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回忆父亲沈从文

2009-04-29 |

1988510下午,“乡土文学之父”沈从文在北京病逝。“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这是沈从文先生墓碑的碑文。从“桃红色作家”到“文学大师”,理解一位在20世纪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何其艰难。我们不妨聆听沈从文先生长子沈龙朱的私人记忆,从中了解一个世纪的历史风云,感受沈从文先生由文学家到文物专家转变的心路历程。

  父亲“从文”,我和弟弟学理

  193399沈从文先生和张兆和女士在北京中央公园水榭举行婚礼。1934年,长子龙朱出生,1937年次子虎雏出生。

  先有《龙朱》《虎雏》小说,后有我和弟弟。父亲以自己的两篇小说名字为我和弟弟命名,可能希望我们能够从事文史和写作。但我和弟弟都没有“从文”,都学理工科。我1953年高中毕业,填报志愿选择医学和美术,后响应组织号召,为了参加国家建设,考入北京工业学院(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我弟弟喜欢机械,不听父亲的劝说考高中上清华,而是初中毕业就选择了机械中专,1956年到北京第一机床厂开始工作。

  《沈从文年谱》中有这样的描述:沈虎雏报考重工业学校时,沈从文先生有些失落,尽管他已经预见到了。沈从文先生在《绿魇》中有一段文字描述龙朱、虎雏两兄弟:……今夜里却把那年轻朋友和他们共同作成的木车子,玩得非常专心,既不想听故事,也不愿上床睡觉。我不仅发现了孩子们的将来,也仿佛看出了这个国家的将来。传奇故事在年轻生命中已行将失去意义,代替而来的必然是完全实际的事业,这种实际不仅能缚住他们的幻想,还可能引起他们分外的神往倾心!

  我虽然没有学文,但父亲对我影响至深。父亲教会我们乐观,让我们学会了忘我。父亲为人谦逊,一生随和。虽然见过极其悲惨的景象,但生活态度永远乐观。且对事情有自己的观点和评价,不受外界影响。可以说是一个随和又“顽固”的人。

  在昆明,跟着父亲跑警报

  1937年“七七事变”后,沈从文扮成商人,同杨振声、朱光潜、钱端升、张奚若、梁宗岱等先生结伴,挤上沦陷后第一列开离北平的火车,几经辗转,到达昆明。193811月,沈从文在昆明的西南联大任教,张兆和带着沈龙朱、沈虎雏和沈岳萌、杨蔚(杨振声的女儿)一起,从北平到昆明团聚。19394月,由于昆明频频遭到日军空袭,沈家疏散到呈贡。

  父亲从青岛大学教书时开始,一直在杨振声先生跟前工作。1933年离开青岛大学后,杨振声在北平负责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父亲也参加教材编写的事。抗战爆发,父亲南下武汉、后又到昆明之初,都是在做教材的事。

  初到云南时,我们住在昆明北门街一个院子里,集体开伙,同院好像还有邓颖孙先生和张充和等,后来到呈贡也住得不远,杨振声先生的大女儿就是1938年和妈妈、姑姑、我和弟弟一起从北京、天津、上海、香港、海防去昆明的。

  沈虎雏在《团聚》有这段岁月的描述:全家在昆明团聚时,我俩的变化叫爸爸吃惊:小龙精神特别好,已不必人照料,唯太会闹,无人管住,完全成一野孩子。小虎蛮而精壮,大声说话,大步走路,东西吃毕嚷着“还要”,使一家人多了许多生气!我俩不顾国难当头,不考虑家中有无稳定收入,身子照样拼命长,胃口特别好。(爸爸写道):尤以小虎,一天走动到晚,食量又大,将来真成问题。已会吃饭、饼、面。爸爸说:“天上有轰炸机、驱逐机,你是家里的消化机。”

  在昆明,父亲常带我上街,爱逛古董铺、古董摊,买瓷器、漆盒之类的东西。

  因为昆明常有日军飞机轰炸,我和弟弟便随母亲住在呈贡龙街乡下。父亲每周都回来住几天,带着我们到乡野里去,捡块小石头,他告诉我们说是块玛瑙;采一个野果,他会说那是酸莓……我偶尔也有机会去昆明看望父亲,也跟着父亲“跑警报”。

  一次巴金伯伯去昆明看望萧珊,父亲邀他到乡下我家(呈贡龙街子),我们曾同往一个叫乌龙浦的滇池边码头山上看风景,结果日机从头顶飞过去炸昆明,回来时,在我们附近还扔了一个在城里没有脱钩的炸弹,一位农妇被害。

  父亲自杀,我当时不理解

  19491月上旬,北京大学出现用大字报转抄的郭沫若文章《斥反动文艺》,这使沈从文先生感到极大的震恐,精神陷入极度紊乱中。沈从文于194936之后,第一次试图自杀,被家人发现、制止。328,沈从文在极大的恐慌中自戕,用剃刀把颈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

  1948年,解放战争在东北华北取得胜利,傅作义的军队受困于北京,北京成了个孤城。当时在北大教授宿舍的中老胡同的院子里,包括父亲和朱光潜先生,好几家都收到了国民党教育部陈雪屏派人送来的飞机票。但是父亲决定留下来迎接北京的解放。

  北平面临解放时,北大民主广场上贴了好多壁报、标语,其中有骂父亲的。我想看个究竟,就专门去看了。回来后,我告诉家人:“挺长的,题目叫‘斥反动文艺’,说爸爸是什么粉红还是桃红色作家,也骂了别人,不光是爸爸。”当时我实在不懂原作者郭沫若的权威性,又忽略了那个权威论断:“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当时我们都不理解他。对于我们家其他成员来说,迎接解放是自然的、兴高采烈的事,是崭新生活的开始。他却陷入诚惶诚恐,老觉得有人在窃听、偷窥、监视他。第一次他打算触电,我把插销拔了,后来一直盯着。第二次他在巨大的恐惧中自戕,幸好在清华读土木系的张中和舅舅来到我家,及时发现,送医院急救。这一次我没有参与急救,因为我在上学。父亲脱险后转到一家精神病院疗养。

  作为家人的我来说,对父亲也有一个逐渐理解的艰难过程。这里,我想引用母亲张兆和在《沈从文家书·后记》中的一段话: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我母亲和父亲从认识到成立家庭,直到1988年父亲去世,相处和共同生活了近六十年,尚且存在理解的问题,对我们这下一代人,理解就更是难上加难,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出版他全集的机会,我们也就不太可能认真去整理他的全部作品和遗留下来的大量书信,就不可能有现在对他的认识和理解。

  转行成为文物专家

  19498月,沈从文先生病情好转,由郑振铎介绍到新成立的历史博物馆工作。98沈从文先生给丁玲写了一封长信:“我补救改正,或放弃文学,来用史部杂知识和对于工艺美术的热忱和理解,使之好好结合,来研究古代工艺美术史。”信中表示“文字写作即完全放弃,并不惋惜”。

  全家人都针对他的问题发愁,劝说、辩论实际上使他感觉在家里也是孤独的。

  幸好在他病后有不少老朋友关心,从精神病院出来后已经无法再在北大教书,父亲转到了历史博物馆工作。

  我在1949年暑假参加了为青年学生举办的暑期学习团,天天带着小马扎,排着队,唱着革命歌曲去当时北大的民主广场听报告……在开国大典前夕的9月,我被批准入了青年团。凭着最初步的信仰,我俨然觉得自己已经参加了革命,除了积极在学校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还自以为是地在家里要积极支持妈妈帮助爸爸进行思想改造。

  194912月,父亲在《政治无所不在》中有这样几句话写到我:“……一天总有事忙着。提起工作干部,照例充满着尊敬和崇拜,只想学干部忠诚刻苦为人民服务。我知道,政治浸入了孩子生命已更深。”

  有一天晚上,我和弟弟从东单劳动服务归来,累极了,但很兴奋。上床后,和坐在旁边的父亲讨论问题。父亲在《政治无所不在》中写到这次谈话:

  “爸爸,我看你老不进步,思想搞不通。国家那么好还不快快乐乐工作?”

  “我工作了好多年,并不十分懒惰。也热爱这个国家。明白个人工作和社会能够发生什么关系。也长远在学习,学的已不少。至于进步不进步,表面可看不出。我学的不同,用处不同。”

  说进步不同,显然和孩子们所受教育不合。两人都说“凡是进步,一看就明白。你说爱国,过去是什么社会,现在又是什么社会?你得多看看新书,多看看外面世界。你能写文章,怎么不多写些对国家有益的文章?人民要你工作更多更好,你就得做!”

  “我在工作!”

  “到博物馆弄古董,有什么意思!”

  “那也是历史,是文化……”

  这里反映了我们对他的好几种不理解:一是对他的改行去搞文物认为是一种逃避政治的消极表现;二是对他深层次的思索学习不理解,总觉得他太慢。

  后来,令我们比较欣慰的是他有机会去革命大学研究班学习了,19506月还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他的表态文章《我的感想——我的检讨》。

  现在来看父亲的转行:一,他本来就喜欢文物;二,在写作上又有自己的看法,从“思”出发,如果不允许独立思考,他只好不写;三,《斥反动文艺》一文在解放前夕给不少作家划线,已把他推到反动之列。

  许多人都希望他能重新写文学作品(包括毛主席也曾亲口说),他也搜集过大量关于张璋的素材准备下一步创作,但是终于还是没有拿出真正意义的文学作品来。一是无法用独立思考的方法办事;二是丢不开已经下了许多工夫,而自己又是真正爱好的文物研究。

  遭遇“思”与“信”的矛盾

  1956年,沈龙朱上大学三年级时,被批准成为预备党员。1957年的暑假,沈龙朱成了被批判的右派。1966年,“文革”开始,沈家被抄家。沈从文先生在单位挨过斗,接受劳动惩罚去打扫厕所。继张兆和下放咸宁之后,19691130,沈从文也被下放到咸宁五七干校。

  我被定为“右派分子”,人们总会问是不是与家庭、父亲有关。其实毫无关系。

  成为右派,原因恐怕还是在我自己。我当时正在做班上的团支部书记,一切从“信”字出发,党一号召要大鸣大放,写大字报,我当然要带头响应。1958年春天正式带上“右派”那顶帽子,被开除党籍、团籍和校籍,被提前分配到学校的机械厂劳动改造,当了第三车间钳工班的一名学徒工。

  这事肯定对我们的家庭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我长时间呆在西郊的学校不回家,写信把自己的事逐渐地告诉了父母。我仍然从“信”字出发,相信是我自己有错误,相信劳动可以改造自己,相信自己虽然已经不是党员,但是还会为革命干一辈子。父亲在这件事上也仍然是从“思”字出发,默默承受着一切,也许他早就估计到我的人生里需要这种重大的挫折。

  1966年,那场“文革”浩劫对许多家庭都是一场生死的冲击。“反右”中我一点也没有受父亲的牵连,“文革”中,我家却首先受到了我的牵连。我所在单位的红卫兵押解着我,让我带路,到我家抄家,这是第一次。随后,父亲单位的红卫兵又陆续清查了七八次。父亲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被扣留在单位“隔离审查”。家里的三间平房宿舍,被要求让出两间给造反派。放不下的家具只好送人,大量的书籍被查封搬走后,突然又被发还。因为房间太小,只能堆在院子里。最后,表嫂张梅溪(黄永玉夫人)借来平板三轮,母亲和她一起推出去当废纸卖了。

  父亲在单位挨过斗,是不是也在脖子上挂过大牌子,是当作“走资派”的陪衬,还是以他为主,他从来都没有说起过。只是很轻松地说,派他打扫女厕所,他是作为被造反派所信任的笑话来谈的。他高血压,常常达到180200甚至220,带着没有书、没有工作可做的痛苦,熬过了“文革”中的多次冲击。

  父亲老惦记着中国服饰研究尚未最终完成的任务。他从咸宁写信给当时博物馆的革委会,竟然要求调回来继续工作,在当时,这显得迂腐而可笑,根本没有人理睬他。后来,他让留在北京的我转信给已进领导层的老同事,要求发还原稿,他好继续做下去,人家回答是:那份原稿还有待批判呢!别人看来,这种回答会是多么沉重的一种打击呀。他经受住了,自己凭记忆在恶劣的条件下动手整理相关的资料卡片。

  父亲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在大时代的变动中,恐怕都经历过这“思”与“信”的矛盾斗争。巴金先生在晚年写的许多文字,实际也是在反思这些问题。我想说,父亲的 “思”与我的“信”,真实反映在我们家的整个经历里,反映在我们对父亲理解的整个过程中。(沈龙朱 口述 刘宜庆 撰写)

  摘自《名人传记》2009年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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