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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分校:在叙永的一年

2019-10-31 | 来源 公号“西南联大博物馆”2019年8月31日 |

1937年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被迫南迁湖南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不久,南京沦陷,武汉告急,长沙形势日益严峻,长沙临大决定再迁昆明。1938年2月,师生分三路入滇。同年4月,学校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40年7月,日军攻占越南,云南亦成前线,加之此时,昆明频频遭到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已无安全可言。为应付日益恶化的局势,依照教育部的指示,联大决定,在四川的叙永县建立联大分校,该年录取的联大新生和先修班学生,全部迁往四川分校上课。

分校规模初具  

学校为了迁校之事,专门设立迁校委员会,并派教务长樊际昌、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赴四川勘查新校址,四川省政府得知联大准备迁川,表示极为欢迎,并电告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及各县政府协助。

1940年底, 叙永分校正式设立,负责人为杨振声,但不称校长,而是称为分校主任,并成立分校校务委员会。由于本年的先修班也在叙永报到,请李继侗为先修班主任兼分校校务委员会委员。教务主任由郑华炽担任,训导主任由褚士荃担任,刘本钊为分校总务主任。

杨振声

叙永位于四川南部,是一个地接川、滇、黔边区的重镇,从水路坐船可通泸州,陆路有川滇公路,乘汽车可直达昆明。

狭长的永宁河把小城分为东西两区,以两座小桥连接,叙永分校的校舍就设在两岸的几个旧庙里。主要校舍是东城文庙和关帝庙,女生宿舍在帝主宫,男生宿舍兼教室在南华宫、春秋祠和三圣宫。学生食堂设在西城的城隍庙。

叙永分校校舍示意图

由于战时交通不便,1940年入学新生大多不能如期报到,不得已推迟到1941年1月初开学,600余名来自各地的新生报到入学。

开学之初,正是新年,叙永一位当地乡绅原是北大校友,特地送来酒菜慰问师生们,在当地人民的热情支持下,师生们很快安顿下来。

苦中作乐的叙永生活  

“那是一段愉快而难忘的岁月。历历往事,宛然眼前……石桥横过小河,对面是狭窄的街道……河边,峭壁嶙峋, 还有那一座座庙宇,从其中一座可以眺望那条小河。在那里,我度过了一个冬天,寒风凛冽,刮过没有玻璃的窗户和地板的裂缝”

——许芥昱

春秋祠

叙永不通电,每个学生领有一盏桐油灯,点燃时黑烟缭绕,光线极弱。夜半熄灯后,疲倦的学生们却因为臭虫叮咬辗转难眠,入夏更是酷热难当,有时只好用席子铺在露天地上睡。

男生的双层木床摆在春秋祠和三圣宫的戏台和两侧的走廊上下,有些学生自己动手,用包装箱改制成书桌使用。走廊一边没有墙,风、沙、雨都会刮进来,十分艰苦。学生们每天早上到旁边的永宁河洗漱,然后端一盆水回来放在床下,晚上用来洗脚。

春秋祠

在叙永分校,上大课的南华宫与上其他小课的文庙隔着河,如果小课后接着上大课,就要从文庙一路小跑到河对岸的南华宫。如果不跑,一来怕迟到,二来怕占不着座位,站着听既不好受又难记笔记。因此,每逢下课时候,满街都是匆匆小跑的学生。

学生靠批准发给的贷金作伙食费,伙食少得可怜,吃的多为清水煮白菜、豆芽等,偶尔见荤腥。食堂没有桌椅,几碗菜放在地上,用粉笔在碗的外围画一个圈,标上号码 ,就是“饭桌”了,大家便蹲在圈子的周围进餐。

食堂设在城隍庙地下室,联大学生彭国涛回忆说:“食堂内里面的泥塑菩萨,天天望着我们吃饭。”条件富裕的同学,有时拼凑些钱,到小馆子里吃一碗莲花白炒肉、抄手或担担面。而最诱惑人的,要数闷热的盛夏时节,那“炒米糖开水”的叫卖声。

学校的用水,是从永宁河里挑来的浑水,用白矾沉淀后才能饮用。因此患肠胃消化系统病的人不少。小城的医疗条件恶劣,一位从菲律宾来的华侨女生许玉卿,在叙永因发疾病,而无法得到有效救治,不幸夭亡,同学们悲痛不已。

许玉卿同学灵枢出殡情景(许冀闽提供)

抗日战争期间,由于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师生们的生活十分清苦。许多学生断绝了经济来源,只能通过领取少量贷金生活,极少数能找到兼差补贴。

在昆明的老师尚可在外兼差,在叙永的老师却无此机会。可是他们从抗战大局出发、以民族存亡为重,安于清贫,仍然认真备课、教书、著书立说。

这样的精神,在叙永分校十分困难的环境中,给学生们带来极大地鼓舞和教育,始终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和饱满的学习热情。

笳吹弦诵在叙永  

叙永分校所开课程均是大一共同必修课,有国文、英文、中国通史、普通化学、微积分等。西南联大重视基础课教学,大一课程大多配备了经验丰富的教授任教,从下表所示的部分课程及任课教师可见一斑。

叙永大一新生部分课程表

与在昆明的本部一样,叙永分校也推行通才教育,文法学院新生都要上一门自然科学,工学院新生都要上大一国文,目的是使学生知识面宽。基础课按成绩编班,便于从学生原有基础出发,循序渐进。

(以下回忆摘自彭国涛《回忆西南联大叙永分校》)

“袁复礼上课全部英语,指定的参考书全是英文的。当时图书馆参考书不多,全部被地质系学生借去,我们只有等他们看后再去借。袁复礼教授还曾亲自带我们到叙永郊外收集岩石,并对一些地形地貌作现场讲解。”


袁复礼

“他(王佐良)要求学生上课之前必须预习,上课时他用英语讲授、提问,学生也要用英语回答。他只是对一些较难的词句作些讲解,讲解后书写在黑板上。经常搞听写,有时也背课文,每两周写作文一次。大多数学生为大一英文付出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因为英文过不了关,在西南联大是读不下去的。”

王佐良

“李广田要求我们每两周写一篇作文。他批改作文,不仅改正错別字、乱用的标点符号和不通的词句,而且加眉批,结尾有总批,有些好句子则用红笔加圈点,可见他改每篇作文是下了功夫的,他还在课堂上对每一次作文进行认真评讲,也讲解写作上的问题,课外还和一些爱好文艺的同学研究写作上的问题,帮他们改稿,并推荐给报刊发表。我们出版的《布谷》文艺壁报,他总是第一热心的读者,他还将自己写的诗拿给我们在文艺壁报上发表,又是最支持我们的作者。”

李广田(右)

高涨的学生活动

联大学生勤奋读书,刻苦求学,但也不是埋头读书,不关心国家时事的人。相反,在国难当头之际,他们都自己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叙永分校虽然偏僻,但爱国民主运动依旧十分活跃。

当时重庆发起爱国献金运动,各地纷纷响应,联大师生们也积极捐款捐物。由于师生们生活也十分艰辛,捐款物尚少,又组织起学校演出队在叙永大众中表演。一次,当学生们表演《松花江上》时,全场早已是哭声一片。一场又一场的动人演出轰动了整个叙永县城,人们踊跃捐款捐物,掀起了一股空前的抗日救亡热潮。

叙永分校的学生活动继承了西南联大的光荣传统,是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其中学生壁报相当活跃。

一天,学校里出现了第一张壁报,刊名就叫《春秋》,工学院的学生周锦荪记得“壁报上有同学喜欢的文章,所以,一贴出来,大家就争相恐后地去阅读。”在壁报流行的期间,有一个笔锋犀利的同学最引人注意, 署名“养吾”,后来才知道,这是经济系的朱重浩。

《春秋》后来不了了之,但一些思想进步的同学都在这场思想论战中聚集起来。周锦荪回忆,当时他们几个思想进步的同学一起办了一份自己的壁报,主笔便是朱重浩,刊名也是由朱重浩定的,叫做《流火》。

综合性的壁报《流火》内容广泛,有时事述评、艺术探讨、文艺创作等。他们针对青年生活,经常组织一些有关青年修养或配合学习的文章,受到普遍欢迎。特别是副刊《鹦鹉》,专门解答大一英文教材中的疑难问题,更受到同学的喜爱。

此外,还有纯文艺壁报《布谷》、专登杂文和漫画的《野草》和《漫画》等。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消息传到分校已是3月,很快,春秋祠学生宿舍中贴出了中共中央《为新四军事件通电》和周恩来所写的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揭露了“皖南事变”真相。

周恩来登在《新华日报》上的题词

一些揭露内幕壁报纷纷上墙,在师生中引起很大反响,却被当地的国民党、三青团分子破坏,进而发生冲突。当地还出动驻军、保安人员包围分校女生宿舍,企图进行搜查,遭到全体女同学的强烈反抗,最后由学校出面交涉,遂使事态得以平息。但地方当局不断对学校施压,最后导致了几名学生被迫离校,其中就包括徐树仁、袁月如等党员。

叙永较之昆明,无论是物资条件还是政治环境,远远不是一个理想的办学地点。在云南,战争局势并未如人们先前预料的那样进一步恶化。几经商议之后,联大决定,继续留在昆明,叙永分校到1941年的8月停办。

这年的12月18日,郑华炽在常委会上报告叙永分校结束的情形。至此,无论之后战局如何危机,联大始终没有再动议迁校或设立分校。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叙永分校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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