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吴大猷，著名物理学家。1907年生于广州，192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物理系，1933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博士学位。1934年～1946年任北大及西南联大教授，杨振宁、李政道皆受到他的指导。2000年病逝于台湾。

物理学家吴大猷（右一）九十华诞庆典

吴大猷先生是我的姨夫，吴夫人阮冠世在家中排行第二，我的母亲阮冠时排行第三。吴大猷先生1946年离开北京时，我还不到十岁，幼年时对他的印象多来自母亲，知道二姨阮冠世是个才女，在那女子很少接受高等教育的年代，她毅然选择了南开大学物理系，在那里与吴大猷相识。从此吴大猷就一直关爱着我二姨，风风雨雨，历经磨难，但始终一往情深，谱写了一个个动人的爱情故事。也正是从母亲那里得知吴大猷是位物理学家，北京大学知名教授。儿时的我们对于这位长辈，当然是倾慕不已，我们小小的心灵中，觉得他是那样高尚、那样伟大，颇有一些引以为豪的感觉。也许是受了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和哥哥韩汝珊都喜爱上了物理，并在1950年代先后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

　　真正有机会聆听吴大猷先生的教诲，却是1992年吴先生应邀访问大陆之时。他给我们的见面礼是一张带有签名的照片、一套《吴大猷文选》，还有一本刚刚印刷出来的他在台湾大学讲课的讲义，这份讲义对物理学理论的发展和内在联系作了精辟的论述。当时我正应《中国科学家略传》一书编委之邀为吴先生撰写小传，写好后送呈吴先生看稿，吴先生复信谦虚地说：“汝琦：你写的小传，事迹部分多正确，但称誉则夸大了些，……我这一生真正的些少贡献，是在台湾的学术发展上，……是我对台湾培育人才、提高学术水准的贡献。虽则成效不能使人满意，但在外在情况下和自身能力内，我实在尽了我的心和力，问心无愧台湾这一代和下一代的学子，……如写我的小传，似宜兼及这方面，不要因为是在台湾做的而略去，我的工作是没有政治性的，是为中国学术、科学、人才的效力。”

　　的确，吴先生的一生是为中国学术、科学、人才效力的一生。在北京，吴先生率领台湾代表团参加了李政道教授组织的首届东亚、太平洋、美国超导超级对撞机实验和技术研讨会，还参加了为周培源教授九十大寿举行的国际流体力学和理论物理科学讨论会，以及有海内外三百多位物理学家与会的中国当代物理学家联谊大会。他还参观了北大、南开、中科院高能所和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实验室，他对大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取得的成就发出由衷的赞叹。吴先生回台之后立即着手推动两岸科学技术的交流，使大陆科学家成功实现了首次访台。吴先生一心想的就是国家的昌盛、民族的复兴、人类的发展。

　　1997年8月我们赴台北，参加以全球华人物理学家名义为吴大猷先生组织举办的祝寿活动。我们带去了母亲阮冠时赠送给他的生日贺卡和照片，还有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画册《中国人的声音——香港回归抒怀》，画册的撰稿人中有多位是他的老朋友和熟人。吴先生触景生情，向我们详细询问了老朋友们的近况，话语之间处处表现出对大陆亲人的眷恋。祝寿活动由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沈君山教授主持，200余人出席，九位教授先后发言，他们从不同时期、不同角度介绍了吴大猷先生的工作业绩、学术思想和个人品德。晚间还举行了大型祝寿晚宴，三百余人参加，现场气氛热烈非凡。沈君山教授幽默地说：“在物理学界，吴大猷先生是大家热爱的大家长，海内外老中青三代物理学者相聚，犹如为老祖父祝寿。”这种场面、这些话语，让我们深深体会到吴大猷先生在华人物理学界影响之广泛、位望之尊崇。

　　吴大猷先生对北京大学情有独钟。1998年他为纪念北京大学100周年校庆撰写的文章中写到：“我生于1907年，1934年任教北大。抗战期间，我随同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经长沙达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为庆贺北大40周年校庆，我撰写了一本专著，讨论多原子分子振动光谱之分子结构。两年后，英文书稿在上海付印，一部分运往美国。此书竟成为该门物理学的第一部完整权威著作，为我个人及北大获得相当高的荣誉。我生于民国之前，虽不敢说参与创造历史，却是实际走过历史；而我在北大先后12年，见证了学校在苦难中颠沛流离，也随着学校而成长，身上早已长有北大的细胞。如今隔着海峡，遥祝北大的百年校庆，心中实在感慨良多。”北京大学也因吴大猷曾在校任教而自豪。在北大文库珍品展中，与严复、胡适、钱穆、马寅初、冯友兰、费孝通等一批在北大任过教的知名学者一样，也有吴大猷的展览专柜，里面有吴先生赠送的手稿和著作。

　　最后一次见到吴先生是1998年12月，其时他赴广东南沙接受霍英东基金会授予的杰出成就奖，他的儿子吟之、葆之陪同前来，我们兄弟也专程从北京前往陪同，吴先生以92岁高龄亲自出席领奖仪式，完全是为了表达对霍英东先生的感谢、赞同和支持。在讲话时吴先生表示这是对学术和人才的尊重，……一个国家只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才是有前途的，才会是兴旺发达的。南沙领奖后，我们一行直接驱车前往肇庆，回到了吴先生阔别64年的老家，看望仍在那里生活的亲人。吴先生说，在台北时常常梦见童年的小学校，简陋的教室和课桌，几个年级的同学同班上课……。如今家乡的变化太大了，吴先生的祖籍所在地肇庆高要县的顶湖村，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人文生物园研究试验点地区”，成为美丽的旅游景点；肇庆还创办了西江大学，吴先生参观后，对家乡有规模这样大的大学感到非常高兴。吴氏家族的同辈和晚辈亲戚汇聚了36人之多，他们纷纷为吴先生祝寿。见到家乡的巨变，晤聚久别的亲人，吴先生心情舒畅，兴奋不已，我们也为家庭会聚的欢乐深深感染。大家相约来年春暖花开之时北京再相聚。吴先生表示要带着吟之、葆之在北京、天津长住一段时间，好好与那里的亲友、学生享受生活的乐趣，并撰写中国物理发展史。北京大学为了迎接吴先生，特地在校内风景优美的燕南园选择了一座别墅式的小楼，聘请了北京著名的大夫做医疗顾问。然而不幸的是1999年3月吴先生因病住院，病情日益严重，回大陆长住的愿望未能实现。当我们听说吴先生弥留之际，仍在叮嘱如何安排赴北京，再到北大物理系去搜集资料……。我们不禁热泪盈眶。

　　2000年3月我们兄弟代表大陆的亲友，赴台北参加吴大猷先生的葬礼，和吟之、葆之一起为他老人家守灵。祭奠的场面和规模是我们从所未见的，那么多的学生争先在家祭的礼堂为他穿孝服，以致殡仪馆的孝服供不应求；那么多的学者争相在追思会上发表感言，个个感情深挚，从不同角度勾画了吴大猷先生高尚的人品、博爱的胸怀。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吴大猷先生的伟大，这种伟大寓于他正直诚实的性格之中、寓于他大公无私的品质之中，也寓于他对科学和教育的倾力奉献中，更寓于他对亲人、对朋友、对祖国、对人类的大爱之中。

吴大猷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韩汝琦)

转自 民革中央联络部 2009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