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学人小传

　　刘节（1901－1977），近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1926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音韵学上，刘得益于赵不浅，提及为好）和陈寅恪。1928年自国学研究院毕业后，执教于南开中学并兼任南开大学讲师。1930年秋，转任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31年秋回北平任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兼金石部主任，1935年秋，转任燕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离平赴沪，任上海大学教授。1938年冬只身自上海辗转香港、越南、昆明、贵州等地至重庆。1939年春任中央大学中英庚款派驻研究员，是年秋到贵州任战时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1940年春夏任成都金陵大学文化研究所研究员。1944年秋转重庆中央大学任史学系教授，时生活极其艰苦而矢志不移。1946年夏返乡携眷，南下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50年代初任历史系主任和古物馆主任，1977年辞世。

刘节著述颇丰，在中国上古史、古文字学、史学史方面均有颇高的建树。1989年上海书店影印的大部头《民国丛书》，新中国成立前刘节出版的《历史论》和《中国古代宗族移植史论》被收录其中。刘节在研究先秦古史、先秦诸子思想、史学史有卓著成就，为了不被古代多种传说所迷惑，他通过古代文字的钻研去发现古史的真实材料。195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古史考存》一书，为其主要考证文章之结集。新中国成立后，刘节先生重视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多年开设史料学和史学史课程，著有《中国史学史稿》，对于历代修史制度、史籍之宏富多样和著名史家的成就均有翔实的论述，见解独到，尤其重视历史哲学的发展，是中国史学史学科重要代表作之一，著名史学家白寿彝称誉本书为“必传之作”。

陈垣、郑天挺、刘节、唐长孺等专家合影

　　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山大学历史系，以名流云集著称，陈寅恪地位最尊，自不待言。陈又与岑仲勉并称“二老”，加上刘节、梁方仲，则号称“四大教授”，刘节一度担任历史系主任，在当时堪称是岭南史学界的一大重镇。

　　了解刘节其人，阅读《刘节日记》无疑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在他的日记里存有大量阅读《通鉴纪事本末》过程中，对五代十国政治史产生的零散感想，还有对《左传》中事件年代、《汉书》中所记天文、地理和食货的考证。除此之外，又有大量阅读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相关书籍随感札记。在日记中，他直言自己耿直的性格，如“余好说真话，心之所然，则以为然，心之所非，则以为非”，“对人直说，往往见恶于人”。其附录《我之信条三则》中他更是写道：“人格同学问是一致的，绝没有学问好而人格有亏的伟人。”

　　谈及历史学家刘节，自然就无法绕开其师陈寅恪。自其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后，便师从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刘节之父刘景晨是知名学者，曾和浙籍议员坚决反对曹锟贿选总统，刘节一生刚正不阿，颇有其父之风，“文革”时红卫兵意欲批斗陈寅恪，刘节挺身而出主动要求代替，并以之为无上光荣。作为中大文科教师中的头号“白旗”，刘节在“文革”期间一共遭受60多场批判，他的自我评价是“爱好是非，甚于功利”，在应调于中华书局校点《旧唐书》时，因不满政治式的校点拂袖而去一事中更是可见一斑。

　　有人提到，如果说蒋天枢是陈寅恪的托命之人，刘节可谓是陈寅恪倡导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坚守者。他既是师道尊严的捍卫者，也是传统文化的薪火相传者。1939年，刘节在是年日记的序言中说：“凡是力量充实的总是始终一贯的，中途变节就是灭亡的象征。”70多年前的声音，穿破时空而来。刘节一生坚持学术独立，捍卫学术尊严，不为任何时代潮流所动。他的治学与为人一以贯之，宁可被孤立，也不作违心之语，不写奉上之词，在当时知识分子普遍失声的情境下，他的作为显然独树一帜。

　　尊师重教　长侍陈寅恪替师挨批斗

　　1926年，刘节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专攻中国哲学史。刘节为清华研究院第二届学生，其入学成绩为第二，第一名是河南学生谢国桢，他们同届的还有陆侃如、王力、姜亮夫等人。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同学录上，有王力、吴其昌等人。对刘节的印象和评价，王力写道：“君待人无贵贱，一接以礼。视友事若己事，蔼然似长者。”王力状其性情、态度，吴其昌则写其学养：“君名节字子植，我浙江之永嘉人。永嘉自北宋周许刘鲍九贤传河南程氏之学逾一千载，至于孙仲容先生，学问彬彬称盛，君为能传其学者。”

　　1927年6月，清华国学院导师王国维自沉昆明湖，1929年刘节等学生请陈寅恪撰文纪念，这就是著名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文》。陈寅恪在此文中写道：“为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陈寅恪此文表达的精神在刘节思想深处打下深深烙印，影响了他一生的治学和做人。

　　如今在中山大学校园中，关于刘节尊敬老师陈寅恪及代陈挨斗的故事仍广为流传，在整个中国学术界，刘节与陈寅恪的师生情谊也广为人知。研究院毕业后，刘节大部分时间在国立北平图书馆、燕京大学工作，与寅师同在北平，经常当面聆听老师教诲。8年抗战胜利后不久，中国又复3年内战，陈、刘师徒又南北分散，天各一方。至1949年陈寅恪南下广州岭南大学时，刘节已在中山大学任教授3年并兼任历史系主任。1952年院校大调整，岭大被并入中大，两人形成了师生兼同系同事的新关系。老师的到来给刘节以莫大的心灵慰藉，他时常从广州东郊石牌的中山大学往位于广州河南的岭南大学探望已目不能视的陈寅恪，继续向其问学请益。

　　陈寅恪致函刘节称“子植兄”，但刘节对陈寅恪行弟子礼却一点也不含糊。据中山大学历史系老师回忆，逢年过节，刘节去拜望陈寅恪时，必对老师行下跪叩头大礼，一丝不苟，旁若无人。刘节还曾对学生说：“你们想学到知识，就应当建立师生的信仰。”但这句话在当时被当作罪证受到学生猛烈批判。1952年到1969年，在送恩师陈寅恪最后一程的陈门弟子中长期陪伴老师左右的，唯独刘节一人。他是在任何压力下都绝不批陈的学生，义无反顾地陪伴恩师同甘共苦，其自身所受苦难之深重已达无以复加之地，却还经常主动把老师要受的苦难都揽到自己头上。1967年底，红卫兵要抬陈寅恪教授去大礼堂批斗，陈夫人出面阻止，被造反派狠狠推倒在地。于是刘节挺身而出，代替老师去挨斗。批斗会上，“小将”们对刘节轮番辱骂、殴打，之后又问他有何感想，刘节昂起头回答：“我能代替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

　　专心治学 疾病缠身仍不忘研究

　　1939年刘节由香港经越南转到昆明，再至成都、重庆、贵阳，又到广西宜山的浙大任教。抗日烽火绵延，家国罹难，导致学人不能安于讲席，乱离流浪之苦，刘节可谓体验得真切。从《刘节日记》中可以看出，尽管背井离乡，生活条件恶劣，要靠中英庚款的研究经费资助才得勉强度日，他却安贫乐道，始终保持着一种乐观的心态，以治学和研究为乐。

　　他读书思考少有松懈，并不因清寒而辍，在他的日记里存有大量阅读《通鉴纪事本末》过程中、对五代十国政治史产生的零散感想，还有对《左传》中事件年代、《汉书》中所记天文、地理和食货的考证。除此之外，又有大量阅读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相关书籍随感札记。刘节在读书的过程中，勤于总结，随读随录，提出了许多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有些问题在今天已经解决，但有些仍然未有定论，对于专业人士来说，仍旧不无参考价值。

　　在《刘节日记》的前半部分，体现更多的是一个单纯的文人学者的形象。当时国家处于抗战的生死存亡之境，刘节虽有切肤之痛，却不温不火，教书育人、读书治学、吟诗赋词应答如常。但此时的刘节并非完全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从其日记中可见他订阅《大公报》的记录，个别篇幅中又多有讥讽汪精卫伪政权的话语，对历史上如石敬瑭之流卖国媚外也大加讽刺，他坚信抗战胜利，“中国终将走上英美法集团里去”，对当时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的观念，亦有自己独特的批判性评价。

　　在治学上他主张求真、自信。他说：“考据学是求真之学”，“历史学家要有很强的自信力，一个历史学家要坚定不移，不要为一时的风浪而动摇不定。”正因为这种求真和自信，1958年3月陈伯达作《厚古薄今，边干边学》报告，在全国掀起批判厚古薄今，刘节却在批判会上发言：“科学是求真，无所谓厚今薄古。”“历史的精义也是求真，人类历史之‘真’，并无古今截然对立之分，同为人类社会共同的宝贵财富。”

　　读刘节上世纪60年代的日记，不难发现他在困厄之境地，每日所写无非是饮食起居的流水账，如菜园拔草、搬运竹片、打扫卫生等。面对那场浩劫，他深知读书做学问是一个学者的安身立命之所，始终没有放弃读书，即使在疾病缠身的生命晚境。刘节学生、史学家陈其泰先生在《〈刘节日记〉序》中写道：“在1971年，当已发现大便带血、脑血管痉挛、左半身偏瘫等疾病，血压高达230/130，需每日治疗之时，却先后读书达数十种，其中仅《宋元学案》即多达一百卷，日记中实实在在记载，逐卷阅读；尤其是1971年11月23日至1973年3月1日，以一年又三个多月的时间，读完《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还做了校、注、批的工作，先生具有的毅力，是多么令人惊叹！”

　　不改初衷 赴京治古史受批判去职

　　上世纪50年代，举国开展对胡适的批判。过去与胡适有过往来、接触的学者，忙于检讨、揭发批判胡适思想的危害性，刘节却公开说：“批判胡适，搞坏了学风，百年后自有定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之后是三反五反、拔白旗、反右，政治运动逐渐炽热，刘节作为一个信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历史学家，虽置身于那个时代，却不趋时，作清醒之语。及至“文革”，刘节再也无法保持“清凉自在身”，外在环境的严酷，却激发了他的意志和信念。上世纪60年代初期，刘节先后发表了《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问题》、《孔子的“唯仁论”》、《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等文章，引发全国性的批判，批判其“资产阶级人性论和历史唯心主义”。但这位倔强的学者，从不作违心的检查，人们亦无可奈何。

　　在“文革”期间，刘节先后遭受60多场的批判，受到戴高帽、剃光头、被抄家、遭殴打、罚劳改等等非人待遇，在人生最艰难的时期，刘节仍写下这样掷地有声的话：“人格同学问是一致的，决没有学问好而人格有亏的伟人。假定有这样的人，我们来仔细考查他的学问，其中必定有欺人之谈，因为他心中根本是不光明。”表示“假定有一种势力要打破我的信仰，使我不能安静为学，我当然要抵抗……设若有一种势力要阻碍我的志向，使我不能如愿以偿，我当然要拿出毅力来。”

　　他不仅在自己的“地头”中山大学广受批判，1963年，中华书局从全国抽调专家赴京从事《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刘节也参与校点《旧唐书》，后因他个人对时事的态度，在书局受到批判并因此去职。罗继祖先生在《涉世琐记》里谈及：“刘教授因主张当时不应再以阶级斗争为纲，应侧重生产的论点而受严重批判去职……”（《蜉寄留痕》）他认为“刘教授清华研究院毕业后治古史，著《古史考存》。平日持论有与当世牴牾处，在中华受批判，校《唐书》不终事而谢去。今日看来，其持论未必误。”(《学林往事》下册)

　　曾任罗助手的王同策在其撰写的《翠微校史的日子里罗继祖谈在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中提到：“刘节来中华书局是负责点校《旧唐书》的。他的被批判，主要是因为他一生推崇孔子，崇拜儒学，对当时宣传得越来越强烈的‘阶级斗争’有看法。他说：‘经过了这么多次运动，哪里还有那么多的阶级敌人？所以，现在不应该再强调阶级斗争了，把政治空气搞得那么紧张，人们谁受得了？应该强调生产斗争，提高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因为这些话，他在公开场合经常说，锋芒太露。1965年，刘节的言行也更加不能为当时的世风所容，书局遂以其点校稿存在问题为由，让他第一个离开中华书局回到广州。”

　　宽容民主 教导儿子“感情专一”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时，刘节已因“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受到指摘，在1958年厚今薄古运动中，刘节就受到正式的批判了。当时中大历史系专门开辟大字报栏批判“四大教授”，刘节的罪名有众多：旧立场不变，将新、旧社会同等看待；对党的看法错误，认为党仍是用打天下的方法，而不是用治天下的方法；反对思想改造，认为改造应当用静的方法，不应当用动的方法；反对批判胡适，批判胡风则借口不认识其人而绝口不谈（《刘节学术年表》)。

面对这类政治运动，现存的《刘节日记》没有留下这一时期的直接记录，但读书的人自能感受到他以平常心、宽恕心处之的。这有一个旁证，据其学生姜伯勤后来回忆，作为“白专”学生的典型，他也参与批判了刘节唯心主义史学，但1959年本科毕业时，刘节却向学校的党委领导表示：“你们要把姜某留下来，这个人能成器。”（《回忆刘老师的教诲》）这既可见刘节其眼光，也可见其胸襟。以此例彼，刘节对其他同事或学生的批判，自然也能坦然视之。

刘节全家福摄于1957年儿童节

　　在家庭生活中，刘节对子女的教育y也一贯民主、宽容，据刘节儿子刘显曾回忆，他虽然出生于1937年，但真正与父亲一起生活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他从四川回到温州接我们母子到广州生活以后，一直到1962年春我离开广州到北京工作。我感觉他对我们兄弟俩是慈爱而不溺爱，严格而不严厉。”在他看来，虽然父亲可以说是“孔子的门徒”，但回想起来，父亲对儿子、母亲都是很平等、民主的。“他从来不说重话，可以说是对儿子是亦子亦友、对我母亲是亦妻亦友的。”刘显曾毕业于中山大学生物系，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也同样是因为父亲鼓励他发展自己的兴趣。在他的印象中，父亲刘节从来不直接教子女如何如何，而是在为人方面严格要求他们。在刘显曾20岁生日时，父亲对其说“感情要专一”。当时刘显曾正在上高中，当天他亲自来学校要儿子回家过生日，“在他看来这是我的成年礼了，所以要告诉我这个重要原则。”

（周豫 刘扬）

转自《南方日报》2013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