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高尚做事，低调做人，敬畏学术，精益求精”，这就是汪先生的风格。正是这种风格，使得三十年间参与研究的三代学者能够精诚合作，薪火相传，持之以恒。

汪子嵩，1921年出生，浙江杭州人。著名希腊哲学史学家。1941年考入西南联大哲学系，1945年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从陈康先生学习希腊哲学。1949-196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1964-1987年任人民日报理论部编辑、高级编辑、副主任。

历时近三十年才成书的四卷本《希腊哲学史》，终于大功告成了。看到这套书，感慨万千。头脑里首先跳出来的是，1979年我们北大哲学系55级一批同学拜访汪子嵩先生的情景。

是年11月参加在太原召开的现代外国哲学学会成立大会之后，经大同到了久违的北京。想做的就是两件事情，一是与毕业后很少有机会见到的老同学相聚，另一件就是拜访毕业后一直没有见到的许多老师。其中最想见的就是引领我们跨进哲学殿堂、而在我们毕业后却到山区劳动、我们无法相见的启蒙老师汪先生。这也是在京许多同学的心愿。我们一行十来人赶到王府井人民日报社先生的办公室。看到历尽坎坷的汪先生还是那样风度翩翩，非常高兴。先生还是像以前那样，用一口杭州官话不紧不慢地与我们叙谈。在得知大多数同学又能重返哲学之后，他说，我现在在报社编报，我们的报纸每天收到几麻袋的读者来信，赞扬和支持，可是上面还时时批评。我要回到古希腊去了。报社已经应允，以后每周只来两天，其他时间可以做希腊哲学的研究了。你们谁有兴趣，就来跟我一起做。当时我真有点心动。如果有机会跟汪先生学，那就太幸运了。可是回头一想，这可是“硬骨头”，以我肤浅的学养是啃不动的。再则，学校刚刚授命我开设现代西方哲学课程，我又正在南京大学进修这门课程。要入门，站住讲台，还不知要花多少工夫。于是也就没有吭声。

后来才知道，此时济南会议已经开过。多卷本哲学史的事情已经开始酝酿。这大概是先生立意编撰希腊哲学史的开端。至今已经三十年过去了。我们自己也都从不惑之年迈入古稀。当时未满六十的汪先生如今迎来了九十诞辰。刚刚印成文字的《希腊哲学史》第四卷还印着他亲手撰写的“序言”和“前三卷要义”。耄耋之年治学不已，令人敬仰。不禁想起郑板桥的诗句“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劫还坚韧，任尔东南西北风”来。

古人云“十年磨一剑”，《希腊哲学史》可是“三十年磨一剑”。这三十年是风云变幻的三十年，学界风气也变幻无常。上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但是种种禁锢还是挥之不去，批判运动不时开展，而哲学又首当其冲，治学者常常无所适从，困惑顿生。90年代市场经济兴起，一时间“经济繁荣，哲学贫困”，“哲学边缘化”等舆论甚嚣尘上，治哲学者不仅要经受生活的窘迫、经费的拮据，还要蒙受精神压力。进入新世纪后，哲学的处境尽管大为改善，但是如陈村富兄在第四卷《后记》中所说：“‘看不见的手’（市场经济法则）和‘看得见的手’（各种评估体系）挟持着我们在生命之途上奔波”。整个风气就是急功近利，赶着出书、发文章、跑场子、争项目。抚摸着三十年功夫铸就的四卷本《希腊哲学史》，老是想一个问题：磨剑者何以能在不断变幻的风云中潜心磨剑？他们为什么能锲而不舍，精益求精，尽可能把最好的精神产品提供给后人？

也许，五十多年前，汪先生带我们逐字逐句精读的《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所赞许的德国古典哲学的“伟大的理论兴趣”，正是他们“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立根之处。汪先生对希腊哲学的兴趣源自青年时代。即使在投身艰难的地下革命工作和新中国建立后承担北大的院系调整、主持汇集了大批哲学名家的中国唯一一家哲学系公务之时，也没有淡去。《希腊哲学史》的其他几位作者也是如此。陈村富兄在大学期间就理论兴趣浓厚，入学伊始就迷上了《资本论》，靠助学金生活的这位农家子弟，花了两个月的饭钱，买了三卷本《资本论》，暑期也不回家，埋头攻读，成为班上的佳话。他对古希腊的兴趣则始于在任华先生门下读研之时，至今终身不变，不惑之年还追随严群先生开始攻读希腊文。范明生学长在“文革”期间就埋头研究柏拉图。姚介厚兄在全增嘏先生门下读研究生时涉猎最多的就是希腊哲学，机关工作多年后又重回古希腊。

更重要的是，恩格斯所说的“理论兴趣”，是一种“不管所得成果在实践上是否能实现，不管它是否违反警章都照样致力于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一种“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使恩格斯感到痛心疾首的是，1848年之后有教养的德国，思辨从书房转到交易所，理论兴趣消失，充斥学界的是“没有头脑的折衷主义”、“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可见，如果没有一种高尚的人格力量，“理论兴趣”就难以得到支撑。

在汪先生带领弟子们磨剑的三十年间，我见到他的次数不多，但每一次都会被他的人格力量所感动。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末在武汉举行的外国哲学史学会年会。那时社会上思想活跃，各种新说也开始流行，有的人耐不住寂寞，于是就主张西方哲学史的研究也要“六经注我”，不要再做“我注六经”的事情。会上争论颇为激烈。时任会长的汪先生一如既往地低调，没有参与争议。但是他与王太庆、苗力田等老先生一起，创议并组织了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全集的翻译工作。他还主动让贤，辞去会长一职。

进入90年代以后，北大哲学系办过几次系庆，数百上千的校友在小礼堂或者大讲堂相聚，每每都要请汪先生讲话。可是这位50年代院系调整前后主事、为北大哲学系付出巨大心血的元老，这位为主持公道、蒙受过打击的长者，从未说过自己的功劳，相反，总是叙说自己工作的不足，尤其对在极“左”政策下的某些做法做真诚的检讨。这种自律精神，在表扬和自我张扬成为风气的时下，更显高尚。

1997年我有幸参加《希腊哲学史》第四卷的开卷会议，得以与汪先生相处多日，还一起到河姆渡参观。先生在会上宣布，自己年纪大了，第四卷就交给陈村富主持。其间与村富曾同住一室，我就《希腊哲学史》第一卷出版后，一些一直不解的问题，询问村富。我说，这本书没有主编，署名按四位作者年龄顺序排列；你是汪先生的学生，课题又是汪先生主持的，这样排你安心吗？听我这么一问，村富就着急了，赶忙说：这可是汪先生坚持的。在第一卷定稿会后，在从重庆到武汉的船上，汪先生一本正经地向我们宣布两条：第一，他不当主编，四人按年龄排名。他说：“你们现在都还是讲师、助研，还要评职称，如果都挂在我名下，你们就受影响了。谁执笔的，就算谁的成果，我在序言中一一说明”；第二，“谁执笔的，稿费就归谁。修改、誊清，一分不拿，你们不接受，那我就拿5%。”另一个不解的问题，是这么大的书出来后少见书评，你怎么不找人写写，因为现在许多书都是这样做的。村富解释说，这也是汪先生定下的规矩；第一卷出书后他就说：“我们还要写后三卷，希望能听到一些读者的真实意见。所以，我们四人都不要邀人捧场写书评。”

“高尚做事，低调做人，敬畏学术，精益求精”，这就是汪先生的风格，也是汪先生带出来的几位磨剑者的风格。正是这种风格，使得三十年间参与研究的三代学者能够精诚合作，薪火相传，持之以恒。也正是这种风格，使得他们对自己的著述精益求精。他们从一开始就立意要尽量为我国读者提供原始资料的编纂、版本、译本、评注和校勘方面的信息；在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介绍现当代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分歧意见、所关注的问题、学术发展的趋向；要在综合一手、二手资料的基础上，发表自己的意见，为下一代中国学者走向世界、在希腊哲学研究领域争得发言权创造条件。在动不动就说自己如何如何创新的今天，这样的立意，会被一些人视为“迂腐”，但这却是治学的正道，其实也是创新的正道。为此，他们花费了无数的心血，无论是资料的收集考证、概念的汉译、流派的梳理还是观点的提炼，都下了极大功夫。其中有些成果，至少是在解决如汪先生一直关注的“以汉字为载体，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的中国学者研读西文为载体的西方哲学时面临的困难及可能发生的误读”（如对being等最基本的哲学范畴的理解和汉译）方面，已经对中国学界产生了深刻影响。事实足以证明，这才是学术的正道。

低调的汪先生在《希腊哲学史》第三卷完稿时，对这部著作做了如下的自评：“从前两卷看，还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我们不求什么传世佳作，但求几十年内不过时，后人要研究希腊哲学，觉得翻翻我们的著作还是值得的，这就行了。”这种风格，令我们感念甚深。（赵修义）

转自 文汇报 2010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