20多个小时的紧张突击,终于编制出一张高二丈宽四丈的英文壁报。王子光等同学克服重重困难,想方设法将英文壁报钉在联大新校舍的“民主墙”上。壁报刚张贴好,一个多小时后,华莱士一行就抵达联大了。尽管陪同的政府官员设法带着华莱士绕过“民主墙”,然而壁报实在太显眼了,华莱士的随行人员还是将壁报拍摄下来,在美国报纸上刊登出来。

1944年7月7日,由西南联大“壁报协会”出面,联合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三校的学生自治会,共同邀请十多位教授,在云南大学致公堂举行“纪念抗战七周年时事报告晚会”。这是自皖南事变以来,昆明四所大学学生联合举办的第一次政治性的大规模集会,潘光旦先生说到大会的情形:“出席的多至三千余人,会场内外,挤得水泄不通,景况的热闹,真是得未曾有。就昆明一地说,竟不妨说是空前的。”

这样大规模的时事报告会,自然会受到官方施加的压力。报告会上,闻一多的响亮发言,博得听众的热烈鼓掌。报告会结束,同学们送先生回家。路上,闻一多对大家说:“我原本不准备讲话的,主席王康几次递条子叫我发言,我都回绝了。但听到那位校长替官方讲话,我就坐不住了,不能让那些谬论长了歪风邪气,影响大家的情绪,更危及大会的主旨。”“我是‘扶正驱邪’,弘扬正气,驱散邪说,做你们的后盾。支持大家关心国家民族命运,支持大家争取民主。我不这样做,让谁来做!”

此时王康已是费孝通先生主持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的助教,费先生是社会学家,且是民盟成员,他一面主持魁阁中心的学术研究,一面参与民盟工作和民主运动,并将两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

魁阁中心成员的研究各有侧重,费先生安排王康做青年学生思想状况调查以及学生运动方面的研究。王康用了五六个月的时间调查访问,完成了社会调查报告《昆明大学生的思想与精神生活》。其间王康不仅在《自由论坛》《云南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还负责编辑《自由论坛》周刊,月刊仍由杜迈之负责编辑。

(作者系江汉大学人文学院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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