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季羡林:一代宗师铸就浩荡乾坤

2009-07-14 |

石梅 朱军

按:季羡林学长,东方语言学家。1911年生,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历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副校长。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季羡林一生致力于东方文化研究,创建了完整的东方文化学术体系,在学术界享有盛誉。他精于语言,不仅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还能阅读俄文、法文,尤其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精于此种语言的仅有的几位大师之一。尽管如此,他非常平易近人,乐于助人。平时请他出席各种学术会议及约稿的信件总是络绎不绝,有时一天老人便会接待几批来访者。虽然社会活动占用了老人许多宝贵时间,但他总是尽力满足大家的要求。同时季羡林也利用尽可能多的场合,不遗余力地弘扬自己的学术主张,堪称传播东方文化的一代学界楷模。

1930年赴京高考,80名考生考中3人,惟他一人被北大、清华双双录取

正如哲人所言:艰难能造就伟大的心灵。季羡林生于山东清平县官庄,父辈生活无着,童年充饥的是红高粱饼子,就盐碱土腌的咸菜。

由于叔父的接济,季羡林在济南读完了中学。上中学时,他竟然喜欢上了英语,他新奇于那蝌蚪一样的文字,竟然能发出奇妙的声音。他进而喜欢上了外国文学。

中学毕业后,他和80多个高中同学北上京城考大学。结果,只有3人考中,而他一人同时考取了北大和清华。

1930年初入清华大学,他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满眼是书的高山,满耳是诗的乐章。他听郑振铎教授讲课,如闻高山流水,滔滔而下。在先贤的引导下,他笔下生花,写出了很多文章,还参加了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季刊的编辑工作。

有一次,他听了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课,引发了对梵文的兴趣。当时,他朦胧地知道,中国文化与印度的梵文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此时,他终于发现了自己的治学道路。说到此,我们不能不感叹一代学者对下一代学者的启迪,继而环环相扣,使学术的生命得以无穷尽地延续着。

在当时的清华大学,有四位学生佼佼者被称为清华“四剑客”:李长之、林庚、吴组湘和季羡林。清华大学毕业以后,他应济南母校的邀请,回济南任中学国文教员。这时,他有了妻子儿女,有了一个虽清贫而温馨的家。不久,清华与德国互换研究生,清华选中季羡林留学德国。

在二战的炮火中,面壁10年取回“真经”,精通了已经作古的梵文和吐火罗文

游子最突出的感觉就是思乡。原本是两年的学业,二战的硝烟却把他的归途阻断,他在德国一住就是10年。

季羡林来到小城哥廷根,马上就被小城的美丽和洁净感动了:绿草铺就的大地,辉映着浩荡的蓝天,即使是冬日,白雪下依旧是绿草碧翠。然而,自然美景牵制不住他的思乡深情,故乡夜空下苇坑里的小月亮,常常出现在梦中,他更是常梦见母亲、妻子、儿女,哭着醒来。

最初到德国,面临的是学业的选择。出发之前,一个朋友劝他学“保险”,说为将来的生计,这是铁饭碗。但是,这与季羡林的情趣大相径庭。他倾心于中国文化,而且原来朦胧中想学梵文的念头在这里逐渐清晰了。

他知道要把中国的思想史、文学史搞清楚,不研究印度的东西,不懂梵文是困难的。而梵文研究最具权威的人士当时就在德国,这里有世界著名的梵文学者。于是,他投在了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门下。

瓦尔德教授对教学非常严肃认真,尽管选读梵文的学生只有他一个,而且还是中国人,但是,他还是正正经经地上课,一丝不苟。学习是艰苦的,梵文是世界上最难懂的文字,更何况流传下来的是残缺不全的贝叶。天书一般的梵文,语法就只有靠自己课下准备,常常一节课要准备一天。季羡林既然已经决定,则知难而进,每日苦读不止,居然在很短的时间里,进入了这艰难的门径。

此时,二战开始,瓦尔德教授应征入伍,换了一个年届古稀的西克教授。西克教授的绝活是研究吐火罗文。吐火罗文又称“龟兹语”,新疆出土的文献证实它是古代流行的中国新疆吐鲁番一带的语言。这比天书一般的梵文还要难懂,世界上能读懂它的只有西克教授等几个人。西克教授不容商量地把吐火罗文的残卷影印本摆在了季羡林的面前。于是,季羡林又每日沉浸在这迷茫的吐火罗文字中了。

语言虽然近于迷茫,而目标是明确的。逐渐地,他和西克教授的感情越来越亲近。搀扶着西克回家,一师一徒,一老一少,行走在冬日的夜幕中,踏着厚厚的白雪咯吱作响,其景其情,季羡林永远难忘。

论文通过了,分数是“优”。西克教授赞不绝口地说:“论文有了突破的意义”。这可让季羡林飘飘然了,心满意足地认为自己没有丢中国人的脸,可以不负祖国和亲人了。

但是,这种飘飘然马上就被二战的炸弹炸得粉碎。美、英、法的飞机,把炸弹下雨般地倾泻到德国的大街小巷,一幢幢大楼坍塌了,季羡林也如同池鱼般和德国人民一起东躲西藏。严重的食物缺乏,让原本悠哉游哉的德国人陷入了饥饿的泥沼。季羡林整日饥肠辘辘,面包没有了,黄油没有了,连德国人酷爱的咖啡也没有了,咖啡豆贵胜黄金。当时的一幅漫画,画的是一枚高贵的戒指,上面镶嵌的不是珍珠、宝石,而是一粒咖啡豆。

季羡林想方设法寻找食物。有一次,他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了一点面粉、黄油和鸡蛋,急忙到糕点店特制了一个蛋糕,望着这块贵如黄金的蛋糕,尽管自己忍不住咽了口口水,但还是把它捧到了西克教授的面前。西克教授一看,激动得双手颤抖,接过蛋糕没来得及致谢就高声地喊他的太太。季羡林看到教授如此激动,自己也感到莫大的安慰。

师生情或许本该如此。令季羡林更为感动的是教授们视科学如生命。有一次,大轰炸刚过,季羡林急忙赶去看望西克教授。路上,他看到一个老人正弯腰观察什么,走近一看,是德国飞机制造之父、流体力学权威P教授,他正在观察一段短墙是如何被炸弹的气流摧毁的。季羡林赶到西克教授家里,教授家的玻璃都被炸成了碎渣,而西克还伏在满是碎渣的桌子上,依然聚精会神地看他的吐火罗文。季羡林真的看呆了。他感叹教授们如此忠于自己所献身的科学事业。

“不可接触者”翻译出了世界瞩目的印度史诗,预言东方文化在21世纪将再领风骚

在战乱中回国谈何容易!季羡林搜尽枯肠,四处打听,得知只能取道瑞士。在瑞士,等候签证数月,方才冲破阻力,乘火车入法国,登轮船经西贡,过香港,终于在19465月踏上阔别10年的故土。

回来了,他的梵文研究也停止了,偌大的中国找不到梵文的资料。他只好致力于印度史和中印文化关系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了,季羡林迎来了色彩鲜艳的生活。1951年,他作为中印关系学者,参加了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弥补了未能亲临印度的遗憾,印度人民的热情如翻潮涌浪,把他们看做是唐玄奘故乡的友好使者。

季羡林于1946年任教于北京大学。“文革”之患尽人皆知,但是,事物总是“阴阳合璧”。游街、批斗、挂牌、住牛棚,季羡林都一一品尝了;最令他悲哀的,是他被宣布为“不可接触的人”。他被分配掏大粪,看大门,守电话,发信件……他独自望着楼前落尽叶了的白杨,想到荷花也蜷缩在淤泥中,与自己的严寒中的处境何等相似!但他坚信,池塘里的荷花,会重新冒出淡绿色的大叶子;春天终会回到大地。于是,他随缘雅化,如达摩面壁参禅般地脱离了纷繁尘世,进入了自身的“净土”,反倒使自己的思想异常活跃起来。他把原来没有时间细看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搬出来精读细研,一节节地抄在小纸条上,一字字,一行行地翻译,在看门、收发信件时,思考着诗的意境与翻译的韵脚,连走路、吃饭、精力都集中于此。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此非妄言。在“无人接触”的时间里,他翻译出了以后使它享誉海内外的《罗摩衍那》。这是汉语的首译本,8大册,9万行,历时整整10年,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也因此扶摇直上学术、艺术的万里长空。

季羡林最大的爱好是读书,抓紧自己的每一秒钟。凌晨4时,天空还布满繁星,他已伏案读书了。他的六个房间,分类贮藏书籍。在这个房间写佛学文章,累了,就到那个房间写散文……他把这称为“散步”,交替而行。每天,他头脑中的智慧如泉喷瀑下,从他的笔下泻到纸上。

他以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犹如一条铁链,一环扣一环。他以东方式的顿悟,洞察力和圆融之智,又在西方文化中汲取了严谨、理性、逻辑与分析、身体力行,分秒必争地把他的研究成果系统地整理出来,进而开拓更宽阔的研究领域,以推动祖国文化的发展及东方文化的繁荣。

他倡议组织全国研究东方文化的力量,撰写《东方文化集成》,并亲任主编。计划用10年的时间,撰写出版500种书,涵盖东方各国文化。这个浩大的跨世纪文化工程,已于1995年启动。历经磨难和锤炼,他好像已经具备佛经上所说的天眼通的那种神力。他断言:21世纪将是东方的世纪,东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将再领风骚。

季羡林生活淡泊,有一个“三不”原则:不挑食、不闲着、不嘀咕。而今,名誉地位于他如浮云。他特别喜欢陶渊明“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诗句。他勤奋严谨的治学精神,清淡平和的人格,半个世纪中,深深影响了几代学人。他是学者、仁者、智者,又是文化道德的传播者、实践者,宽厚、爱人又重亲情。自己过着俭朴的生活,却在北大设立了“季羡林奖学金”。他多次给家乡的小学校寄书捐款,甚至还托人给儿时一起在苇坑里戏水的小伙伴捎钱买衣服。儿时的小伙伴得到这份心意感动得老泪纵横。

而今,先生脚踏一双圆口布鞋,身穿一身普通的中山装,头上却仿佛已经升华出一束自然的灵光,那是他心中宇宙“天人合一”的辉煌。

转自 清华《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九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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