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读1947年4月黄昆给杨振宁的一封信有感

2011-08-02 |

朱邦芬(1970工物)

1942—1944年间,黄昆、杨振宁和张守廉三人是西南联大研究院的同班同学,分别师从吴大猷、王竹溪和周培源先生。他们三人都极有物理天赋;三人每天一起上课,下课后一起泡茶馆讨论各种问题,晚上又住在同一间宿舍,整天形影不离;三人还分享一个中学教师的工作,被称为“三剑客”。得到物理学硕士学位后,杨振宁考取庚款留美公费生去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黄昆被庚款留英公费录取去布里斯托尔大学师从莫特(N.F.Mort,1977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张守廉则去了普渡大学电子工程系。出国以后,黄昆与杨振宁不常通信,一写则洋洋数千言。刚去美国时,杨振宁在Allison实验室工作,实验不顺利,同事间流传“哪里有爆炸,哪里就有杨振宁”的玩笑话。1947年初,杨振宁给黄昆写了一封长信,信上用了disillusionment(幻灭)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的心情。4月1日黄昆回了一封长信,这封信一直保存在杨振宁的来往信件档案中。大约六七年前,杨先生把黄昆写的那封信给我看,要我问黄先生有没有留存他写的原信,因为杨自己没留副本。很可惜,“文革”中黄昆把所有与海外联系的信件、照片都处理了。所幸的是黄昆给杨振宁的那封信还保存完好。半个多世纪后我读黄昆写给杨振宁的那封信,觉得非常有意思。我熟悉年逾花甲的黄昆,但不了解写这封信时年龄刚过27岁的黄昆。读了这封信,我仿佛穿过“时空隧道”回到了新中国成立前的岁月,体会那代海外学子的心态,聆听青年黄昆对许多事情的看法。

1983年2月17日,黄昆(左)与杨振宁在北京

1974年,黄昆、邓稼先、黄宛、周光召、杨振宁(从左至右)游览北京颐和园时合影

2004年,为庆祝黄昆先生85岁寿辰,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北大物理学院和清华物理系一起编了一本《黄昆文集》,我请杨振宁先生写序言。杨先生欣然以《1947年4月黄昆给我的一封信》为题,为文集写序,他“相信物理系的研究生会从这封信中得到一些鼓励与启发”。我把黄昆的这封信,去掉前面几行文字后,附在《黄昆文集》杨振宁先生序言后面。由于《黄昆文集》发行面较窄,许多有兴趣的读者未必能读到这封信。2009年9月2日是黄昆先生90诞辰。《物理》杂志全文刊登这封信(个别字作了订正)以纪念黄昆诞辰,我认为这对于当前发展中国科学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作用。本文是我读这封信的一些感想,以此纪念敬爱的黄昆先生90诞辰。

一、“中国有我们和没有我们,makes a difference

黄昆在信中很大篇幅探讨了他们那批海外留学的知识分子当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回国,还是暂不回国?一方面,“看国内如今糟乱的情形,回去研究自然受影响,一介书生又显然不足有挽于政局”;另一方面,“如果在国外拖延目的只在逃避,就似乎有违良心。我们衷心还是觉得,中国有我们和没有我们,makes a difference”。我特别欣赏黄昆后面的这句话,它可以与彭桓武先生的“回国不需要理由”相媲美,是中国知识分子“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的历史使命感和爱国主义传统的写照。中国知识分子有了这种精神,才不等同于“高级技师”,才区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多少有一股维持思想的力量”。

回国做什么?黄昆在信中认为杨振宁“successfully组织一个真正独立的物理中心在你的重要性应该比得一个Nobel Prize还高。” 其实这也是黄昆自己的想法,只不过他没有用这样的措辞。记得本世纪初黄昆曾说过:“近些年来,新闻界的人士多次问我:‘你没把研究工作长期搞下来,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我一直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回国后全力以赴搞教学工作,是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是一个服从国家大局的问题。这也并非我事业上的牺牲,因为搞教学工作并没影响我发挥聪明才智,而是从另一方面增长了才干,实现了自身价值。”历史表明,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具体环境里,黄昆为我国固体物理、半导体物理学科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培养了整整几代人,这种历史功勋确实比他个人学术上的贡献对于中国更重要。他以实际行动实现了这封信中所说的“devotion to the cause的心也一定要驾于achieve自己地位之上”。在这一点上,黄昆终其一生没有改变。

当年许多老一辈科学家回国也都抱着献身事业的雄心,例如叶企孙“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中国学术独立”,华罗庚、钱三强等前辈回国也旨在为中国数学、核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基础,虽然他们自己个人的科学研究成果少了一些,也犹未悔。对比之下,我们今天的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一心只谋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毫不考虑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实在愧对知识分子称号,实在是国家和人民的不幸!

二、“万人敌”

《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青年项羽说:“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项羽的“万人敌”是指战略,他学得并不好,最后只好“霸王别姬”。黄昆在信中把他的博士导师莫特比作“万人敌”,感慨道:“我每看见Mott一个人所有的influence,就有感想。真是所谓‘万人敌’的人,他由早到晚没有一刻不是充分利用。作自己研究,帮助许多人作研究,organize各种不同的和LabLab外的专门讨论,参加国家各种technical committee,款待各种各式工业inspection以捐钱,处理系内各事,还时出国去讲演……也就是像他这样的少数几个人就支住了整个英国的科学研究。”黄昆在信中把莫特描写成是一位精力充沛、勤勉的学术领导人,但是黄昆用“万人敌”还隐含另一层意思,即莫特是有战略眼光的学术带头人。莫特曾指出,科学共同体“需要这样的科学家:头脑清醒,能向他的同事们指出,科学正向何处去和需要为之做些什么工作”。确实如此,第一流研究机构都有这样的“万人敌”,少数几个“万人敌”撑起一个发达国家的科学研究。我曾听黄先生讲起,和黄昆在英国一起学习工作的同事后来有几位得了诺贝尔奖,他们不一定都有特别的天才。正是莫特高瞻远瞩,把他们带到蓬勃发展的方向,带出了一批人。1954年莫特离开布里斯托尔大学担任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主任17年,任内出了4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这封信用“万人敌”评价莫特,表明了黄昆的敏锐性。

黄昆没有把“万人敌”等同于“天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黄昆认为从事科学研究需要“天才”,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天才”,“没有什么远大目标,只不过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地做得还可以”。在黄昆心目中,莫特、玻恩这样的大师都不是“天才”;在所接触过的人中间,他认为真正属于“天才”的,也只有杨振宁。在信中,他用莫特来激励杨振宁去掉幻灭感,然而黄昆对杨振宁的期待似乎还要更多一些,不限于成为中国物理学研究的“万人敌”。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万人敌”莫特自然对黄昆研究方向的选定和学术风格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50年代初黄昆提出中国要大力发展半导体科学技术,80年代初他大力倡导开展半导体超晶格微结构物理的研究,都表明出他的战略眼光。近10年来,我国科研整体水平进步十分显著,中国存在着大量聪明优秀的年轻人,目前制约我国科学研究发展更上一层楼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缺少莫特这样的“万人敌”。

三、做研究和Routine

黄昆在信中写了他突然悟到的一点体会:“最和你感想相同的是,我也发现做研究多一半的时间是做routine。我在有一天似乎突然觉悟,理论物理和实验物理原来如此之平行。以前总以为做实验的,自然许多时间都是在安这样、装那样,但是理论物理则全倚绝顶聪明。那天才突然体会做理论工作一样的得把大半时间用在work out detail上。许多思想还是靠在一面work out detail时慢慢ripen起来”。黄昆研究物理,事必躬亲。他觉得,如果自己不深入思考一个具体的科学问题,如果不亲自动手算点东西,脑筋就开动不起来,很难做出什么有创新性的成果。他无法想象自己看看文献,出席一些学术会议,就能看清学科的发展趋势。黄昆年过古稀仍坚持在第一线工作,在办公室除了讨论问题,往往一坐半天,不停地写、算、思索。他还经常在家中伏案工作,甚至节假日也不休息。春节我上黄昆家拜年,好几次他十分高兴地把他这几天在家中做的一些计算拿出来讨论。

科学史表明,大多数科学上的重大突破,是整天泡在实验室里和整天在研究第一线苦思冥想的研究人员依靠科学直觉和洞察力而“偶然”发现的,是苦干加上一点机遇干出来的,很少是靠事先规划而实现的。中国研究做得最好的一批年轻院士、长江学者和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目前整天还泡在实验室里装这装那,或坐在计算机前编程序的已经不多了。不但做routine的活儿全都学生在干,而且有的人已经很少读文献,很少参加本学科最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有的人甚至主要精力放在争研究经费争奖项,整天不是评别人就是被别人评。有的研究做得极好的年轻院士被“重用”当大学校长,十分可惜!这种人才制度和风气不改变,中国虽能跟着国际研究热点去做研究,能发表高影响因子论文,然而却无法做出第一等的重大成果。

这封信其实还有许多有意思的地方,如青年人的企求和面临不顺利环境所产生的幻灭感,黄昆对萧伯纳的欣赏以及把萧伯纳戏剧的简练清楚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相提并论,a way of lifethe way of life的论述,等等。写这封信的黄昆风华正茂、意气风发,与花甲之后的黄昆自然大不一样。但是,信中反映出黄昆的很多基本特点,如理想主义与平常心的统一,做人低调,幽默感等,却历经50年不变。黄昆信中提到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一流研究机构对于有战略眼光的学术领导人——“万人敌”的迫切需求、以及科学研究工作者大部分工作都得在第一线做routine,这三点正是当前中国科学向前发展亟待解决的三个关键问题。

纪念黄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学习黄昆,我辈任重道远,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转载自《物理》,2009年第8期第38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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