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记中国工程院院士、“飞豹”总设计师陈一坚

○宗闻

　　他从事飞机设计研究工作40多年，为歼教1、初教6、强5、运7、“飞豹”等多个飞机型号的设计研制贡献了自己的盛世年华与心血智慧，多次立功获奖，是国防科工委任命的“飞豹”飞机原型机的总设计师，航空界知名专家，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他主持完成了飞机设计手册规范的编写，并著有多部学术理论论著，为促进航空技术进步和人才培养付出了心血。

　　他就是“飞豹”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陈一坚。

　　飞机疲劳问题专家

　　“在中国的蓝天上一定要有中国人自己制造的飞机在飞翔”。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从事航空事业的人员的共同愿望。

　　1966年4月，为了打破外国飞机一统国内民用航线的被动局面，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元帅发出指示：以六○三所（现中航工业一飞院）的技术力量为主，通过跟踪，设计运7飞机。跟踪设计“争气机”，报国有志亦有机。年轻的陈一坚感奋不已，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的他正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场来实现自己“献身航空，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时，“文化大革命”席卷而来。陈一坚被无情地从火热的飞机研制前线横扫到“牛棚”里。

　　逆境可以摧垮一个人，也可以造就一个人。

　　陈一坚从1965年起就开始系统地学习研究“疲劳与断裂”，在“牛棚”里，他牢记徐舜寿生前嘱托，思考着运7飞机设计中的疲劳断裂问题，常常一研究就是一个通宵。

　　恢复工作以后，陈一坚编制了中国第一份飞机疲劳试验大纲和运7飞机疲劳试验疲劳载荷谱。后来，他又主持编写了《疲劳手册》；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同志合作，编著了《微观断裂力学》一书，这是当时一本很有价值的研究微观断裂力学的专著。陈一坚由此成为中国很有影响的研究飞机疲劳问题的专家。

　　风雨兼程“飞豹”情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歼击轰炸机“飞豹”的研制提上日程，研制任务落到了西安飞机设计所。陈一坚被任命为六○三所副总师，1980年8月又被原航空工业部任命为六○三所副所长兼总设计师，1982年被国防科工委任命为“飞豹”型号总设计师。如此快速的成长过程，也得益于当年恩师徐舜寿指导他飞机设计全过程的锻炼学习。

　　为了“飞豹”，陈一坚曾经感情失控，泪下如雨。为了“飞豹”，他们迎难而上，百折不挠。“飞豹”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研制的重点武器装备。该机研制在既无原准机又无外援的条件下进行，采用了数十项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很多机载设备也是新研制的，技术难度大，并涉及10个部委、数百个厂所，是一项复杂的大型系统工程。

　　陈一坚作为型号总师，不仅在飞机结构强度的设计中有很深的造诣和独到的见解，而且在整个研制过程中，他以满足国防需求为已任，竭尽全力优化总体技术方案，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和组织领导能力，解决设计中遇到的重大问题。作为重大技术方案和关键技术的决策者、系统工程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他成功地组织和完成了“飞豹”的研制任务，填补了我国歼击轰炸机的历史空白，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大胆创新奠基础

　　陈一坚认为，如果不大胆创新，就会永远地“穿新鞋，走老路”。当时年已50岁的陈一坚不负众望，以总设计师的胆识和战略眼光，大胆决策，摒弃了沿用多年但已落后的规范，选用国际上先进的军用飞机设计规范，并妥善解决了使用中的协调、配套问题，使飞机的载荷、飞行品质、结构强度和系统的设计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并积累了经验，为“飞豹”一举达到国家下达的战术指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应力分析方法上，陈一坚提出了全面开发应用有限元法代替传统的工程梁法，实现了从局部求解到全机求解的重大飞跃，解决了理论分析与实验验证一致性的难题。

　　对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的积极采用，为“飞豹”达到技术先进、性能良好、安全可靠提供了坚实保障。使用表明，“飞豹”具有良好的中低空飞行特性，部分性能超过俄罗斯的苏-24、美国的F-4和欧洲三国联合研制的“狂风”战斗机。

　　1995年，“飞豹”参加了海军新武器装备演示，受到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的检阅；1998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设计定型，在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神圣使命中承担重要任务；同年，以“中国飞豹”之名在珠海航展上首次亮相，受到世人的热切关注；1999年，作为受阅装备之一参加国庆50周年阅兵式，壮我国威，振我军威。

转自 科技日报2011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