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先生吴冠中

2019-11-07 | 钟蜀珩 | 来源 公号“作品真文学半月刊”2019-11-3 |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风筝不断线——纪念吴冠中诞辰一百周年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拉开帷幕。

一踏进美术馆正厅大门,迎面出现在我眼前的,是已经离世九年的恩师吴冠中先生一幅巨型肖像照,突然看到先生鲜活的面容,泪水禁不住模糊了双眼。

这是吴先生生命最后几个月中拍摄的一帧照片,与以前清瘦坚毅的形象不同,先生面庞饱满了一些,我知道这是先生为了治病不得已服用药物的结果。先生面带微笑,慈祥地望着前方,深含大爱、澄观万象的双眸依然清澈。

我与先生相识于一九六五年,这一年我十九岁,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毕业,考上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潢美术系,在书籍装帧专业学习。正巧吴冠中、卫天霖、阿老等北京艺术师范学院的部分老师,头一年也刚从解散的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分配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潢系任教,吴冠中先生担任我们班一年级的色彩写生课程,从此我与先生结下了师生缘。

当时吴先生给我们班第一次上色彩人物写生课,他并没有安排我们画人物头像,而是画人物全身像。我画的是一位站立的男模特,五十来岁,留着农村老汉那种头发很少的光头。吴先生让模特脖子上搭一条白毛巾,一只手臂撑在腰部,另一只手伸开握着一根木棍,看上去像是握着铁锹的农民。没想到的是,先生只让我们用不超过八开大小的纸,画站立的全身形象。他强调主要抓对象不同色块之间的关系,不要求细部刻画。明白了老师的要求,用不着用水粉颜料去刻画头部,我一下感到轻松了。我观察对象的衣着、面部和背景墙壁,看到不同层次的深灰、中灰、淡灰,不同色彩倾向的暖灰、冷灰,还有白毛巾明亮的色块,判断它们之间的对比、调和与组合结构。我很快就画完了,吴先生来到画架前,看后笑着说:“画得不错。”

现在想想,这是先生给我们一年级同学喂的第一口奶,含有如何观察美的基本营养。先生教学目的明确,是要培养学生的色彩美感,不抠细部不塑造,让学生把精力放在观察色彩块面美的关系上。那一年是山雨欲来的“文革”前夕,在当时的形势背景下,怎样才能给学生喂好这第一口奶,先生用心良苦。

还有一次很深刻的印象。一九六五年期末我们停课了,为石油工业部宣传大庆工人事迹展览画展图,同学们的任务是把一些黑白小照片资料,发展创作成较大的展览彩色挂图。为抓紧时间完成任务,领导安排我们住在石油学院。忽然有一天,系领导组织装潢系老师到工作现场看望我们,主要也是来结合实践进行教学,其中也有吴冠中先生。他走到同学正画的一幅油画前,看了一会儿后,决定在上面当场给同学们做示范。这幅画不到六十厘米大小,竖构图,记不清先生从哪部分开始接着画的,但清楚地记得画面的雪地中矗立着一个钻井架,井架伸向银灰色天空,穿着深灰棉衣戴着帽子的石油工人蹬在钻井架上工作,色调以黑白灰为主。这是我第一次见吴先生作画,同学们都围着看。当他全神贯注,准备画工人脸部的时候,突然激动地说:“在冰天雪地中,石油工人的脸冻得很红很红!”我期待看这“很红很红”会是多么红,只见先生用一厘米左右宽的油画笔,在调色盘上很饱满地蘸了未作任何调配的纯赭石色,激动地一笔按上去,非常肯定有力地点出了石油工人的面部。在大面积黑白灰的色调上,这一笔赭石色真是被对比得很红了,而且浓重沉稳,非常好看,虽只是一个小色块,却让整个画面精神了,真出乎我意料!我恍然觉悟到色彩是在色调里对比出来的。当时觉得这个老师真不一般,把握画面和色彩非常主动自信,而且特别有艺术激情,很能吸引学生。

一年级下学期我们没上多久基础课,“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学校停课搞运动,陷入混乱,四年当中与吴先生只有开会时见过面。直至一九七○年,全院师生员工下放到河北获鹿县李村一五九四部队农场劳动锻炼。在李村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开会深挖“五一六分子”或进行学习讨论会(后来证实文艺界“五一六集团”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反中央“文革”组织),对师生实施很严格的监管。例如不许两个人上街,必须要三个人以上,目的是防止两个人订“攻守同盟”。至于画画,那更是不可能的。我至今记得吴先生手握一根长长的竹竿,沉默着缓缓走在水渠边瘦瘦的身影,水渠里游着他放牧的鸭子。听说吴先生患有肝炎,还有很严重的脱肛,每天都要从肩上向下挎一条布带兜住才能行动。比起插秧、除稗草、收稻、割麦、打田埂等地里的重活,放鸭子算是照顾他的轻活。可谁料想这也会出事,一只小鸭子死了,有人打报告到连部,说是他用竹竿打鸭子的头,把鸭子打死了。他觉得太冤枉,说自己是熊友兰,有口难辩了,结果在学二连全连大会上被点名,愤怒的连指导员说:“你把你自己比作熊友兰,那我就是过于执了?你以为我没看过《水浒传》吗?”虽然把《十五贯》当《水浒》的事后来成了笑话,但当时谁也笑不出来,也不敢笑。

对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师生,在李村的经历刻骨铭心。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情况有了变化。有部分想画画的师生利用工休开始行动了。大家的心在苏醒。李村,这个古老的村庄,被富庶的土地环抱,从这里望得见远方的太行山脉,村里的老乡特别淳朴善良,总是同情和善待我们。我们在这里经历困苦压力的同时,美善在不知不觉中温润着我们的心。

我们装潢系师生都属学二连一排,春天来了,我们在老乡房前开会、开饭,常常会看到燕子叽叽喳喳忙前忙后在屋檐下搭窝喂雏。一天,吴先生画的油画《房东家》吸引很多同学去先生住的老乡家观看,我也去了。只见画面上一棵绿叶衬着红花的壮硕石榴树,撑开画面的主要空间,一排北房在石榴树遮挡下时隐时现延伸开来,虽然在画面中位置较低,却舒展明亮。画面最上方的天空中,左边出现了一对双燕,右边是另一只燕。在印象中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先生的作品中出现燕子。它的出现完全来自生活,自然而然。李村的燕子飞进先生心中,成为画面上拨动春曲,跃动生命的精灵。后来先生许多作品中都出现过燕子,它们已化作先生艺术生命中的永存。

先生每次提着粪筐画架画画归来,都会把画在板子上(在李村买的小黑板)的画立放在房东家的屋檐下,同学们闻讯立刻跑过来看,微型小画展于是开始了,每次新作都会给大家一个惊喜。其中我特别喜欢的有《高粱与棉花》《瓜藤》和《房东家》。先生取材自然平凡,画出来却非同寻常,完全不同于以前我所学的风景或静物写生的思维。例如要按透视比例如实取景,如实比较自然光线下的色调、冷暖、受光、背光、反光等等规律。而先生画画不是这样思考,他是走进绘画的初始状态,视眼前所见物象为平等抽象的形、色,捕捉它们形成物象特征的形式,以此为主调,通过想象、移花接木、去赘除弊,主动创造画面自身美的关系。老师面对真实景物能这样自由,颠覆了我以前在写生中被动的思维,对我来说真是一种解放!

吴先生寻觅入画的景物首先看重感受,他选取的对象是李村最感动他的有特点的景物。从金黄色的麦田到红绿高粱地,再到结着朵朵白絮的棉田,从村景进入农家院落,从盛开火红花朵的石榴树,到挂着黄花带着茸毛,刚刚结出小小果实的碧绿瓜藤,还有饱满鲜亮、橙色白色的南瓜,甚至装着绣花鞋帮和剪刀的针线笸箩,他都热爱,都能捕捉到它们感人的美。后来当我看到凡·高画的麦田、他自己那双破旧的皮靴,还有他坐的那把简陋的椅子……我感到吴先生和凡·高有极为相似的地方:他们对生活都有火热的激情与真诚,对艺术发自内心狂热地爱,忘我勤奋,这是二人最突出的精神生命特征;他们艺术表现的对象都很纯朴,画出的画却超凡,不仅面貌独特,而且触动心灵;两人都有杰出的文学才华,都勤于写作,以鲜活的文字倾诉对艺术和生活的热爱,奉献出心底深处最珍贵之魂灵。熊秉明曾说他最喜欢吴冠中先生在李村的作品。这些画一眼看去能让人感受到吴先生的心已深深扎进这片土地,他和父老乡亲所喜所爱的美已相通相融,他们看懂他的画,惊叹他画的美,这令先生十分兴奋。最可贵的是这些画是中国艺术家自己眼中发现的美,虽采用西方油画材料,含有西方现代艺术视觉科学,但却跳出了西方油画的面貌,明显带有中国绘画的意味。这些感人之作展现出他和凡·高有相通的灵魂性格和艺术情怀,他们在艺术高峰真正相会了。

吴先生的言传身教让我对什么是写实有了和以往不一样的认识。我体会到艺术有自己独立美的规律,而写生最错误的状态就是抄袭对象。老师所以能够面对平凡的自然生活场景,画出不平凡的奇特之美,就因为他用诗意的眼光幻化万物之界限,缚获万象之神韵,凝练创造美的造型和色彩关系,所以他的作品艺境美妙,情思生动感人。

在李村,一九七二年是不平凡的一年。由于宽松了,可以画画了,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师生们朝夕相处,大家就有了一起谈艺术的机会。有时是散会后的空余时间,有时是饭后的闲聊,在老乡家院子里,大家或站或蹲,抑或坐在小凳、台阶上,当大伙儿有机会在一起聊画画时,只要吴先生在场,常常会听到吴先生谈一些看法。先生思路敏捷,驰骋于东方西方、传统与现代的艺术海洋中。例如,他说:中国人物画当属陈老莲第一,陈老莲的人物造型有量感美(“量感”一词是西方现代艺术常用的表达美的词语);潘天寿的画了不起,他的国画构图讲究空间分割,与众不同,和蒙德里安研究的抽象造型理念不谋而合,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先生谈的这些内容都是我不了解或不曾认识到的,要知道那时还是“文革”时期呢。对画的好坏,他善于单刀直入地讲出长处、短处之所在,令同学们印象深刻。我还从先生那里知道了一些以前并不熟悉的西方画家,比如波提切利、夏凡纳等,附中美术史课上仅见过波提切利作品的幻灯片,但不知道夏凡纳,吴先生喜欢用周昉所绘仕女的婀娜之美和他们作比较,他认为中国艺术美的品位一点都不比西方差,而且悟得更早。在李村,无论看先生的画还是听先生谈论艺术,都令我耳目一新,不仅对那些作品印象深刻,思维也开阔了许多。

先生对学生的艺术成长非常关心,有空时特别愿意看看学生都在画些什么。我和先生的接触其实远不如男同学多,因为女老师和女同学住在其他老乡家,但先生也来看过我的画。我在李村画画,材料非常简陋,一般使用很小的一片纸,从供销社买来粘信封的胶水,刷到纸上,干了就拿来画油画了。冬天,我画过李村的老乡蹲在墙根石碾子旁晒太阳,天蒙蒙亮和女同学徐中益到村外画风景,淡玫瑰色黎明的天空,暗褐色的大地,远远的砖窑冒着一缕青烟,还有用推车运砖的农民,这幅画也就十五厘米大,我们俩手都冻僵了。向先生学习,春天我也画过老乡家院子里的芋头苗,画孩子们带小羊回家;夏天,画收工回来的人们在村口水渠洗脚;深秋,画一团团红色的扫把树,还画过吴劳先生的女儿在屋里读书的场景。这些简陋的小画自己从不好意思拿给老师看。没想到吴先生路过我们住处时亲自过来看了。先生认真看了我画的画,对画面结构提出具体意见,他说从画上能看出有你的真实感受,有美感,这比什么都重要。他最喜欢我画的李村村口,还有吴劳先生女儿在屋里读书那一幅(后来命名《知青读书》),说这幅画很有品位,又说画的好坏不在技术,不在尺幅,首先要看是不是有真情实感。

多年后,有一次看到百雅轩印制的仿真印刷品《高粱与棉田》,我对先生说我非常喜欢当时他在李村画的这幅画,构图色彩都特别好,把一垄高粱画得那么美。先生说:“你知道地边的一排高粱为什么能打动我?”我有些发愣。先生说:“你看像不像孔雀开屏?”我一看真是呀,当时明明面对的是一排普普通通的高粱,先生却不受物的局限,看到它不一般的抽象造型和动势特点,联想到孔雀开屏的势像,又通过想象强化了这种美的表现,所以才画出这么动人的画。

吴先生在李村的写生作品是他深藏已久的艺术激情的喷发。谁也不曾料到,在接受再教育、深挖“五一六”期间,在华北平原这片默默无闻的村庄田野上,却发生了一个绝无仅有的沉甸甸的艺术故事,它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时代的变动中,纯洁美好,意义深远。吴冠中和工艺美院前辈艺术家们在长时间与这片土地亲密接触中,创作出中国这个时代非常珍贵感人的作品,也是艺术家生命中最重要的作品,师生交流史无前例地深入、广博。

一九七三年离开李村,告别了母校和老师,我和刘巨德被分配到云南工作。我在昆明师范学院艺术系任美术教员,刘巨德在云南人民出版社任美术编辑。

一九七六年底“文革”结束,中国即将迎来一个开放的时代,这个历史机遇的到来,使吴冠中先生的艺术生命之花怒发,让他充满睿智与激情的艺术思想得以自由释放。

一九七七年,从与先生的通信中知道北京即将举办“法国十九世纪风景画展”的信息,我们非常兴奋。几日后,又接先生的信,出乎意料,他对此次画展给予尖锐的批评:

法国画展使人十二分失望,在赶现代化的今天,给我们看蒸汽机时代的三四流次货,此事我为法国画家丢脸而难过,为我们选画无眼力而羞耻,这,都是“四人帮”期间给人家限制的框框造成的恶果。

在艺术问题上,他眼里揉不得沙子。

一九七八年吴先生的另一封来信中写道:

人民美术出版社正在深圳举办画展,其中展出我八件水墨,据说极为香港方面重视,他们给我看了展出版面的彩色照片及香港广角镜等发表的彩页,我完全没有为这些情况感到意外,而为打垮保守势力,创造新风格的美术解放战争的光明前途感到信心百倍,愿战友们勇往直前,永不退缩,解放自己,解放美术领域里的奴才。

“文革”后最初几年,吴冠中先生先后去广西、云南、新疆、湖北、湖南、浙江、江苏等地写生或举办展览。所到之地,不顾疲劳,常常应邀以极大热情在各地举办讲座,或在杂志上发表文章,通过自己学贯中西的艺术经历和大量艰苦的艺术实践,宣讲艺术美的核心价值。他的观点旗帜鲜明,涉及的内容丰满宽阔,语言极富感染力。以上两封信的内容即是他当时艺术思想鲜明的体现。

一九七八年,吴冠中先生在云南省文化局画家姚仲华、孙景波等的安排陪同下,先到云南圭山、西双版纳写生,而后又在我曾经的学生,刚留校的昆明师院艺术系年轻教师杨尔驹的陪同下到丽江写生。吴冠中先生对云南有着特殊的感情,这是由于抗战期间国立艺专曾搬迁到昆明郊区呈贡安江村,在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时代背景下,他在那里度过了近两年的大学时光,此次来云南,他迫切想故地重游。在姚仲华、丁绍光等人的帮助下,他如愿来到安江村,在此唤起了他对抗战时期母校、老师和自己青春的许多回忆。

云南美术界非常珍惜吴先生来云南写生的宝贵机会,在先生离开昆明之前,特别邀请吴先生在云南省博物馆举办一个临时的云南写生画展,记得许多作品来不及仔细装裱,只是临时挂在墙上。同时,先生在里面的大厅给云南的美术工作者举办讲座,听众满满地一直挤到门外。印象最深的是,先生讲到自己青年时期怎样无意间被艺术之美神俘获,不顾父母的失望,放弃理工专业前程,而改工学艺的经历。记得他说:“我甚至想,要是父母已经不在世,就不用担心他们看到我为艺术穷困潦倒而痛苦伤心!”还讲了在巴黎求学时的许多故事:他怎样选择学习西方现代绘画;他的导师苏弗尔皮启发式的教学;还没画完的女模特跳河自尽;在公共汽车上因是华人而受辱;面对博物馆工作人员蔑视祖国时他怎样表达愤怒;在圣诞节之夜却深深怀念故乡的春节;扑向太阳的凡·高在书信集中的话语“你是麦子,你的位置在麦田里,种到故乡的土里去,将于此生根发芽”……大家屏住呼吸,完全被先生的演讲打动,安静的气氛包裹着他们已经沸腾的热血,讲座结束,全场即刻爆发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令我十分感动的是,吴先生在昆明这么忙,还特意抽空到昆明师范学院我的仅有十四平方米的小家中看我这些年来画的画(一九七八年开始恢复研究生考试,此时巨德已去北京准备参加第一届研究生考试,在昆明,我的两个孩子白天分别放在幼儿园和保姆处)。我把带学生下乡的写生,自己平时在昆明的写生,还有一些在云南的创作,都取出来请先生指教。先生看我画了不少画非常高兴,一张张认真看过后,先生挑出他认为好的几张,大都是快速抢抓下来的感受鲜活的写生,他主要从画面构图和形式关系上进行肯定或批评,这与我自己的判断不太相同,他似乎并不在乎画面是否完整。先生鼓励我一定争取考研的机会,让我抓紧时间好好准备文化课和专业课各科考试。先生的关心鼓励,使我有了考研的勇气,我下决心克服种种压力和困难,报考吴冠中先生的研究生。

记得参加吴冠中先生研究生考试的有戴士和、齐陆、何斌和我。考试的时间在同年六月下旬。我对素描考试印象最深,时间是在下午,上午好像考文化课。由于天气炎热,中午打了食堂的饭大家都吃不下。考试开始了,考女人体素描,考题一公布,完全出乎意料。首先,要求每十分钟画一张全身女人体,共画五张;然后,每半小时画一张全身女人体,共画两张。大家一听都大吃一惊。我在美院附中学习时,本来四年级有石膏人体课,但因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取消了全身石膏像《被缚的奴隶》等素描课,一进大学就遇上“文革”,在昆明教书仍处于“文革”期间,也没有人体课,也就是说从未画过人体写生。好在此前我在北京新华书店买过七角钱一本的一册希腊雕塑,像普通杂志的装订,薄薄的只有十几页的画面,我很喜欢,曾经拿着看看勾勾,算是有点体会。此刻我冷静下来去理解考题,相信吴先生出这样的考题一定是想在快速写生过程中,考验考生对人体形态美的感受能力到底如何,与平时画速写一个道理。我想一定要先把形体动态的美感特征抓住,就做这一件事,画得笨就笨点,但要画对劲,只要脑子清楚,十分钟应该可以把基本动态感觉抓住。定下心来,我不再那么紧张了。装潢系陈汉民老师负责监考。我们先把第一张对开纸大小的考卷钉在画板上,陈老师看着手表说:“开始!”大家就开始,他看着表,一分不差,说:“结束!”大家赶紧结束,取下画完的卷子,再换另一张,然后在画板上钉纸……按照陈老师的口令行动,画了七张,直到全部考完。当时的教室是没有空调设备的,考场里很热,考试当中脸上的汗水不停地滴在脚前的地板上,湿了一片。老师把卷子收走了,我们四个人却没走,都累得坐在地板上不想动了,大家还在感慨这出人意料的考题,都觉得太难了。歇了好一阵,几个人才离开考场回家。

色彩人物写生考的是女子半身像,并不是肖像,而是一个女孩散开头发在梳头。我理解,先生是让对象展示出动态中的美。不料画了一半,女孩忽然脸色苍白,坐不住了,医务室的医生马上过来量血压,听心脏,拿来水和葡萄糖让她服下,休息了一阵,见她好多了,考试才继续进行。为了把耽误的时间补回,监考的阿老先生好心,决定给我们延长一小时,我觉得我们大约多得了有半小时的考试时间,对于色彩写生来说,时间充裕了近半个小时真是好事。创作考的是风景,我画风景没有画人物头脑清楚、熟悉,构想也较慢。我曾去过石林,雨后天空很亮,山很重,我想画一个黑白对比较强的画面,觉得石林造型也有云南的特点,就画了一幅雨后石林。

专业创作记得可以选题,我选了封面设计,设计真是我最不熟悉的,我画的是李双双,用民间剪纸风格画了一个梳着刘海的河南妇女头像,手忙脚乱中把笔掉在了自己刚写好的美术字上,弄脏了考卷。

还有口试,我却记不大清了。前两天与中央美术学院戴士和教授通了电话,他对口试却印象深刻。他说口试房间的墙面上挂了许多画家作品的图片,和明信片大小差不多,看不到作者的名字。其中,国外比较现代的作品较多,传统经典的也有,中国的也有,但不多。考题要求考生说出你喜欢哪些作品,不喜欢哪些作品。如果能说出画家的名字及喜欢不喜欢的理由最好,说不出来也没关系。时隔四十年,戴士和教授至今觉得这个口试方法非常好,很有意思,他一直记忆犹新。后来听吴先生说我的素描和色彩考得不错,风景创作并不好,分数不高。他说戴士和考得也不错,风景创作很突出。戴士和考取了吴冠中先生的研究生,同时也考取了中央美术学院的研究生,他最终选择了去央美学习。

一九七九年暑期,昆明师院艺术系主任王汉生老师高兴地告诉我:“小钟,你的录取通知书到了!”接到录取通知,心情十分激动,我来到要好的女同事孙云玲老师房间。她就住在系里腾出的一间小练琴室里,她比我大十岁,从四川美院毕业来云南昆师工作,我们一起相处六年多,她知我这么多年来的不易。我把录取通知递给她看,她说:“祝贺你,小钟!”我泪水流了下来。她倒了两小杯啤酒和我碰杯以示庆贺:“你要去北京了,这回真要离开昆明走了。”她含泪对我说。

云南是我独立艺术人生的第一个站点,我在昆明安下第一个家,两个孩子先后在这里出生,也带着学生下过很多次乡写生,和云南美术界的同道、朋友有过很多美好的时光,离开云南我有难舍之情。但我知道,新的未知的历程正在前方召唤我。

我深知没有吴冠中先生多年在艺术上的引领和影响,没有他对艺术教育的无私奉献和热情,没有来自他直接的关心鼓励,我不可能考取这位卓越的艺术教育家的研究生,继续艺术的探索之路。

从昆明搬家到北京,丁绍光的侄子丁虹帮我收拾东西。我家只有刘巨德自己用旧木板打的一只木箱和一件用夹纸板打的简陋的小柜子,还有当年来云南时母亲送给我的家里的一个旧牛皮箱和一个柳条箱,这几样物件可以装下家里所有衣物、书本及所有的画和画具及各类生活用品。我去系办公室归还系里借给我用的一个很旧的木桌,系里说不用还,送给我了。我决定将它带到北京使用。帮着去火车站托运行李的司机师傅惊奇地说:“你们家怎么就这么一点儿东西啊?”

暑期,我与刘巨德和孩子们在北京重逢,已是两个孩子母亲的我,三十三岁重新开始了新的学生生涯。

读研究生期间,我的研究方向是色彩基础研究。

读研期间最重要的一次课程,是一九八○年和吴冠中老师一起到江南写生。

一九八○年三月,装潢系七七班要去苏州上课,系里派我做助教,我和七七班张歌明同学先行一步打前站,负责联络当地单位,给教师学生安排食宿、教室等事项。系里安排先是袁迈先生的三周商美专业课,然后是吴冠中先生的四周色彩写生课。三周后,袁迈先生结束课程返京,吴冠中先生来到苏州接替色彩写生课。

色彩风景课的头一站就是苏州园林。“文革”结束后第四个年头,正值春光明媚,花红柳绿的时节,园林里到处都是游客。女士们花枝招展,摆着各种姿势拍照,不少年轻人提着当时最时髦的手提录音机,很神气地游来逛去,各式流行歌曲在园林中此起彼伏四处飘荡,在这欢乐的踏春气氛中,想找一处清静的地方讲课画画真是不容易。吴先生事先绝没有想到心目中幽静的园林之美会遭遇到这样的干扰。于是他先带着我们在园林中寻觅,尽量躲开密集的游客。在拙政园,先生强调了这里回廊的曲线美,先生说:“园林的墙不仅是一堵墙,而是为了空间美、视觉美,讲究高低起伏的变化。”“你们要注意观察,园林中窗子、门,造形都不雷同,为的是要与周边的自然景色协调。”“园林最讲求形式美,世界独一无二!这是我们中国几百年前自己创造的美,非常了不起。”“白墙黑瓦的对比关系要显出造形身段,是主角……”同学们认真观察园林中的花窗,有人甚至去数了,结果不止上百种,有的是对称的图案,有的是自由变换的曲线或直线,外形也不一样,令大家赞叹不已。

吴先生将苏州园林的太湖石与亨利·摩尔的现代雕塑相比较,给我印象深刻。我在杂志上看过亨利·摩尔雕塑的照片,但并未与太湖石相联系。吴先生从抽象美的角度谈到两者的异曲同工之处,令我开悟。这两者都展现着自由流动伸缩的体量和空间,虚空间与实空间互生互动,散发的都是抽象的视觉效果,亨利·摩尔在抽象中给予一定意象的倾向,而天工成就的太湖石是完全抽象的,可以加入观者的联想,也可在视觉中生出象的意味。在先生的引导下,我进一步理解太湖石文化其实是中国文化创造力的体现,体验到古人深邃、智慧、含蓄的审美品位,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记得先生带我们转到园林中一个不起眼的墙隅,角落里竖立着一个瘦高挺拔的青色天然石笋,石笋旁种着几棵优雅秀丽的翠竹,在白墙衬托下突显一种清冷高贵的气质,先生停住脚步,目光急促地上下打量着,突然,他激动地大声说出一句话:“这是园林的魂!”

在留园,一面高墙上爬满一棵巨大的爬山虎,我觉得这些密密麻麻生长的线有一种抽象的形式美,先生对我说:“如果叶子都长出来了,枝条看不见,筋骨没有了,就没有这种感觉了,现在正好画,要抓住动势来画。”我觉得先生说的很对,很想画,可怎么画呢?太难了。我硬着头皮画了一张水粉画,用水粉笔耐心地把枝条由粗到细一点点画下来,心中一直想着先生说的动势,画完后得到先生的鼓励,我小有高兴。

其实我最怕画公园和建筑。园林是古人精心设计的绝美景观,进了园林真的是美不胜收,就凭我一张纸、一点水粉颜料和毛笔,怎能画出它的美呢?先生讲的我觉得自己能理解,但真一动手就觉得力不从心。其实我后来明白,我还是在客观和主观之间纠结着,成长是需要磨炼、需要时间的。在苏州我画了拙政园的廊亭,画了石笋,画了高墙上的爬山虎,画了狮子林,还画了蓟门桥等。虽然画得不尽如人意,但自己还是感到想法有了突破,认识有了提高。

不过其间我给老师找了麻烦。一次由于没有注意静园的广播,被关在了狮子林,让大家担心不算,还在公园门外等了好久。还有一次在苏州城自由选点写生,规定晚上七点准时在苏州丝绸工学院集合,我独自一人在蓟门桥画写生,因记错了路(那时正修路不通公交车),走错方向走到了苏州医学院。我打听苏州丝绸工学院在哪里,人们说:“哎呀,你方向搞错了,这里修路没有车子,你只能退回原路重走。”我焦急地往回赶,又走了一小时,天黑才赶回丝绸工学院。让先生直着急,我非常内疚。

下一个写生站点是苏州乡镇甪直。从苏州到甪直先乘公共汽车,最后一段路程要走水路,谁料下了公共汽车赶上瓢泼大雨,我们把行李从汽车搬到船上,人也上了船。虽然有人撑起雨伞,但根本抵挡不住倾盆大雨的势头。到达目的地了,大家上了岸,赶紧从船上往下卸行李。当时风也不小,只见吴冠中先生站在岸边指挥大家搬行李,手里举着的黑雨伞在风雨中东摇西晃翻上翻下,衣服、鞋子已经全湿了,同学们劝他躲到边上避雨,他哪里肯听,定要与同学们风雨同舟。我们拿着介绍信赶紧找到镇领导,待大家把行李搬到住处,打开行李一看,都傻眼了,虽然有塑料布包裹着行李,但雨太大了,雨水还是渗进部分行李中,很多被褥都湿了。吴先生很着急,同学们晚上睡觉怎么办,来不及晒干啊。这时当地接待我们的同志急中生智想了个办法,他说镇上的豆腐房有口特别大的铁锅,可以用柴火把湿被子放在锅里烙干。这口大铁锅是我见过的最大铁锅,锅口直径得有一米半左右,这个办法总算救了急。吴先生亲自看到被子铺在锅上烤才放心。他和同学们一样,都为这个意想不到的救急妙计兴奋不已。

我和吴先生傍晚才来到下榻的甪直旅店。我因算助教,可以报销住宿费,因此可以不带行李住旅店。旅店与南方民居的建筑材料相似,四周是二层楼板房,中间是个天井,每个房间之间只是用木板隔了一下,各个房间配一个木制的马桶。天井中央有两口巨大的水缸分别盛着热水和冷水,靠边并排砌着炉灶。我和先生站在炉灶旁烘烤湿透的鞋子,他双手抓住一双高帮的翻毛皮鞋,鞋底朝上在灶口处晃动着,以便热气能烤进鞋里边。

我说:“您今天淋这么大的雨会不会感冒?”他马上摇头说:“不会不会。”先生似乎仍处在白天与风雨拼搏的兴奋中,他看着手中的旧皮鞋,对我说:“我不管去哪里画画,都穿这双鞋,特别结实,无论爬山,还是走碎石土路,或是下雨走泥巴路,它都没问题。”“还有这件宽条灯芯绒的衣服,耐脏,可以穿很久不用洗。”先生还说:“一回到江南我就会激动,这里和我老家宜兴很像,让我想到小时候。”

说到吴先生小时候的乡情,我在甪直可真见到过一幕。一次在水道边的石板路上,我见吴先生边走边低头用双手摆弄着什么,我和先生打招呼,先生抬头看见我,像小孩子一样笑了,原来他刚在小店里买了一支糖,这糖不能说“一块糖”,是因为它是稀软黏稠的,一只糖带着两支小棒棒,先生双手各拿一支棒棒,在不停搅动着上面蚕豆大小的一坨红褐色的糖稀,说:“小时候吃过的,觉得特别好吃。”先生笑着告诉我,“很久没再吃过了,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了,才几分钱一支,买一支吃着玩。”看见老师满脸童真的喜悦,我很替六十一岁的老师高兴,这小坨甜蜜的糖稀将把他带入童年的梦幻中,一双小手拿着两支小棒棒搅动糖稀的快乐又在他心里复活了。童年珍藏的记忆,是艺术创造的种子,带着基因和血脉,含着乡情乃至民族情,永远浸润着艺术家的创作生命。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江南农村,它让我想起了电影《祥林嫂》里的镜头。甪直古镇共有七十二座桥,古朴厚重,又变化丰富,农妇还穿着传统式样的服装,梳着传统的发髻,水路遍布全镇,无论运稻谷还是其他物品,都要靠摇着船走水路,白天的河道总是很繁忙。

七七级是“文革”之后正式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届本科生,同学们的学习热情高涨。而对于吴先生来说,这次写生课也是他“文革”后一次真正可以实现自己教育思想、教学方法的实践机会。

带同学们外出写生,他总能从自然生活中寻觅到美的形式。无论在苏州还是甪直都是如此,哪怕一扇木窗棂、一棵小草的影子,都逃不过他敏锐的双眼。我常见他在路途中随时将这些来自生活中的例子写在小本子上。他告诉我这都是他将来讲“抽象美”时有说服力的例子。吴老师撰写过不少文章宣讲艺术的抽象美、形式美问题,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他的教学实践。

“我是老母鸡.带着你们这群小鸡觅食,告诉你们哪些好吃,哪些不好吃。”

我记得十分清楚,这是吴先生在甪直村外的路上对同学们说过的一段话。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说这句话,后来在其他场合、在讲座当中他也多次提到过。今天回味这句话的深层意义,是他发自内心对美育职责的担当,也流露着他对学生深厚的情感。他真是唯恐自己的学生不懂什么是美而成“美盲”。先生这句生动风趣的话语,装潢七七班同学一定不会忘记。

在甪直,天蒙蒙亮人们就开始忙碌了。这里人们习惯每日吃新鲜菜蔬,所以桥上几乎每天清晨都有集市,村妇和姑娘们在这里卖刚从自家菜园摘的蔬菜或刚刚捕捉的鱼虾,河道中已有船只在穿行。

吴先生起身很早,他走遍甪直的街巷桥头,又走出镇子周边的各个出口,从内到外,又从外到内地四处观察寻觅,用随身携带的小本记着画着。他经常白天作画,晚上还要到镇里的文化馆,在打满地铺,拥挤的学生住处,在昏暗的光线下,给二十多个学生的作业一张一张进行分析品评,这是非常辛苦的工作。吴冠中先生当时已经六十一岁了,还如此勤奋作画,尽心尽职教学,对学生充满爱心与责任感。老师的言传身教深深感染着学生,他们觉得自己年轻,应该更加努力才是。知道老师五点就开始工作,他们起得更早。清晨,当老师漫步于村镇的街巷桥头时,有些同学已静静地坐在那里画起来了,吴先生高兴地对我说:“我以为我是最早的,他们比我还要早。”他又说:“搞艺术就要能吃苦才行,如果孩子要学艺术,要先打击他,打击不行,他还是要画,那可以考虑。”

三月末的阴雨天,清晨很冷,加之会有毛毛细雨,坐在潮冷的街头画画也要穿上棉衣。我画古镇的老屋、小桥,河道中的渡船,打着黄色油布雨伞的过桥村民,对眼前的景色迷恋着,耳边回响着老师平时讲的道理:在写生过程中如何抓住感受,概括提炼,移花接木……我在磨砺中不断体会着。

在甪直半个多月的写生课中,我和同学们非常幸运有机会亲临现场看吴冠中先生画油画写生,其中有三幅于我印象最深刻。

首先是《江南人家》。那天下午我提着画完的画回旅店,路上看见有几个同学围在一座桥头前,我猜想准是吴先生正在那里画画。过去一看,果然,吴先生正在三合板上画一幅油画,画面虽没结束,却已显现意想不到的强度,看了很是震撼。一块暖白的高墙顶天立地矗立在画面中央,石砌的河道与河水在画面底部形成错落有致的灰色的水平重块,像基石一般托举着白块,稳定了画面。正对面的石桥从这里跨过去,伸进一条巷子。白墙四周由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黑块白块包围着。它们重叠紧凑,是黑瓦、白墙、幽窗似是而非的幻影,和真实的景色比较,画面极度夸张,极其概括,目的非常清楚,强调黑白块面的构成美。除去桥面上一级级台阶的横线丰富了垂直水平主调的变化,几乎舍弃了所有对象无用的细节。我一直看着先生将这幅画画完,真是强烈、好看、痛快!既真实,又不真实。真实在于强调了甪直古镇色彩、造型形式美的特点,画家强烈的感受很真实;不真实在于白墙极度夸张,变得顶天立地,四周的黑块布阵已完全不受对象的限制,随心所欲,自由安排,分不清你我。我和同学们面对这幅画简直是在欣赏一个出奇制胜的战场,赞叹不已,舍不得离去。先生心明眼亮,自知画得成功,因此也比往日显出了兴奋。我在想,这就是抽象美的力量啊。

其他两幅油画写生是在甪直村外画的,一幅是《水乡》,另一幅是《水上人家》,这两幅画作都与水有关。如果说《江南人家》是用黑白块面打造的出奇制胜、震撼心魄的战场,这后两幅作品则是饱含乡情的柔软的诗。这两幅画也是先生反复观察体会,在心中酝酿很久后诞生的作品。水天一色的《水上人家》,以透明优雅的银灰色,衬托着池塘中间的一前一后、一近一远的两小片土地,先生把看似远近不同的几户人家,连接成美丽的黑白结构,在看似轻松中营造着严谨,最后先生在画面中用温暖的淡灰绿色把春天刚发芽的小树和水中的倒影按照画面所需的动势生动地画下,它们紧紧拥抱着水上人家的黑白色块,小树的干与枝条在画面结构与线面对比变化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这幅画也是先生的满意之作。

《水乡》我认为是三张画中最难画的一张。当先生把画架支在这个位置时,我简直想不出他要画什么,眼前只是一片水和岸边杂乱的草木,很远处可见零星的村舍,也许站在旁边的其他同学也会有这样的想法。不料先生最后把这幅水乡的景色在自然而然的面貌中画得这样美。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先生在面对自然时,用色彩和造型的抽象思维,从这些极为平常的对象中,敏感地捕捉到可以升华和扩展的抽象美形式。这幅看似轻松单纯的画面,其实有着非常好的阴阳关系,大结构抱得很紧,色彩整体到位,精致的重线亮线、重块亮块遥相呼应,锁紧画面,没有任何犹豫啰唆的笔触,最终创造出对象如诗如画的抒情含蓄之美。这是敏锐的感觉、深刻的情感与强大的理性完美结合的果实。通过这幅画我认识到,抽象美是绘画非常内在、深刻的法则,它能够以无尽的面貌呈现出美的形式。

这件作品是对吴先生最重要的艺术思想——“抽象美是形式美的核心”相当具体的诠释。

《水乡》与《水上人家》两幅油画,吴冠中先生已于生前捐赠给中国美术馆,可见它们是先生深爱的写生作品。

七七班的写生课顺利结束了,同学们收获满满踏上归途,吴冠中先生与大家一起离开甪直。先生与我商定,让我自己留下来接着写生,他先去无锡作报告,还要在轻工学院美术系讲课,然后再去深圳忙展览。几天后先生从无锡给我寄来一封信,信中写道:

小钟:

寂寞中的劳动最见成效,愿你默默地、宁静地在无干扰中工作,像婴儿的酣睡,是真真在成长中。

先生沁入肺腑的叮嘱,我感觉那正是先生自己在孤独沉静中苦苦求索的体验。此时,我一人在甪直写生,先生远在另一个城市仍牵挂学生的学习,他用自己的真实感悟为学生引路,字里行间充满对学生的鼓励和期待,这就是吴冠中先生的品格,他是多么好的老师啊。

我喜欢静。这些天我对甪直的感受已渐深入,我画农妇牵着牛出村去耕地,画月亮刚刚从村口老屋的上空升起,河道中渔船的渔火点亮,或许是外乡人路过甪直在此夜泊,于自家船上烧饭、夜宿。这些画都是直接写生,或是写生与记忆中的幻象重构,虽然有内容和情节,但最重要的是须沉下心来,体会先生的教诲,求其抽象美的形式结构,才能更好地突出画面的意境,主动表达真情实感。

我想起吴先生这次在甪直保圣寺罗汉堂画过壁塑,我当时只顾写生色彩风景,并未打算画寺庙里的罗汉。据说这些罗汉是唐代泥塑大家杨惠之所作,先生极为赞叹壁塑的艺术水平,建议我对着画一幅写生。此时我独自一人来到了保圣寺,走进罗汉堂,立刻被这座前所未见的壁塑面貌震惊了。它完全不似通常看到的寺中彩塑,此墙面积并非特别巨大,但气势恢宏,灼灼逼人,一眼望去满壁尽是突兀怪异的团块,直待静观,才看出那是上上下下高低起伏的山水云烟和在洞中静坐修行谈经论道的罗汉,这一切在流动升腾的浑茫气象中融为一体。我想,这一千多年前的古代壁塑,创作的完全是一个意象的非现实的自然,是变幻不定的色空之境。这需要创作者有多么强大的抽象思维和想象力啊!它的成功表现完全基于抽象形态与动势的把控,这九个罗汉作为人神的化身,无论造型还是神情都有极高超的表现,我对深邃的佛教文化知之甚微,但我有一种直感,觉得保圣寺的壁塑创作者已把艺术与宗教升华到同等高度,同样的形而上,同样为空的自由境界。我很感激先生的指引,让我走进这座殿堂,给我时间和宁静去感悟艺术中更深刻的问题。我把高丽纸铺在青砖地面上,趴在上面开始用墨线来写生,这是我不熟悉的方式,虽然画得很慢很笨,但感悟和思考较多。

还记得那时有一个性格温和、面容秀丽的甪直女孩有时会和我在一起,几十年过去了,我已忘记了她的名字,她喜欢陪着我看我画画。

又过几日,先生来信告诉我,他二十七日才抵达深圳,深圳的画展已于二十五日开幕。“这几天常有香港记者及同行们来访,港报《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等都已发了消息、作品及文章。”先生向我简要谈了展览的情况,通知我五月初在杭州会合,经宁波乘船到舟山群岛沈家门渔港,先生将带我在此完成研究生写生课程。

我按照吴先生的安排到杭州文化局,更换了给宁波文化局的介绍信。和吴先生会合后,我们乘火车抵达宁波,通过宁波文化局,又了解了沈家门的大致情况,也准备了介绍信。

吴先生一路谢绝了所有要客气招待我们的饭局,他说时间决不能花在应酬上,我们能自己办的事就自己办,越简单越好,这会省掉很多啰唆事,也不给别人添麻烦。

乘船到了沈家门,我们没有找任何人帮忙陪同。记得小时候母亲让我办事时常说的一句话:鼻子底下有嘴,自己去问。于是我见当地人年长或面善的,就过去打听,哪里有招待所或旅店,他们都尽其所知热情回答。其中在沈家门的体育馆中有招待所,客房就在圆形体育馆墙的内侧,没有比赛和运动会时,空房间很多,价格便宜,且居住人员相对单纯,我们选择了在这里下榻。在各自房间放下行装后,我和吴先生就赶紧出发,去四处观察踩点,为写生做准备。我们先是走遍这里的大街小巷,然后又登上舟山岛的山坡,花了好几个小时仔细寻觅,唯恐漏掉可以入画的景物。但结果不算理想,仅有两三处街巷和山上的景色,被列入可画的范围。

跟着吴先生写生,基本了解了先生的思路,每到一地,他一定先四处观察寻觅,无论开阔的视野还是近在眼前的景物,他都不会放过,然后选定主体形象,捕捉、概括抽象美的特点,用先生的话说就是“怀孕了”。很多情况下他会先画速写,甚至只是在小本上简单勾勒一下,经过这样认真准备,再着手油画或水墨画的写生。在甪直写生的油画《江南人家》,就是先画了很具体的速写,而后再完成了形式感极强的带抽象意味的油画。

沈家门渔港是一个狭长的港湾,位于舟山群岛中最大的岛屿舟山岛,背后是山,对面是东海,自西向东听说有十里长,为渔船提供了最好的天然避风港,中国沿海各省,包括中国台湾,渔民们需要时都会把渔船停泊在这里。我们来到渔港,看到沿着海岸有成千上万的渔船伸延开来,弯弯曲曲一眼望不到头,与之相伴伸延而去的,是岸边绿色的织补渔网的长龙阵和街边无数的房屋、店铺。由于过往的船多人多,这里比较繁华,被人们称作“小上海”,港湾的景色有气势有形象,随着环境阴晴昼夜的变化,景色也呈现不同的面貌,先生认为还是这里有特点,决定以渔港作为重点写生之地。

与老师朝夕相处,比以前对先生有更多的认识,先生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他艺术思想自由狂放,生活却从来都计划性很强,决定任何事情目标清晰、果断,做事细致有序。舟山的地理位置靠东,此时已近夏季,天亮得很早,我们每天早上四点左右就起床,带好作画工具出发,先去吃早饭。吴先生每天喜欢在街上早点铺喝一碗浓浓的红小豆粥当早餐,然后我们就去前一天定好的地点画画了。有时每人各画各的景,有时一起画相同的地点。为了集中精力,自由掌控时间,先生提出吃饭各吃各的,这样可以不用互相等待,浪费时间,好抓紧时间工作。实践证明这个方法非常好,都给了对方自己把控作画时间的自由。沿着渔港的大街有许多小饭馆,先生的安排完全不成问题。

一天,吴先生对我说:“今天我请你吃饭吧,有一个地方鱼做得很好吃。”于是我跟着吴先生来到海港边一个老大的大棚屋,里边摆放着数不清的方桌,方桌边放着长条板凳,来吃饭的至少有上百人,我一下都看花了眼。我们在一张方桌前坐下,吴先生点了两条清蒸黄花鱼和两碗米饭,每人一份。他问我喝不喝黄酒,我说不喝,他自己要了一碗黄酒,是用吃饭的大碗盛的。先生说:“这里不仅鱼特别新鲜,黄酒味道也香醇,我们家乡那一带都喝黄酒,我非常喜欢喝黄酒。”

此时,我定下神来观察周围,突然发现整个大棚里都是渔民,除了我竟然没有其他女的。大棚里声音嘈杂,渔民们说话大嗓门,大多操着浙江或福建口音,我完全听不懂,还有人大声划拳。他们皮肤黑红,体格结实,骨相突出坚硬,并不很高大。这些离家出海以捕鱼为生的人,在此落座片刻休整,吃着鲜美的黄花鱼,喝着大碗黄酒,尽情地喊叫,明日将驾驶他们的渔船驶向充满未知的大海。我见吴先生也是皮肤黝黑,也有着坚硬的面庞,也在那专心地捧着大碗品尝着黄酒和黄花鱼的美味,突然觉得他和这些豪爽的渔民竟如此相似,偶尔,犒劳一下疲惫的身体,明天将再次踏上艺海无涯的探索之路。

每天晚上回到招待所,我们先相互观看、讨论辛苦一天完成的作品,然后是清洗油画笔,准备第二天的颜料和用具。先生很头痛洗油画笔,但坚决不让我帮他洗笔,他见我用洗衣粉和温水浸泡油画笔,觉得是个好方法,他以前都使用肥皂洗笔,后来也用肥皂粉了。

吴先生还有一个令我十分感动的习惯。我发现他每隔一星期左右就会给师母朱碧琴写一封信。我说:“吴先生,您对师母就像年轻的恋人一样,多好啊。”先生很认真地对我说:“我一定得让她了解我在外边的情况,要不她就会挂念我了。她这个人非常善良,一辈子为我作牺牲,我欠她一条命。我总是离家外出,必须这样做才能补偿一下。”我听后对先生更加敬佩了。吴先生反过来问我:“你有没有收到刘巨德的信啊?”我说:“还没有,可能他上班还要管两个孩子太忙了。”话虽这样说,可我心中有些不祥的预感,因我给他写信他一直没回音,是不是孩子病了?不出所料,我返京后才知道,大儿子一个多月前在幼儿园和小朋友玩时摔了一跤,把手臂的桡骨摔断了。他要应对多少事啊,既不想让我知道担心,又不能报假平安,只有先不写信。

我是个糊涂多忘事的人,不利索。我和吴先生同时走在路上,我背个不小的自制帆布口袋,里面装着刷了胶的油画纸和对开画板,又背个装满颜料画笔的油画箱,上衣兜里还装着各种零用的物件,个子又矮,走着走着口袋中的饭勺不知怎么回事当啷掉到了地上,吴先生摇着头说:“你看你,浑身披挂呀!”我听出老师是婉言批评我不利落,也知道自己的毛病,心想一定注意改正,不能给老师添麻烦,让老师操心。为了和老师同步准时行动,每天晚上我一定要把第二天用的东西备齐,可没料到,还是会出错。有一次,早上走了近半小时的路,爬上山坡,我们支起画架准备画画,不想在往调色板上挤颜料时,我发现头天晚上什么颜色都准备了,就是没带白!没有白许多亮色调不了,这可如何是好!时间这么宝贵,怎么对老师说呢?我心一横,什么话也没说,扭头就下了山坡,一路小跑回到招待所,拿了白颜料又赶紧向回跑。回到山上,至少四十分钟过去了,吴先生已经开始画好一会儿了,我什么也没说,先生什么也没问,我赶紧开始画自己的画。

大约过去二十年以后,我说了实话。有一次,我问先生:“您还记得咱们在沈家门有一次画画,我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过了好半天才回来。”先生马上回答:“记得啊,记得。”“您知道为什么吗?我那天忘带白颜料了,怕您生气,没敢告诉您,马上跑回去取了。”先生惊讶地说:“哎呀呀,是这么回事啊,我以为女同学有了特殊情况了,不好说,所以不吭声就走了,所以我也什么都没问。”

这次来舟山,是先生专门安排的研究生课程。和老师近距离接触,先生看出我虽然有些想法认识,但画起来还是不够主动明确。先生为了让我能更加具体深入地了解他的艺术思想,包括观察和表现手法,给我提出一个建议。先生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一个短暂时间画得与老师相像是允许的,很多有成就的艺术家都有这样的过程,甚至通过临摹,更好地研究、理解一些问题。凡·高就临摹米勒的画,对他启发很大,他画的《播种者》就受米勒的影响。”我接受了先生的建议,开始放松心情,和先生一起画了很多张渔港的油画,有相似的角度,也有不一样的位置。我向吴先生学习构图、归纳、整体形式美感的把握,以及笔法的提炼概括、细部的处理等,获益匪浅。这些写生和先生的画风比较接近,又必然有所不同,老师画得更自由肯定。现在拿出这些画来看,感到格外亲切和珍惜。

我们在蒙蒙细雨中,在夕阳照耀下,在万千桅杆林立的壮景中,在快艇穿梭汽笛鸣响的热闹海面上,画了许多张不同构图的港湾和渔船。尽管我们尽量变换构图,但在这十里长的港湾,永远只能站在它的一侧,从差不多高的视平线观察感受它;尽管画得尽量有不同的情趣,但真有些不想再画了。

可就在这时,吴先生发现了一座高塔。他兴奋了,说:“要是能爬到那上面肯定可以看到好景色!”我跑近一看,这塔下面原来是沈家门港务局的办公室,我们走进去拿出了介绍信,说明来意,没想到人家同意了。这座塔应该是港务局的瞭望塔,用来观察渔港的情况。时间久了,没有相机记录,记不清到底多高,大约有三四层楼的高度吧,从办公室旁边就可以直接爬上去,就像爬烟囱一样,要顺着钢筋做的梯子垂直着一蹬一蹬爬。我问吴先生行不行,他毫不犹豫地说:“没问题!”坐在那里办公的港务局同志回头嘱咐说:“这位老同志你要当心啊,慢一点。”到了塔顶,有个水泥平台,周围是钢筋护栏,真是相当不错的条件,从这里望沈家门渔港可就大不同了,真的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感觉。我在吴先生的鼓励下,也铺开整张高丽纸,准备画下俯视渔港的浩瀚场面。我向吴先生学习,先用焦墨抽象定位主要形式结构的位置,而不是一只一只船具体推着勾画,这样能永远从大处着手把控画面。我们画了整整一下午,也远没结束。这时,天色渐渐暗下来,奇迹出现了!船上的渔灯和烧饭的渔火,一个一个亮了起来。没过多久,成千上万渔船的灯火如繁星般闪耀在十里港湾,我们从高处望去,真是太震撼了。吴先生激动地说:“这夜景太难得!完全是意外的收获,可以画出一张好画!”不巧天下起了小雨,因为是在纸上画的,我们赶紧把画收起来装好,这时天色也已经暗得无法再画了。先生说:“下雨肯定是不能再画了,但美的形式关系已经印在脑子里,跑不掉!回去可以接着画完。”我们在雨中最后看了一会儿这通向天边的,由万点绚丽的渔火灯光幻化的神奇夜景,不舍地离开了。

吃过晚饭回到招待所,我和吴先生在各自房间里接着画起来。我觉得渲染暗部的重墨是画面大结构的关键,也是最难掌握的一步,因为近景几块船上的亮部要靠黑托出来,亮的面积虽然不大,但阴阳关系的位置重要,必须空好。在一片重墨的夜色中画万千桅杆的黑垂线,在夜晚的海水中画光的倒影的亮垂线,你中见我,我中见你,打造的全是抽象关系,打好这个基础,再画灯光大大小小的彩色亮点,就可以锦上添花了。我熬了两三个晚上,差不多才算大体完成了这幅彩墨画《渔港之夜》,画得比老师慢多了,先生一个晚上就画完了。不过我这次真的很高兴,老师认为我这幅画的抽象关系把握得不错,效果很好,应该算是这次在舟山画得最有感觉的一幅画。我真心感激老师给我上的这宝贵的一课,使我一步步在明显地成长。

我们写生的最后一站是位于舟山最东面的普陀岛,它也是中国最靠东部的岛屿。普陀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一九八○年这里的游客很少,离开码头,走到绿树成荫的山前,便格外清静,只零星见到路边身着灰袍的僧人和肩挎黄蓝双色佛教图案包,前来朝拜的信徒。岛上有很多古樟树,长得枝繁叶茂,枝杈较粗有些弯曲,向四处伸展,样子真有些像章鱼,不知是否因此而得名。我在北方没见过这样的树,吴先生不喜欢樟树,一路边看边说过好几次,“造型不好看”,“枝干没有美感”,“个子大,但是臃肿”。

我们顺着石头阶梯登上山,来到一座庙里。我印象中这座庙不是很大,时间太久,我已记不住到底是岛上哪一座庙。我们一直走出最后的庙门,面前突然出现一望无际的大海,我猜想我们站立之处的前方再没有陆地了,若从这里驾船一直向东驶去,将离开中国海域直达太平洋。我从未在如此高度、如此遥远、什么也见不到的地方眺望大海,无边无界的空象把我的心一下击中,这与在飞机上眺望云层,鸟瞰地球山脉江河的感觉完全不同,我的思维瞬间停止,只有心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莫名、无垠、强大的空和轻。我和吴先生面向大海无言地站了一会儿,我不知道吴先生这时在想什么。最后他说:“天海茫茫一片,等于什么都不存在,形色全无,没有可画的了,走吧。”

之后,我们又回到刚下船时的码头附近,那里可以看到岛上万千年来在风吹浪打中生得圆润奇妙的巨大礁石,它们顺势向上相依相靠地环抱着,中间围着一堵碎石垒砌的高高护坡,护坡顶上建有几处房屋。从码头上岸走过的路边向下看,可以看到几个黑瓦屋顶,其中一个屋顶特别巨大,与其他几个瓦顶形成一片大小不等、变换有序的黑块面,这些说来平凡的景物,要比名声在外的寺庙景区更有美的情趣。先生感慨地说:“往往听人将某—处名胜说得如何如何好,真的去了,总是失望。美在何处,只能自己踏破双脚去找啊。”

在普陀岛画画最后几天挺苦的,出来写生两个多月了,我们都晒得很黑,走到哪儿都得背着画具等物件,显得衣衫破旧不整。一天,我戴个草帽穿着灰布上衣,蹲在地上画画,样子大概比当地人土气多了。过来几个人站在后面看了我们一会儿,其中一个男的在我身后说:“这个人是男的女的?”说完他就弯下身来向草帽底下看,辨识后说:“是个女的。”吴先生有些生气,对他说:“你不要影响工作!”

离开普陀,乘船返回沈家门,在码头下船时我又惹了麻烦。检票的人发现我给他的票是去程的票,看见我们土气,以为我们是想用旧票蒙混过关,不由分说就揪着袖子先把我和吴先生拽到一边,我赶紧解释我肯定买了回程的票,我着急地在上衣兜里找,一下掏出一把票。吴先生很生我的气,说:“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也别急,慢慢找吧!”我把回程的票找到了,赶紧递给检票员,他才让我们上了岸。吴先生接着说:“哎,一个女孩子怎么能这么糊涂。”出门在外,我是负责后勤的,我本应照顾好老师,但由于我的过错,让吴先生受这样的委屈,心里很难受,我真恨我自己。

我们按照计划一共在普陀岛停留了三天。我用高丽纸勾墨线,俯视画了码头不远处一个大屋顶,又画了一幅岛上矗立的大块礁石的油画,还用毛边纸画了普陀山的线描速写等。记得后来吴先生根据在这里画的一幅速写创作了水墨画《普陀山》,是一幅很好的作品,先生生前将其捐赠给中国美术馆。

下面是我从一九八一年三月写的一篇文章《我的老师吴冠中》里,节选的一段我和老师在普陀岛写生的故事:

我永远忘不了我们在普陀岛写生的那一天。他从早上六点钟就开始跪在高丽纸上,面向大海作画。海风阵阵吹来,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用石块来压住被吹翻的纸。到下午两点钟,我去买了几个包子给他吃,他正紧张作画,顾不上吃。往日,我是不敢打搅他的,但那天他实在太苦太累了,老人跪不住了便趴着,趴不住了又跪着。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脱口而出:“您看在朱先生(他的老伴)的面上把包子吃了吧,要不我就把它丢海里了!”我成功了,提到老伴,打动了他,他吃了。然后又趴下去,直画到太阳要落山了。

我们背着落日的余晖翻过山坡往回走。他已非常疲劳,走得很慢,我突然发现他额头上的皱纹是白色的。太阳晒黑了他的脸,却未能钻进他双眉紧锁的条条皱纹中。“吴先生苍老多了,您累了吧?”我问。“是啊,我从来不愿意让老伴和孩子们看到我画画时的样子。”

后来先生告诉我,他读这篇文章时哭了。

在另一篇 《唯真、唯善、唯美》中,我写下了这次江南写生最后的故事:

从三月份带七七班学生去苏州写生,到这时已经有两个多月了,吴老师和我都有些想家了。普陀是此行的最后一站,我们踏上了归途。在宁波一下船,我们立即买了当日下午两点多去杭州的火车票,准备从杭州返京。在街上小店里随便吃过中饭,还有一点闲暇的时间,我们决定先把行李存在火车站,去街上走走。吴先生仍没有忘记把速写本取出来带在身上。他无时不忘带着速写本,寻到生活中的美,就用速写的形式将感受画进这本子中,这可是照相机不能代替的。万一这一个多小时中还能见到好景色呢?

宁波是我所见过的最雅静、最秀丽的小城市。街上的车少,人似乎也少,房屋和路面十分清洁,但却多垂柳、小河,河水比苏州城里要清净多了。我和吴先生沿着街道慢慢地走着,路转了,我们也随着转去。忽然,在路旁的小河对岸出现了长长的一堵白墙,在黑瓦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明净,门、窗、瓦顶与台阶,在白色的空间中有伸有缩、高低错落、间隔得当,疏朗单纯又不失变化,在静静的河面上留下美丽的倒影。吴先生被这美震撼了,激动地连声说:“这白块好看啊!真好看啊!”再来不及对我多说什么了,他捧起速写本,发抖的手握着黑色的速写钢笔画了起来。他常常把画画比作打仗,此时他的神情就像在打仗,紧张、全神贯注,周身的血液沸腾着,精神与力量全都凝聚在笔尖上。终于画下来了,一看表,还差二十分钟火车就要出发了,我们撒开腿向火车站跑去。他跑得很快,让我吃惊,几乎要跟不上他了。我害怕了,担心他心脏出问题,毕竟六十一岁了啊!

“吴先生,慢点!晚了就算了!”我边喘气,边大声劝着。

“没关系。”他毫不在乎,接着跑。

文文静静的宁波人,吃惊地看着在马路上狂奔的一老一少,不知出了什么事情。

进了车厢三分钟,火车“呜——”长鸣一声开动了。

一九八一年,北海画仿斋举办了“吴冠中新作展”,展出了四尺整宣的水墨画《双燕》,是依据宁波抡下来的那张速写创作的。两个多月的外出写生,竟在归途中乘火车前的半个多小时捕捉下最美的一页,我想恐怕只有吴冠中老师能够这样做。伫立在《双燕》面前,我激动得想哭。我非常喜爱这幅作品,十一年过去了,吴先生的艺术又有了新的突破,画了许多新作,但《双燕》仍不愧是他—生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因为它的确太美了,是千真万确中国江南的美。作为水墨画,它没有抄袭古人的任何痕迹,虽然借助了西方现代艺术对视觉科学规律的剖析,使画面的块面构架具有视觉张力,但却不见模仿西洋绘画的影子。动感的树干和枝条与特意添加的一对燕子,在画面中拨动起充满春意的诗境。东西方深厚的文化素养被艺术家的激情与智慧融化了,得到的是出自艺术家坦诚心灵,充满智慧和创造力的原创性作品。眼前只要一出现《双燕》的画面,似乎就能感到老师脉搏的跳动,那是一种精神的力量,饱含着吴冠中老师对艺术舍得身家性命的热情和始终如一的真情实感。

二○○四年七月,为庆祝整修一新的桂林美术馆重新开放,刘巨德和我应桂林市美协和桂林美术馆的邀请,前往桂林举办“刘巨德、钟蜀珩绘画作品展”。临行前几天,我们给吴先生家里打电话,不料却听到可雨(吴先生长子)告诉我们,先生患重感冒发高烧住院的消息。我们不放心再打电话,吴乙丁(吴先生次子)讲出了实情,原来高烧引起吴先生心脏极度不适,心电图显示严重供血不足,刚住进医院时医生怀疑心脏出了大问题,经过治疗目前心电图已恢复正常,但病情仍在观察中。为了让吴先生保持绝对安静,乙丁让我们暂时不要来探望,也不要告诉别人,他说除了他和哥哥,连他母亲都不知道。我们完全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吓坏了,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不时通过电话打听先生的病情。老天保佑,吴先生的心电图一直保持稳定,医生开始考虑排除心肌梗死的可能。然而吴先生持续低烧和偶发胸闷的病状仍令我们心情十分沉重。

桂林展览开幕临近,我俩忙碌两天,托运了六箱参展作品之后,在极度不安中乘飞机抵达桂林。第二天,货运公司经铁路也已将展览作品如期运抵桂林美术馆。在美术馆的大厅里,我们正汗流浃背地与工作人员一起拆箱,给作品装框。巨德的手机突然响了,是吴乙丁从吴先生病房打来的电话。他告诉巨德,吴先生早先知道我们最近可能要到桂林办画展,在医院病房中特为我们这次画展写了一篇文章,本想让我们到医院去取,不料我们已经走了。巨德含泪把消息立即转告给我,我像被雷电击中一般,泪水夺眶而出。巨德对着电话说:“钟蜀珩就在旁边,”随后将手机递给我说:“你和吴先生说两句话吧。”我把手机放到嘴边,只是流泪,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可我听到电话那边老师哭着对我说了一句话:“你还没有读到文章,读了还要难过。”先生挂断了电话。他写的文章立即由乙丁传真到了桂林美术馆,文章的题目为《我的两个学生——钟蜀珩和刘巨德的故事》,我和巨德含泪一字一句看完。整整一天,我泪流不断。我们默默工作着,互相很少说话,幸亏可以一直低着头干活。又过了几天,七月九日,吴先生在病房里用同样的纸写了一篇《后记》,以说明文章诞生的前后经过。

吴先生希望将他写的文章放在画展的前面。桂林美术馆戴延兴馆长马上安排人将此事办好。

画展开幕后,来看展览的观众,有少数认识我们的朋友,还有更多是不认识我们的人,大家都被吴冠中先生的文章深深打动了。人们并不清楚,这位著名的艺术家已近八十五岁高龄,此时重病缠身正住在医院中,这篇文章是他在病房里倚靠沙发扶手,用临时找到的两张印着图画的杂志衬页,在背面的白底上,为自己学生的画展撰文。老先生不顾重病的痛苦和危险,仍然关心已经五十八岁的学生艺术的进展,拖着重病的身体,为我们的画展撰写前言,令我们内心抑制不住地心痛。

吴冠中老师,有着怎样的一颗心啊!

二○一七年十月,我的“寻归自然——钟蜀珩绘画作品展”,有幸成为中国美术馆学术系列邀请展之一,这是已经古稀之年的我首次举办个展。备展之前,在吴先生之子吴已丁的建议下,我们把桂林展览上吴冠中先生这篇文章放到此次画展上,以示对老师深切的怀念。

在撰写展览《自序》时,我流着热泪写道:

此刻我十分怀念恩师吴冠中先生,我多么希望他来参观展览批评指导,但先生已去,再无可能。

与吴冠中老师相识四十五年,看到先生在探索未知的艺术道路上拼命前行,从不回头,不停歇,他渴望在探索之路上再多前行一段路程,画出心中梦想的更感人的作品。随着先生年事渐高,艺术思考越加深刻,他更加为艺术坦荡发声、呐喊。老师美育职责之心比天高,他心中的美育对象决不只是他的学生,而是整个社会大众。他愿中华民族成为当今世界上最有审美修养的高贵民族。

在绘画探索之路上,吴冠中先生将具象与抽象完美结合,心游万象。作品无论具象、抽象,似与不似,都来自生活中的真情实感,都含有祖国人民的情思,这是他终生在自己艺术中坚持“风筝不断线”的缘由。吴冠中先生探索之路走得越长,经历的事情就越多、越复杂,他的艰难、困苦就更深重。我感到在先生孤独的精神深处,有两个同行的伴侣,一个是鲁迅,是他思想的引领者,另一个是凡·高,是他艺术生命中任何人无法替代的知己。虽然这两位伟大的人早已离世,甚至与先生不属同一个时代或同一个民族,但思想灵魂的相通,使他们始终是先生精神的支撑。他珍惜生命的每寸光阴,不敢有丝毫懈怠。先生真的很累很累。他一生完成的工作量惊人,用自己的艺术生命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宝贵的精神世界。我觉得吴冠中先生的一生,是一部读不完的巨著,每当重读都会有新的启迪,犹如一棵在周而复始的光阴中不断生长变化,开花结果的精神生命之树。

看过他所有的画,读过他所有的文字,你会看到他走遍祖国大地的艰辛足迹,宛如聆听到他对祖国母亲大地无声的赞美诗。他渴望贴近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投入深厚的真情于祖国和人民。他渴望走近自然深处,搜奇览胜,与自然合为一体。他的作品洋溢着美善、朴素和乐观的感动力,流露着对人生、艺术和宇宙自然生动的感悟及活泼的哲理思考。他有极其敏锐的洞察力,对艺术中的重要关切一向单刀直入、一针见血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可能出现偏激,但也绝不遮掩奉迎。

对绘画中西结合的探索,一直是中国美术界呼声很高的命题。吴冠中先生对此理解研究之深刻,突破创新之勇气和执着,付诸实践之艰苦勤奋,在国内外影响之广大,在中国美术界实属罕见。他一生最大的理想,是把中国文化在美学上的真正价值和无尽生命力展示给世界,坚信东西方文化在高峰一定相会。他坚持把祖国艺术的发展放到人类文化大格局中思考,以创造出自立于世界之林的中华民族现代文化。他以大智、大慧和惊人的刻苦勤奋,探索出了一条可以无限拓展、生机勃勃的中国绘画现代之路。

吴冠中先生为中国现代美术和美术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燃烧生命全部热血,铸就了为美而生,为美而亡的不朽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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