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唐绍明^*（1952经济）

我对中孚先生的记忆从足球始。那是抗战以前的事了，常听人说，清华足球校队队长黄中孚，球艺高超，作风勇猛，踢起球来如猛牛陷阵，左冲右突，总能赢球，被人赞为“黄牛”。尤其是和洋兵足球队对阵，更是把对方打得落花流水。参加过几次重要比赛，威名大震，有“南惠堂，北黄牛”的称号。久而久之，竟遭洋人嫉恨，在一次比赛中被对方踢断小腿骨，从此退出球场，令人惋惜。但他的事迹和精神早已传遍校园，广为人所乐道。

作为一个六七岁的孩子，我无缘观赏中孚先生赛场上的英姿，但仿佛总能在赛场上看到他的身影。每逢球赛开场，看到清华球员穿着鲜丽的球衣，脚登坚实的球鞋，套上夹有垫板的厚厚的袜子，从体育馆鱼贯而出，个个精神抖擞，威风凛凛，像是武士上阵一决雌雄的样子，这时一股拼搏的热血立即涌上心头。慢慢地我开始懂得，在清华踢足球，不只是一场赛事，一项运动，还是勇敢、拼搏的体育精神的发扬，是清华“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而中孚先生正是清华这种体育精神的一位优秀代表。

我父亲和中孚先生是老朋友，但不知最初是怎样认识的。记得曾听父亲说过，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奉命赶在武汉沦陷前，将清华暂存在汉口的一批珍贵图书资料紧急赶运重庆。那时中孚先生和夫人席均女士也在重庆，大家同甘苦，共患难，互相帮助和支持，从此结为至交。席均女士有个妹妹，和一位姓杨的朋友一家，要从内地经香港转往外地，希望刚从北平避难到香港的我家（祖母、母亲和孩子们）能够给予协助。于是两家相约在香港湾仔合租了一套房子，各用一半，住了下来，直到后来母亲带我们去了昆明。

战时西南联大在昆明，起初很长时期没有固定的教职员宿舍，大家分住各处，有一部分家属还疏散到乡村去住。我们和中孚先生一家见面的机会变得很少了。但这并不妨碍彼此的关心和了解。陶渊明身居“人境”而没有“车马喧”，是因为“心远地自偏”。而此时的我们，正好相反，可以说是“心近地不偏”，为什么？是抗日的同仇敌忾，把大家的心拉得更近了，早已超越了各自住地的偏远。

抗战胜利，学校复员。我们沿广州——上海——北平这一路北上。1946年7月下旬到广州，不期然和先到广州参加善后救济总署工作的中孚先生相遇。他热情地邀我们到他家去住。而此时我们已找到一位堂姑家住下，虽说非常拥挤，但父亲不愿再麻烦别人，就婉谢了黄家的好意。于是中孚先生就带我们逛广州。他开着一辆军用吉普，带我们看了不少名胜。7月的广州，炎热难耐，街道破旧，人潮涌动，车开起来十分困难。只见他左拐右拐，不住地按喇叭，如入无人之境，一股子“牛劲” 又上来了。事后回想，真有点后怕，可是当时只顾新鲜，用现在话说，一个字：爽，令我至今难忘。

我们回到北方，他们留在南方，后来去了香港。1949年后音讯断绝，直到1983年，他趁改革开放的机会，忽地翩然而至。还是那么精神，那么热情，那么风趣。他遍访老友，也来看望我父亲。打那以后，他每次回国都给父亲打招呼，或是见个面，或是通个电话，或是留个便条，有时返美后还来信补叙。信中亲切地称我那年逾九旬的老父为“寿星佬”，而以“黄牛”自署，甚至称其住所为“牛宫”，把住地纽约写成“牛悦”。他毕生对“牛”情有独钟，一刻不忘以“黄牛”精神来策励自己，这也许正是对母校“自强不息”精神永志不忘的表示吧。别看他有股牛劲，他还有股细致劲呢。不知何时他记下了我父亲的生日，常在生日前夕，不远万里汇来一份“礼金”，表示祝寿。

中孚先生热爱母校——清华和西南联大，一直热衷于校友会工作。他长期担任香港清华同学会会长、美国清华同学会会长，经常风尘仆仆往返于大洋两岸、海峡两岸三地和东南亚，参加各种校友活动。他故地重游，在北京、上海、广州、昆明、成都、重庆等地都留下足迹，和当地校友互致问候和叙旧。他几乎每年都来北京参加校庆纪念，在会上给大家展校旗，唱校歌，领校呼，还讲校史，介绍校友近况，有时还一边讲一边现身说法，演示健身之道——他是在美国麻州春田取得“体育学”学位的第一位清华人。他还经常给校友会写信，80年代初在《清华校友通讯》上开辟“黄牛专栏”，连续几期向大陆校友详细介绍海外校友情况，起到广泛联络的作用，弥补和恢复了海内外校友相隔三十余年的信息空白，也由此保留下许多珍贵的史料，大家都很感谢他——这期间他强忍着失去爱子、爱妻的不幸。

他对母校的热爱，并没有停留在个人感情上，或止步于过去的人和事，而是着力于发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精神，寄希望于学校未来的发展和成就。他深为母校育才有方，新人辈出而高兴，尤其对清华校友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国家领导人表示莫大的自豪。这反映了海外赤子、炎黄子孙对国强民富的期盼，饱含着对中国伟大复兴的信心和决心。

中孚先生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对母校、对祖国的爱，深深感动大家，并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2006年1月10日

* 作者为1921年入清华服务的图书馆老职员唐贯方先生（1901—1996）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