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桂立新

面晤关肇邺院士，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只有在多次预约后，这位已经82岁高龄的老人才能从繁忙的工作中抽出一点时间来接受采访。在两壁满挂着他自己设计的建筑效果图的办公室里，我们才更深地理解了他的设计理念，领略到这位设计大师的风采。关肇邺，建筑学家，1929年10月出生于北京。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后留校任教至今。曾做为访问学者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作一年。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0年获首届“梁思成建筑奖”、“全国工程设计大师”称号，2005年当选世界华人建筑师协会荣誉理事。关院士在现代建筑和中西古典建筑的历史和理论方面有深厚基础，在设计技巧上有很高水平。近年来在探索具有时代特征、民族和地方特色的新建筑方面，取得高水平成果。在建筑设计方面，准确把握建筑的性格特点，在平易的外形中寓有深刻的思想内涵。许多作品获得国内外重大奖励，其中清华大学图书馆获国家优秀工程设计金奖，北京地铁东四十条站当选为北京80年代十大建筑之一，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国际设计竞赛获国际建协授予特别奖等。

关先生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从小勤奋好学的他18岁便顺利考入燕京大学理学院。那时他对工业制造有极大的兴趣，选学的是机械专业。但人生充满了偶然和必然，一次演讲改变了其人生轨迹。1948年春，他正在燕大理学院读一年级。一天，校长邀请刚由美国参加联合国总部设计回国的梁思成先生来校作学术演讲，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建筑的特征”。梁先生把一课建筑学描述的出神入化，在讲述建筑学与艺术的关系时，引经据典，妙语连珠。大师儒雅的谈吐和睿智的哲辨，使年轻的关肇邺如醍醐灌顶，深深被其渊博学识和翩翩风度所折服，决心投身永恒的建筑艺术，转到清华去学建筑。当时转校很麻烦，清华不承认他在燕大一年的学历，只好重新报考，终于得偿所愿，成为当年清华建筑系的唯一新生。从此，开始了在水木清华园里的建筑生涯。

1952年他毕业了，根据分配，本该奔赴白山黑水间的东北建筑学院任教，但也许是上苍的安排，也许是无独有偶的机缘，恰好此时担任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主体设计的林徽因先生染病不起。情急之下，梁思成先生只好留下他的高足协助有关工程设计。当时工程时间紧，只好在梁家的起居室安排了两张绘图桌，离林先生的病室也仅一门之隔。关肇邺就在这绘图桌上与大师朝夕相处，不但在学问上得以耳提面命，还在道德修养和为人上颇受他们夫妇的影响。梁思成和林徽因两位导师的启蒙教育，令关肇邺得以逐渐步入建筑学的堂奥，窥见其中的“宫室之美、百官之富”，而他们言传身教中最富感染力的当属其对建筑文化无比真挚的情感和广博学识。因为纪念碑这一重大工程的耽搁，关肇邺便没有去原单位，而在清华园扎根下来，从事起“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学工作。1956年春，当时26岁的他担负起清华园中的上万平方米11层教学主体楼群的设计重任。虽然这是当时一项很重要的“标志性建筑”，标准可适当提高一些，但总的节约原则仍是最重要的，当时的成本只有80元/平方米。这段实践成为其“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指导思想最具体的体现，并成为以后其设计观念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看过关院士的设计项目不难发现，从1982年设计的清华大学图书馆新馆到1986年的云南大学图书馆，从1989年主持设计的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国际竞赛方案到1991年的重庆大学新图书馆和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从1994年设计海南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新馆到1998年的兰州大学图书馆，他似乎对图书馆的设计情有独钟。关先生对此解释说，这是其性格的选择，也是时代的需要。他在长期建筑实践中，把公共建筑划分为商业类和文化类两种，前者的艺术表现在于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和视觉效应，刻意追求的是标新立异，突出自我、追求时尚；而后者的价值取向则刚好相反，常不追求外形的新奇突出，不夸张炫耀，着重于总体的和谐，在朴素的外貌风格中表现更深层的思想内涵，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风霜的磨砺，达到永恒的魅力。好的建筑常可以做到愈是时间久远，其形象愈是深入人心，永不过时，这和从小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关老性格刚好契合。也正因此，在他的设计生涯中，基本上都选择做文化类建筑，如图书馆和博物馆，并极重视建筑个体与环境的结合，致力于整体的完美统一。

关先生和清华大学图书馆更是有着不解之缘，吴良镛先生在《关肇邺选集》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在关先生的创作生涯中，清华大学图书馆设计是很关键的。”清华大学图书馆旧馆于1919年和1931年分两次建成，面积7700平方米，分别由美国著名建筑师墨菲和国内前辈建筑师杨廷宝担当设计。而关先生承接的图书馆新馆（逸夫馆）建设任务为2万多平方米，约为旧馆面积的三倍，相比而言体量庞大，很容易成为喧宾夺主，破坏中心区历史面貌和价值的败笔。如何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同时，解决好建筑群中礼堂与它的主次关系，使两者相得益彰，是始终要努力解决的重要而困难的课题。杨廷宝先生曾说“在完整的建筑群中新修和扩建，有时并不一定要表现你设计的那个个体，而要着眼于群体的协调”。基于这一理念，关老认为建设和谐统一的建筑环境，尊重历史、尊重有历史价值的旧建筑、尊重前人的劳动和创作，应是在旧建筑群中设计新建筑的重要原则。

而今，获得1992年中国建筑学会优秀创作奖、1993年国家工程设计金奖、国家教委优秀设计一等奖及建设部优秀设计一等奖的清华大学图书馆新馆设计已成了继承和创新的范例：表现在位置和高度上，它尊重大礼堂的中心地位，甘居偏位和次高，符合清华人的“集体记忆”。初看起来貌不惊人，连正门都藏在院子里，而当走进去使用和品味时，会渐渐体会到它深深的文化内涵。在建筑形式上，其与旧馆建筑在呼应中有变化，采用欧美建筑形式的同时，不是一览无余，而是采取了中国传统的院落空间，几进几出、院中有院。庭院正中布置一个T形浅水池，安置上1922级清华校友赠给母校的纪念品。平顶女儿墙和坡屋顶的连接、过街楼和八角形楼梯间等的应用，恰与一、二期老馆中的某些手法相互呼应。内部设计却充分考虑了现代图书馆的功能要求，馆内以检索大厅为中心，主要开架阅览室均围绕大厅布置，当读者步入馆门进入大厅时，可透过玻璃看到四周多层环绕的书架。另外，在选择传统建材“粗粮细作”的同时，也应用了铝合金大玻璃门窗采光、共享大厅天窗采光通风。正是这些现代建筑元素的运用，使设计既具历史感，又凸显时代精神。历史与现代、新馆与老馆，相映成趣，增加了历史内涵和自由开放的时代气氛。如果把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建筑比拟为凝固的音乐，那么1919年墨菲大师设计的一期工程是乐章的起点，1931年杨廷宝先生设计的第一次扩建是主旋律，而1982年关肇邺先生设计的第二次扩建，则达到了整组建筑乐章的高潮。三位建筑大师，薪火相传，珠连璧合，共同完成了一次新老建筑的经典对话。目前关院士手头正在紧张进行的一个大项目，正是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四期扩建工程。在谈到图书馆四期的设计细节时，他不由自主地将采访引入了岔道，顺手拿过一张白纸在上面画起电梯的效果图来，还嘱托我们将其中的设计思路转告给各位馆长们，其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令人肃然起敬，而这张随手草就的设计简图连同关老的签名著作也被我们当场一并征集，成为特藏部的一份特殊藏品。

英国首相丘吉尔说过：“人创造建筑，建筑也塑造人。”当时下的建筑风格在不遗余力地求新求变时，关院士对此却有着自己的精辟见解：“我始终怀疑把‘创新’作为衡量一个建筑设计优劣的主要标志的观点。重要的是得体，而不是豪华与新奇。只有有助于建筑的完美之‘新’，才是有意义的。”因此在他的设计作品中，十分重视使用价值，并力求符合新的发展方向。建筑形象要努力掌握“度”，以符合它的性质和身份。建筑群体和每一单元都要为环境增光添彩，独有风格。对于文化性建筑更要注重思想内涵，不可过分地自我张扬。不盲目追求风格，也不忌讳使用风格，更不为社会上的流行和舆论所左右，只以现实的需要和大众的爱好为出发点，在不脱离国情和经济允许的条件下，努力表现时代特征，并认真做好建筑细部设计，从而充分表现建筑艺术的思想。从他手中诞生的建筑，一如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文化内涵深厚，于谦恭、亲切、舒畅中，蕴涵着一种意义深远的民族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