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九寒冬时节,惮于握管,乃邀藏友品茗鉴赏碑帖以怡情。
其中有梁启超旧藏《高肃碑》拓本。《高肃碑》刻立于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碑额篆体阳文,碑文隶书。此碑系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河北磁州发现。它是六朝时期魏碑中仅存的隶书体,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由于魏碑本身的书法价值和清代以来的碑学风气,魏碑拓本颇为近代学者名流青睐。
梁启超,是驰骋于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
自甲午败绩,改良派取代洋务派走上政治舞台。梁启超作为维新派领袖及启蒙思想家,在长达20余年的政治生涯中,他从“公车上书”到“百日维新”,从保皇派到革命派,从君主立宪到民主立宪,被世人讥为“流质多变”(康有为语),集大毁大誉于一身。但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他作为“言论界之骄子”的文章大家地位,是当之无愧的,而且是无可替代的。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公车上书”之后,为提倡新学,开通风气,他和老师康有为一起,成立强学会,创办《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梁任主笔,评论时政。他的如椽大笔,从这时起锋芒渐露,开始为世人所识。不久,强学会被查禁,《中外纪闻》被迫停刊。梁受晚清较早睁开眼睛看世界、诗界革命第一人黄遵宪之邀,到上海创办《时务报》。在此期间,他撰写了《变法通议》等一系列鼓吹变法的文章,笔端肤寸,如挟风雷,“举国趋之,如饮狂泉”。连洋务派大员、晚清名臣张之洞,也不禁掀髯颔首,赞之“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梁由此暴得大名,他所开创的文体,被冠以“时务体”,成为时髦潮流,被众人模仿。“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维新百日,变法失败,梁启超亡命日本,重建宣传阵地,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撰写发表了一批内容新颖、思想新锐的文章。梁启超文笔生动,纵横开合,其磅礴的气势,急速的节奏,撼人心扉,在海内外华人中风靡一时。翻译过《天演论》的著名学者严复写信称赞:“一纸风云,海内视听为之一耸。”蜚声诗坛的维新志士黄遵宪对梁更是推崇有加,称梁的文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梁后来曾总结当日言论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启超年谱长编》)
梁的文章何以有此魔力?
首先,在他的文字跳动着时代的脉搏,有磅礴之势。古人论文,讲高屋建瓴、气贯长虹、势如破竹。文章之势,是作者胸怀、眼光、胆识、才学的结晶。《红楼梦》有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著书为文,拼的是思想、学识、阅历等“字外功夫”。古人躬行劳其心,砺其志,锻其识,然后发而为文,故文字有气骨。梁启超生于虎啸风生、数千年未有之奇变的大时代。甲午战后,清廷腐败,大厦将倾,梁启超站在时代前列,借历史交替、风云际会、群雄逐鹿之势,纳雷霆于笔端,鼓吹变法,宣传维新,撰写了《新民说》《少年中国说》等皇皇巨著。他指出,“欲维新吾国,当维新吾民”,而维新吾民,又当首先“造就一个少年中国”。几代人读梁启超这篇文字,总是为之激动,令人荡气回肠。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梁文那种激情奔涌、“笔所未到气已吞”的凌厉气势。
其次,在于深厚的学术素养,渊博的知识储备。古人为文,讲究“义理、考据、辞章”。梁启超出生在“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的耕读世家。家乡新会属人文鼎盛之区。他自幼受乾嘉之学训练,训诂辞章之学,早已登堂入室。后又拜今文经学大师康有为为师,以救世为己任,研读帖括、训诂以外的新知识新学问。亡命日本,苦学西书,广求新学,涉猎风云世界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人类学、新文化学等,用新的理念钩沉中国历史,瞭望中国未来。在中西文明对撞的历史环境中,梁启超一生治学与国学大师王国维、陈寅恪相比,虽“钩深诣微”见拙,但也出经入史,广博丰厚,刻苦勤奋。坊间传言,“任公眼中无书、手中无笔之日绝少”。他天天读,亡命的路上也读,做官的时候写完公文便读书。晚年退出政治舞台后,更是著书执教,孜孜以学,笔耕不辍。他有句名言:有书呆子才有学问家。在极强学问欲的驱使下,他毕生学术研究涉及文学、哲学、史学、佛学、新闻学、教育学、政治学、图书馆学等关乎文化的几乎所有领域,留下了148卷《饮冰室合集》1400万字的论著。他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古人云:读书深,志气伟耳。正由于梁启超这种博古通今、识贯中西的学术素养及知识储备,加之他沉浮政坛、叱咤风云几十载的阅历及眼光,才造就了他近代文坛上大家的历史地位。
中国是个重视文章的国度。文章千古事。在传统中国文人心目中,为文历来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道德文章是中国文人的人生追求。先哲云,为文有两个境界:第一能动人。读你的文章,没有不感动的。第二能留人。司马迁死去两千多年,至今《史记》里许多文章还是使人百读不厌。就是因为,文章有无穷之意,读者读到九十九回,还没有穷尽,所以不厌百读。中国长久的封建梦被梁启超一支笔惊醒了。他的文章影响了几代人。鲁迅青年时期弃医从文,想从文艺入手影响或改变国民性,就有梁启超《新民说》的影响和启发。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坦承:“这时代是梁先生文章最有势力的时代。”郭沫若在《少年时代》中说:“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无论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据《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综观梁启超一生,“立德”“立功”姑且不论,仅就其在晚清文坛首开风气,改革文体,创造文化而言,他的声音几乎笼罩了整个近代文化思想界,回声既广且长。作为文章大家的他,其“立言”,亦足以不朽矣。(李秀潭)
转自《学习时报》2014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