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本文作者所著《我认识的钱钟书》一书封面上的钱钟书画像

今年适逢钱钟书先生百年诞辰，作为一名与钱先生有过20年不曾间断交往的晚辈后学，我又想起了他对我的谆谆教诲和过往点滴。

　　我初次见到钱先生和他的夫人杨绛先生是在1977年。当时《文艺报》尚未复刊。我在《人民文学》杂志呆了一段时间。为了支撑复刊不久的刊物，主编张光年要我们千方百计多约名家的稿子。我先去求叶圣陶先生。编辑部就在叶老家对面，上班或下班前后，我不时去看望他，慢慢熟悉起来。我磨到了叶老好几篇大作，叶老还介绍我去向俞平伯先生求援。有一次叶老从开明书店出版《谈艺录》谈到了钱先生。他问我为什么不去找钱钟书，还有杨绛，我说一直想去拜访他们，听说钱先生正在潜心完成巨制《管锥编》，不愿为报刊赶写应时之作，去了怕碰钉子。叶老听了我的顾虑大笑着说：别怕碰钉子，有人误以为他清高、傲慢，不对，他待人很随和，钱钟书认真做学问，知识渊博，记性好，人也健谈，拿不到稿子，听他聊聊也长见识。经叶老的鼓气，我决定去看望钱先生夫妇。

　　在一个金色秋天的下午，我来到三里河南沙沟他们的新居。开门的是杨先生，当自我介绍并说明来意后，她微笑着轻声叫我稍等，并很快将我引进客厅。只见客厅东头书桌有人在伏案写作，清瘦的脸，戴一副黑宽边眼镜，我知道这就是钱钟书先生。他抬头见我站立着，连忙起身走过来说：欢迎，欢迎！我在客厅西头靠近杨先生书桌旁的一张沙发上坐下，杨先生给我一杯清茶，钱先生在我正对面的一张转椅上坐下了。正当我端杯喝茶时，钱先生突然起身摆着手大声地说：写文章事今天不谈。碰钉子我已有思想准备，但没想到碰得这么快，这么干脆。还是杨先生观察细腻，见我有点局促，茶杯在手中欲放不下，便主动岔开话题，问我最近到过哪些地方，知道我刚从上海回来，便急切地问：见到巴金先生、柯灵先生没有？他们身体好吗？我将所见所闻一一告知，气氛顿时活跃起来，钱先生的谈兴也上来了。我静心地听他谈，杨先生在一旁也听着，偶尔插话。钱先生关心地问起了阿英先生身后的状况。他那天所谈，主要是中外文学史上一些名著和中国近现代文坛的趣事。跟随他在书海遨游，他的饱学中西，贯通古今，使我大长见识，他的睿智、幽默、诙谐、风趣的谈话，使我获得少有的轻松和愉悦。当室内阳光渐渐黯淡时，我才意识到该告辞了。作为一名编辑，在钱先生面前，初次，不，之后多次，我都是个不称职者，我记不起从钱先生那里约到过多少大作，但是他的谈话对我素质修养的提高大有教益，对我具体的编辑业务也有许多宝贵的提示。钱先生多次忆及郑振铎先生，钱先生说，现在少有人知道，1956年成立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它的前身就是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振铎先生前后都是这个所的所长。他说，可惜振铎先生走得过早了，他提醒我，明年是振铎先生因公殉难２０周年。由于钱先生的提示，我才不忘向刚复刊的《文艺报》领导建议，在郑振铎先生因公遇难２０周年之际，约请冰心老人写了《追念振铎》一文。振铎先生是冰心除同学外文艺界认识最早的一位朋友，又是福建长乐同乡，是她的“良师益友”。《追念振铎》是冰心写郑振铎的唯一一篇文章，弥足珍贵。我在拙著《我认识的钱钟书》中说：“钱先生未必料到，初次听他谈话时，由于他多次忆及郑振铎先生，我才不忘在郑先生因公遇难２０周年之际为《文艺报》约请冰心先生写了《追念振铎》一文。事隔多年，还得补谢钱先生、杨先生二位。”

　　1986年冬，我陪中国新闻社香港分社一位记者去拜望钱先生，钱先生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回答了记者提出的有关创作《围城》及时下文坛关心的一些敏感问题。那天记者没有录音，自己记录，专访结束时，钱先生交代了两点，一、专访发表前一定要将原稿给他看，怕“失真”，或表达不够“准确”；二、专访发表后请记者将境外的不同意见转告他，“多听听不同意见，有好处”。后来知道，钱先生对这篇专访原稿作了多处仔细的修改和补充。那次专访中，钱先生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谈了自己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看法。诺贝尔文学奖是当时文坛的一个热门话题。《文艺报》想以新闻的方式摘发钱先生在这篇专访中谈到这个问题的观点，好让大陆读者广为知道，钱先生同意了，并在发表前，又认真看了一遍。

　　1986年4月5日出版的《文艺报》头版右上角刊发了这则新闻：著名学者钱钟书最近发表对“诺贝尔文学奖”看法：“萧伯纳说过，诺贝尔设立奖金比他发明炸药对人类危害更大……其实咱们对这个奖，不必过于重视。”“只要想一想，不讲生存的，已故得奖人里有黛丽达、海泽、倭铿、赛珍珠之流，就可见这个奖的意义是否重大了。”在谈到博尔赫斯因拿不到诺贝尔奖金而耿耿于怀一事时，钱钟书说：“这表示他对自己缺乏信念，而对评奖委员似乎又太看重了。”

　　这期《文艺报》出来后，我给钱先生打电话时，他只说看到了，并没有多说什么。可过了一阵我去看他时，他却笑嘻嘻地对我说，你们编发的有关我的那条新闻反应可不小，不过，他郑重地说，借贵报将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公之于众也好，免得被乱揣测。钱先生特别叮嘱我，要将听到的不同意见告诉他，他说：虽然对这个问题我思考多日，但仅是我个人的观点，别人赞同或不赞同是正常的，有不赞同的意见，希望贵报也发表出来，学术水平只有在争鸣、争议中才能不断提高。

　　钱钟书先生在学术界是真正的大师，在文学界也是位有杰出成就的重要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围城》、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诗集《槐聚诗存》等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光彩的一笔，特别是长篇小说《围城》，赢得了广大读者喜爱，是一部文学经典。2006年，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推荐书目中，中国现代文学长篇小说部分，《围城》和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同时被列入。

　　钱先生1994年住院后，文学界与学术界都十分挂念他的安康。他也十分惦念他的前辈、同辈和晚辈朋友。1996年12月，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隆重召开，这是继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１１年后召开的一次文学界大团结的盛会。文学界的一些老人因病不能出席。时在重病中的钱先生通过《文艺报》“文坛前辈寄语五次作代会”专版，和杨绛先生联名题词：“向大家问好！祝大会成功！”与会作家对钱先生的关心深为感动，纷纷想去看望他而又不敢惊动他，只能在心中默默祝愿他早日康复。在新选出的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决定推举“德高望重、曾对我国文学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在我国文坛享有盛誉的老一辈作家”为中国作家协会各项名誉职务，钱钟书先生被推举为中国作家协会顾问。

　　钱钟书先生的皇皇巨著是中华文化殿堂里的珍宝，是研究不尽的课题。钱钟书先生的治学精神和道德风范永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辈学子。钱钟书先生鲜活在我心中。（吴泰昌）

转自 天津日报 2010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