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联络

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理事、中国近代数学的先驱熊庆来先生的幼子熊秉群先生，2020年12月15日因病于北京去世，享年85岁。熊秉群先生小学和中学在昆明度过，曾就读西南联大附小和昆明师范学院附中。中学毕业后考入重庆大学电机系，后院系调整，转到北京邮电学院有线通信工程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一干27年。在这期间，曾担任长途电信教研室、多路电信教研室副主任，北京邮电学院教务处长。

1985年出任原邮电部教育局副局长，次年任局（司）长。1990年任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院长。1998年9月担任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曾任北京邮电大学兼职教授，云南大学客座教授。

熊秉群是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理事，热心参与校友工作。为了更好让后人研究教育家熊庆来先生，熊秉群校友多次向云南大学捐献熊庆来先生有关资料。

附：

熊秉群：我生在通信业激情燃烧的时代

原载《通信世界》杂志2009年第37期 作者：李新苗

小的时候我就喜欢电信，尽管当时还局限在业余无线电制作。当然，这不是没有来由。

1992年，我曾写了一篇《怀念父亲》的文章，后来被放到清华大学数学系的网站上。在那篇文章中，我就提到过，我在小学和初中时喜欢无线电制作，无线电让我觉得神奇而有趣味。父亲熊庆来对我的影响和支持，也促进了我选择通信业并作为我终身的事业。

从12岁开始与电信的不解之缘

最初时，我开始做矿石收音机和简单的电子管收音机。当时我们全家还都居住在昆明。那时昆明买无线电器件不很容易。记得还是在12岁时，父亲的一位朋友因事到香港，父亲就特意要我开了一份元件清单，请他代买我所需要的器件。事后不久，当我拿到一盒可以做一个五管超外差式收音机(这是一种较复杂的高级收音机) 的零件时，我高兴地一夜没睡着。

后来，我经常说，也许就是这天，成为我选择电信专业作为我终身事业的日子。

我投考大学时，被重庆大学的“电话与电报通信”专业录取。开始我还不知道“电话和电报专业”是学什？入学后才逐步对电信专业有所了解。1955年北京邮电学院成立，重庆大学和天津大学电信专业的师生转入北京邮电学院，即现在的北京邮电大学后，才算正式进入电信行业，并且一生从事这个专业。

1953年我高中毕业入大学时，刚好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阶段，那时的人们都认为共产主义，就是列宁所说的“苏维埃加电气化”，“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就是美好的社会主义。我们都是抱着建设祖国的热忱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去上的大学。我当年还被评为学校的“三好学生”。回过头来看，大学的学习只是一个打基础的过程。那时学的专业课的内容现在几乎都被新技术淘汰了，不过那些最基本的数学、物理、外语、电路基础等还是一辈子受用，学习的方法、工程的方法更是为日后的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回忆起来，我们那一代人，恰好在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立的初期成长为大学生。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时代，每个人都从内心里充满着对新中国的无限向往和热爱。

算起来，我们算是北京邮电大学最早的一批学生，我们比谢高觉副部长低一年级毕业，他们是第一届毕业生。

我们的晶体载波机模型接受了国庆检阅

1957年我大学毕业了，那年刚好成立邮电科学研究院，我本来是很想去研究院工作的。但那时，刘宜伦老师(后曾任重庆邮电学院的院长)代表学校动员我说：学习好的同学，最好要留下来做“老母鸡”，像带小鸡一样，当个教师培养更多的学生。

刚留校那会儿，就分配到教研室刚成立的“县内电话研究室”工作。当时，我国还处在被封锁和自己闭关锁国的状态，铜的资源还很缺乏，农村的电话还是使用铁线传输呢。我们研制的“铁线晶体管三路载波机”，让一对铁线能通4路电话。这在当时的中国还算是超前。我国当时还不能生产晶体管，我们用的晶体管是去苏联访问的老师带回国的。

从1957年的十月到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我们没白天没黑夜的进行研究开发。经过整整一年努力终于初步完成了任务。就在1958年的国庆节，我们的项目参加了国庆献礼，我们做的晶体载波机模型被学生抬到天安门广场接受国庆检阅。后来，在“大跃进”的浪潮中，我们又参与了12路载波机的生产任务。可惜的是这些设备因为元器件没有达到要求，但是又必须赶时间，整机也不能达到指标，设备也不稳定，运到企业没有使用多久，就被淘汰了，造成了人力和财力的极大浪费。

后来回到“长途电信教研室”参加教学辅导工作，一直到1960年，学校要办新专业，我被调去筹建“自动控制”专业，被称为“白牌教师”(学生的校徽是白底的，教师的校徽是红底的)。我们教研室的同志，一边去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旁听专业课，派同志去西安交大进修；一边开始制作模拟式电子计算机和超低频幅相仪。到了1963年，又增加了几位和我同年毕业的教师，我们终于可以开出课程和相关的实验。

和农民一起吃白薯，再开始从零学ABC

1969年我们几乎全校的教师们都去了在河南省确山的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在那里整整待了两年半。打井、做砖坯、盖房子、做炊事员、干农活……

在干校时，我还曾和几位老同志一起调去参加“整建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整顿农村的干部”，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整整吃了半年白薯和高粱糊糊，在干校浪费了我最宝贵的年华，但也更多的知道了中国农村的状况。

当年在确山我们一帮同时“接受再教育”的同事，有时喜欢坐在山坡上，仰望着天空闲聊。我也许有一点盲目的乐观，我总是认为，一个国家怎么可能没有教育尤其是没有高等教育呢？我们一定会回去继续作教学工作的。直到1972年夏，我终于回到了北京开始重新教学，带学生做毕业设计等等。

1976年为解决文革带来的人才奇缺、我国科技水平和世界差距拉大的情况，邓小平提出要派人出国学习。当学校领导让我参加出国留学考试，我自知水平太差，考完笔试，没等考口试，我就退出了。后来我们决定全教研室老师分成两部分，一拨人帮助基础课教研室工作，一拨人去学习外语。当时中央电视台正好有谢冰心女儿吴青主持的英语教学节目，我为了打好基础，发音准确，便跟着电视从ABC的基础开始学起来。两年后，我通过了出国留学考试。1981年，我去了美国做访问学者。

回国后，我回到北京邮电大学，继续从事通信专业的教学工作。以后虽然有工作调动，但始终没有离开通信行业，并且亲身经历了我国通信业大发展的时代，我庆幸，自己生在了一个通信业激情燃烧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