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罗雪村 速写)
何兆武先生又住院了,刚开始时,还令人很担忧,后来大致诊断是受凉引起的感冒发烧,才放下心来。何先生一直身体状况甚好,直到八十五岁的高龄,他骑着自行车的身影还常出现在清华园中。据说,一位学界前辈的长寿秘诀,是“抽烟喝酒不锻炼”。这三项要诀中,何先生倒是只具备了第三项。何先生生活极为简单,就家居的简朴乃至“简陋”而论,我所熟识的学界前辈中,大概只有刘家和先生可以与他相提并论。他几乎没有任何饮食娱乐方面的嗜好,我曾跟他戏言,就生活习惯而言,他快够得上“存天理,灭人欲”的高标准了。他的健康长寿,主因还应该是先天的长寿基因和与世无争的平和心态。
三年多以前,何先生骑自行车摔了一跤,后来不能再骑了,还住了院。记得葛兆光教授和我一同去医院看他时,他正兴味盎然地读着《资治通鉴》,让我想起他多次说过的话题:年轻时觉得书里写的不过是父亲杀儿子、儿子杀父亲和兄弟相残,觉得很没有意思,年长了,才越读越有滋味。后来,葛老师还将这一幕,写进了他给何先生口述的《上学记》所作的序言中。这次住院,何先生身体恢复很快,去陪老先生聊天时,他看的是杨天石先生依据近年来开放的蒋介石日记写就的新作。其中涉及的北洋和民国时期一些他身历的旧事,让他备感亲切。何先生举了一个例子,说书里提到蒋出席开罗会议一事,让他想起当年的某日,在昆明西南联大校园中碰到自己学物理学的一位好友,对方说刚见到吴有训先生(当时的联大理学院院长),说是要去送蒋到开罗参会,似乎也没怎么保密。
这些年,大学教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议题,何先生也经常在各种场合被问及西南联大的旧事。的确,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虽然不过是他那一辈人所亲历的事情,却成就了不少在今人看来已然遥不可及的神话。比何兆武先生更年长的大史家何炳棣先生(何兆武在联大读研究生时,何炳棣已担任教职了)说过:“如果今生到过天堂的话,那天堂只可能是1934—1937年间的清华。”何兆武先生则多次提及,这一世最惬意最快乐的时光,莫过于在昆明西南联大度过的学生时代。物质生活极度艰苦的同时,却是精神生活的极大丰富。梅贻琦校长在跑空袭警报时从容自若甚而悠然行走的神态(这无形中让师生的情绪镇定下来)、陈寅恪先生的渊深学识、吴宓先生的至真性情、张奚若先生对时政无畏而尖锐的评论,在他的记忆中都宛若昨日之事一般清晰。完全出自求知兴趣的阅读,由尚友古人、西人而来的快乐,让他至今都无法理解项目、规划一类当今学术体制的运转方式。
有些学科中的佼佼者可以是“书呆子”,历史学家却必须对人性和世界运转的方式有深入的理解,“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才可能对人类的过往有真切的把握和了解。就此而论,听何先生评史,看何先生著文,常有入木三分之感。可是,有时现实世界中因为利益格局而出现的各种乱象,这个等级、那个头衔所对应的“含金量”,却是我花了大力气也跟他解释不清的。记得我跟学生聊起何先生时说,年过八旬,在被别人当面夸赞时,还很容易脸红,这是一桩了不起的人格修炼。对于过往和现实中人和事的复杂性不乏深入体会,而与此同时又不失纯真的“赤子之心”,这样的精神修为,似乎也可作如是观。
在不少人眼里,何先生平生的学术研究可谓成就斐然,他青壮年时代参加侯外庐先生《中国思想通史》的研究和写作班子,后来自己也写过中国思想史领域的中英文著作和论文。他早年在中西文化交流史和科学思想史方面的工作,至今还是人们经常会关注到的。年过六旬之后,他在西方史学理论领域的引介和研究方面,更是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他的一些重要工作,比如《现实性、可能性和历史构图》等重头论文,撇开师生关系的因素,在我这个同一领域的研究者看来,与20世纪后半叶西方史学理论领域若干最重要的篇章放在一起,也毫不逊色。不过,也许学界内外更多的人知道他,是因为他长年在孜孜不倦地做着“送到出版社后也往往十年没有音信”的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康德、卢梭、帕斯卡、柏克、罗素、柯林武德等使用不同语言的西方思想家,在中国学界是与何先生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可是,何先生不止一次地提到,自己属于“报废了的一代”。曾经有人对此表示不解,甚至以为这是他的自谦。其实,细想起来,一个在青年时期就完成了极佳的学术训练、不乏才情而又对学术研究充满热情的人,却在自己最有创造力的盛年,几乎完全丧失了学习和研究的机会,那言辞中的悲凉之意就不难体会了。
何先生非常喜爱他所译的帕斯卡《思想录》中的一段话:“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依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纯粹学者的生涯,固然常常被时势所裹挟,却因为固守自己思考和求知的职分而显出其高贵。就此来说,何先生将自己的一本文集取名为《苇草集》,最是相宜。
何先生八十大寿时,他和我所在的清华思想文化研究所曾经试图举办庆寿活动。考虑到何先生反复而坚决的推辞,相关学者的聚会就以“史学理论前沿研讨会”的名义举行。会议当日一早,我奉李学勤先生的指示去接何先生,他却房门已锁,不知所踪。换了别人,逃自己的祝寿会,可能是名士风度,我却深知,何先生是无法适应以自己为主角的盛大场合。此前,他就一再说,“不配做的事情,一定不要去做。” 于是,那次祝寿会因为没有了主人公,反倒没了忌讳,完全以何先生的学术成就和人格风范作为主题了。今年秋天,该是他的九十大寿了,我们该怎么样,才能既有所动作,又让老先生能够接受,这可真是一个难题。(彭刚)
转自《人民日报》2010年7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