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中国工程院院士、“飞豹”总设计师陈一坚
○宗闻
他从事飞机设计研究工作40多年,为歼教1、初教6、强5、运7、“飞豹”等多个飞机型号的设计研制贡献了自己的盛世年华与心血智慧,多次立功获奖,是国防科工委任命的“飞豹”飞机原型机的总设计师,航空界知名专家,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他主持完成了飞机设计手册规范的编写,并著有多部学术理论论著,为促进航空技术进步和人才培养付出了心血。
他就是“飞豹”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陈一坚。
飞机疲劳问题专家
“在中国的蓝天上一定要有中国人自己制造的飞机在飞翔”。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从事航空事业的人员的共同愿望。
1966年4月,为了打破外国飞机一统国内民用航线的被动局面,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元帅发出指示:以六○三所(现中航工业一飞院)的技术力量为主,通过跟踪,设计运7飞机。跟踪设计“争气机”,报国有志亦有机。年轻的陈一坚感奋不已,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的他正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场来实现自己“献身航空,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时,“文化大革命”席卷而来。陈一坚被无情地从火热的飞机研制前线横扫到“牛棚”里。
逆境可以摧垮一个人,也可以造就一个人。
陈一坚从1965年起就开始系统地学习研究“疲劳与断裂”,在“牛棚”里,他牢记徐舜寿生前嘱托,思考着运7飞机设计中的疲劳断裂问题,常常一研究就是一个通宵。
恢复工作以后,陈一坚编制了中国第一份飞机疲劳试验大纲和运7飞机疲劳试验疲劳载荷谱。后来,他又主持编写了《疲劳手册》;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同志合作,编著了《微观断裂力学》一书,这是当时一本很有价值的研究微观断裂力学的专著。陈一坚由此成为中国很有影响的研究飞机疲劳问题的专家。
风雨兼程“飞豹”情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歼击轰炸机“飞豹”的研制提上日程,研制任务落到了西安飞机设计所。陈一坚被任命为六○三所副总师,1980年8月又被原航空工业部任命为六○三所副所长兼总设计师,1982年被国防科工委任命为“飞豹”型号总设计师。如此快速的成长过程,也得益于当年恩师徐舜寿指导他飞机设计全过程的锻炼学习。
为了“飞豹”,陈一坚曾经感情失控,泪下如雨。为了“飞豹”,他们迎难而上,百折不挠。“飞豹”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研制的重点武器装备。该机研制在既无原准机又无外援的条件下进行,采用了数十项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很多机载设备也是新研制的,技术难度大,并涉及10个部委、数百个厂所,是一项复杂的大型系统工程。
陈一坚作为型号总师,不仅在飞机结构强度的设计中有很深的造诣和独到的见解,而且在整个研制过程中,他以满足国防需求为已任,竭尽全力优化总体技术方案,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和组织领导能力,解决设计中遇到的重大问题。作为重大技术方案和关键技术的决策者、系统工程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他成功地组织和完成了“飞豹”的研制任务,填补了我国歼击轰炸机的历史空白,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大胆创新奠基础
陈一坚认为,如果不大胆创新,就会永远地“穿新鞋,走老路”。当时年已50岁的陈一坚不负众望,以总设计师的胆识和战略眼光,大胆决策,摒弃了沿用多年但已落后的规范,选用国际上先进的军用飞机设计规范,并妥善解决了使用中的协调、配套问题,使飞机的载荷、飞行品质、结构强度和系统的设计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并积累了经验,为“飞豹”一举达到国家下达的战术指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应力分析方法上,陈一坚提出了全面开发应用有限元法代替传统的工程梁法,实现了从局部求解到全机求解的重大飞跃,解决了理论分析与实验验证一致性的难题。
对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的积极采用,为“飞豹”达到技术先进、性能良好、安全可靠提供了坚实保障。使用表明,“飞豹”具有良好的中低空飞行特性,部分性能超过俄罗斯的苏-24、美国的F-4和欧洲三国联合研制的“狂风”战斗机。
1995年,“飞豹”参加了海军新武器装备演示,受到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的检阅;1998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设计定型,在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神圣使命中承担重要任务;同年,以“中国飞豹”之名在珠海航展上首次亮相,受到世人的热切关注;1999年,作为受阅装备之一参加国庆50周年阅兵式,壮我国威,振我军威。
转自 科技日报2011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