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联络

我面对书桌上的一本《联大八年》。这本封面残破，纸张粗糙发黄，印刷拙劣的旧书，却是我藏书中的珍品。因为这本书联系着我敬爱的两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老师闻一多和吴晗还有两位当年共同学习、共同战斗过的同学严令武和西奎安。《联大八年》汇集了国立西南联大（有人称之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的一些珍贵的原始史料，它珍藏着我们那一代人青春的足迹。

1978年秋，我因编辑《闻一多纪念文集》和协助苑兴华同志编辑《吴晗和〈海瑞罢官〉》一书，找到吴晗的大妹吴浦月和他的儿子吴璋和他们一道清理吴晗老师的遗物。像吴晗这样在“文革”中首当其冲的人物，藏书被无数次抄抢。在劫后的文化废墟里，我们仔细查找整理残留的一些照片、剩书和遗物，竟意外地发现了这本破损的后来为我收藏的《联大八年》！幸而这本书从封面、封底到内文尚无阙失，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惊喜的发现！

《联大八年》原本印数不多，传播范围有限，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不知还有几本能完整地保存下来，但却在吴晗老师劫后遗存什物中找到相当完整的一本！

封面是闻一多篆字题写的“联大八年”和签名；书中收进的《八年的回顾与展望》，是他最后一次对联大同学的谈话记录，其后被朱自清先生选人所主编的《闻一多全集》。这些是闻一多先生留给我们的珍贵遗墨和遗文。

扉页上印有题词“谨以此书志念闻师一多”。

如果联系到当年的政治形势，就知道这个封面题字和扉页题词是多么不同凡响。

1946年5月初，西南联大结业典礼上，宣布这所抗日战争期间临时组建的大学完成了历史使命，除所属的师范学院仍留昆明继续办学外，其他文法理工学院师生一并北上，恢复原来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的建制。《除夕副刊》为纪念西南联大，出了几版“联大生活特刊”，并在此基础上，扩大征稿，编辑《联大八年》，并于7月付印。该书编辑严令武、西奎安请闻一多先生题写书名之时，系在6月间。此书还在编辑过程中，闻一多先生不幸于7月15日下午5时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在李公朴、闻一多先后遇难后，昆明城风声鹤唳，笼罩在阴冷的白色恐怖之中。活跃在春城的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纷纷隐蔽到外县边陲。《联大八年》的编者仍坚持此书编纂工作，不仅将闻一多先生逝世当日的最后一次爆炸性的演说全文收人本书之中，并在扉页上题词“谨以此书志念闻师一多”。这是何等的胆识！

这本书封面的左上方还用毛笔写着：

辰伯吾师正

除夕副刊谨赠

卅六年元月

这是编者严令武的手迹。两位编辑将昆明出版的《联大八年》千里迢迢地带到北平，并赠给吴晗老师。严令武北上进人清华并当选为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1946年底至 1947年他任学生会主席之际，正是北平学运蓬勃开展之际。从这行字里，不难联想当年的学运与吴晗等进步教授之间的紧密联系。尤为可贵者，在全书目录右下角盖有“吴晗藏书”朱印一方。《海瑞罢官》的冤案，吹响“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吴晗老师成了这场大灾难的第一个祭品。这方钤有“吴晗藏书”的书，也算得上罕见的文物了。

回忆1945年“一二•一”还动期间，我常给吴晗老师送去一些有关学运的传单、小报等宣传品。有一次，他教导我：“你知道，这就是将来研究中国近代革命史的学生运动方面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是那些亲身参加运动的人，写自己和反动统治者拼死斗争的事迹，是最可靠的。研究历史的人，搞社会科学的人，都得重视第一手材料，到将来这就是宝贵的史料了，切不可小看这些粗糙的土纸！”吴晗老师也正是以这种历史学家的眼光才珍藏这本土纸印刷的《联大八年》吧！

《联大八年》确实起到这种保存第一手资料的作用。如今海内外研究西南联大历史的人士，往往都要参考和引用其中的文献资料。例如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印出版的回忆录第一辑，就选用了《联大八年》中的九篇文章，约二万多字。

《联大八年》的影响还扩展到海外。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学家易社强教授曾出版一本《西南联大校史》。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来北京访问，曾与我相晤。他说他首先是从《联大八年》了解西南联大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许多欧陆的大学或关闭，或萎缩，学术研究停顿。在东方的中国，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竟然还有这样一所大学，坚持不懈地传授知识，进行学术研究，培养出各个领域中的杰出人才；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及其后的和平建设中，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这真是一大奇迹！鉴于此，他才研究并撰写《西南联大校史》的。

近些年来，我读过不少有关西南联大的一些回忆录，其中往往有一些篇什与我所经历的那段历史颇有差距，甚至根据今天的功利目的对历史进行剪裁。相形之下，这本《联大八年》记载的历史更足珍贵。

最后，我想对《联大八年》的两位编辑做一点简介。严令武、西奎安与我都是一批参加“一二•一”学生运动的同学。西奎安，外文系学生，是个文静的白面书生。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昆明发动一场地方性政变，将龙云赶下“云南王”宝座，并引起一场短暂的武装冲突。西奎安在校内广场上被流弹击伤左膝，这不能不引起他对国是的深人思考。一二•一”运动中，他担任罢课委员会派赴中学的联络员，在中学里开展学运。1946年夏，西南联大师生纷纷北上，为了编辑《联大八年》，西奎安除了面对白色恐怖，还要为这本书筹措资金。当年大学生穷，教授也穷，困难可想而知。直到当年年底，西奎安才带着一批印好的《联大八年》回到北大。1948年初，他奔赴冀东解放区，并一直留在唐山工作。

严令武是个闯将。“一二•一”前夕，1945年11月25日夜联大新校舍“时事晚会”遭到威胁、恫吓和枪击。严令武在半夜当即和二十几个同学在学生自治会门前酝酿罢课，连夜起草罢课通知传单，第二天张贴散发。在“一二•一”四烈士送殡的队伍中，严令武书写的横幅“你们死了，还有我们”，是整个游行行列中最激动人心的口号！回到清华担任学生会主席后，更处于学运的第一线。1947年“五二〇”学生大游行后，即赴冀东解放区。初始受到严酷的政治审查，平反后留唐山工作。

1976年唐山大地震，严令武和西奎安都在这次地震中罹难！

这本《联大八年》，凝聚着那个动荡年代历史的一段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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