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孟少农的女儿回忆父亲与中国汽车工业的萌芽

孟少农，1915～1988，1935年入清华大学机械系，1940年毕业。在校时参加过“一二·九”运动。1941年考取公费生留美，1946年回国后在清华大学任教。曾任一汽、二汽副厂长，副总工程师，中科院院士。

在汽车工业界，孟少农是杰出的代表人物，他把自己汽车科技知识和毕生精力，无私奉献给了我国的汽车工业，而从不计较名誉地位，直到晚年才获得湖北省特等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光荣称号。但在人们的心目中，由抗日学生、进步青年、红色教授、工程师，到汽车工业的巨星、名家、创业人、拓荒者、军师、泰斗?他的各种美名不计其数，而统称他为同志或老师，我觉得是合适的。——李岚清

　　孟少农的女儿孟运，对于如今年龄在50岁以上的人来说，孟运是个熟悉的陌生人。1952年，正当抗美援朝战争激烈地进行时，一幅名叫“我们热爱和平”的照片传遍了志愿军部队，也传遍了大江南北。照片上是两个可爱的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他们怀里抱着和平鸽，在甜蜜地微笑。这个女孩就是孟运。

　　1963年，孟运还是一个初中生，随母亲于陆琳女士去青岛疗养，结果被海军叔叔们认出来了。叔叔们说：“热爱和平的孩子就应该当兵保卫和平。”就这样，次年，孟运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孟运与母亲陆琳

　　文化大革命中，因受家庭的牵连，孟运也遭受到不公平对待。直到1978年才被彻底平反。但她一直没有放弃学习。1975年她在清华大学学习无线电专业，成为父亲孟少农的校友。1987年底她到美国亚特兰大攻读MBA，后在旧金山硅谷工作了6年。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和父亲走过的路一样，1996年，48岁的孟运放弃了美国绿卡和工作机会，回到了祖国。

现在，已退休的孟运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整理父亲遗留下来的文件、手稿、笔记和照片等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上，她为本刊讲述的这段历史将成为她正着手准备的《回忆孟少农》一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中国造汽车

　　我的父亲原名孟庆基，字少农，是湖南桃源县人，这个县城是由于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而得名。父亲1915年出生在北京，祖父曾在北洋政府里任小职员，13岁那年袁世凯复辟，他随祖父回到老家。

　　父亲从初中开始就是个优秀的学生，每逢考试必得第一。高中考进长沙一中，也是第一名考进，第一名考出。在祖父失业，家境困难的情况下，1935年他以优秀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的“清寒公费生”，学习机械专业。

“七七事变”后，父亲随学校南下，在长沙与同系的一批同学一起参加了国民党的“陆军交通辎重兵学校”。在学校里，他们把汽车拆了装，装了拆，练就了很好的动手能力。1939年8月，父亲回到学校——在当时位于昆明的西南联大继续读书，同时回学校的有胡亮（胡笃亮）、吴仲华、胡可满、马芳礼等。

1940年清华开始公费留学考试，由于抗战原因，积压了三届学生，但父亲的物理仍然考了第一名。1941年10月，父亲考取了清华留美第五届公费生，与同窗好友屠守锷（后来成为我国“长征二号”火箭的总设计师，“两弹一星”元勋）等16个人，一起远涉重洋。父亲进入美国波士顿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院，专攻汽车专业。

　　1943年2月，父亲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他谢绝了中外导师建议他转学物理和继续攻读博士的殷切希望，转去了福特汽车厂实习深造。当时父亲的想法是：“光念书，在哪儿不能念？何必晒在美国？弄个博士学位，回国还是个教书匠。我要做一个实践者，把美国的工厂搬到中国去！”因为同样的抱负，屠守锷进了美国一家飞机制造厂。

　　福特汽车厂非常器重这位勤奋好学的中国工程师，为父亲提供了优越的科研条件和优厚的待遇，想把他留在福特厂。同时，J&L机床厂也看中了他，想聘请他当雇员，甚至还填好了雇员证，开好了支票。但这一切都被父亲婉言谢绝了。他要回到祖国去，为中国制造汽车。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时，父亲的心早已飞回了祖国。但由于战争造成的交通阻隔，父亲回国的愿望直到第二年才得以实现。

　　1946年6月初，父亲在美国西海岸旧金山搭乘战后开通的第一班民用航船，同船的还有他的同学、好友钱伟长（后来成为中国物理界泰斗），他们于6月中旬到达上海，回到满目疮痍的祖国。

　　很多年后，我也去了美国留学，并工作了几年。在美国我还见到了父亲当年在交锱学校的同学，他们对父亲回国，对祖国的不理解，更让我看到了当年父亲的义无反顾。

　　没想到，父亲回国后刚登岸，就被国民党军队“没收”了两大箱书籍。他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教。当时学校还没有迁回北平（后来的北京），他和同事们用3个月，亲自修复了已成为一片废墟的清华校园。父亲是清华大学第一个教汽车专业的教授，开创了中国高等学府中第一个汽车专业。

　　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让父亲陷入了迷茫，他终于发现，在这样的环境中实业救不了国。直到他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才找到了方向，找到了真理。1947年8月上旬，经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做党的地下工作的母亲的介绍，北京地下党组织批准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清华大学教授中第一个中共党员。

　　1948年，北京临近解放，北京高等学府里特务活动猖獗，为了保证父亲的安全，在党组织指示下，父亲和母亲一起撤出了北京，辗转来到了解放区。当年10月，父亲到设在石家庄的华北人民政府公营企业部报到，在计划司司长徐驰同志手下工作，当时这个部的部长是黄敬，他们准备北京解放后参加接管工作。一个月后，父亲随徐驰出发，到北京石景山钢铁厂住下，等候进城。

　　“光杆司令”

　　1949年2月初，父亲所在小组进城，开始负责对矿冶、地质、工业三个研究所的接管工作。5月又回到华北企业部，父亲任技术室主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华北企业部正式改为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部长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同志兼任，后来由何长工任代部长，刘鼎、钟林任副部长。父亲成为重工业部里的第一批公务员，也是当时中国汽车工业的惟一主管。

　　还在1949年9月时，苏联政府就给即将成立的共和国派来了3位汽车工业专家，其中有斯大林汽车厂总设计师斯莫林。从那时起，和斯莫林在一起探讨如何创建中国的汽车工业就成了父亲的日常工作。

　　1950年初，父亲调到机械局筹备组。刚过新年不久，1950年1月10日，刘鼎部长把父亲叫到办公室，对他说：要立刻着手筹建中国汽车工业，要成立汽车工业筹备组。说实话，父亲当时并没有思想准备，他以为至少还要等经济恢复几年后才有条件搞汽车工业。

　　刘部长说：“形势的发展比你估计的要快，我们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国民经济需要大量的汽车，你提个意见吧！”当时中国汽车业的现状是，大约有2500台机器，10700名员工，生产能力（指大修能力）11500台次/年。其中，较大型的修配厂约有100个，分布在全国。国内汽车保有量约为8万至10万辆。

　　同时，刘部长算了一笔账：我们有137000公里的公路，在江南有蒋介石军队围剿红军使用的公路，同时，日本也在华北修了不少公路以对付八路军。这都是中国人民辛苦建造的，和当前的汽车保有数极不相称。

　　他说，铁路有两万多公里，有很多不能发挥经济效用，就是因为缺乏与铁路配合的公路和汽车，还有邮政、工业、农村、科技、国防等都需要有我们自己的汽车工业。所以，现在上汽车工业是全国人民欢迎的，但要集中全国力量才行。

　　父亲一听当然高兴了！盼了多少年，不就是为这个吗？这一下父亲就忙起来了，首先他要对旧中国留下的家底进行详细的调查。我在他日记上看到了这样一个日程表：

　　（1950年）1月19日 奉派赴沪宁调查机械工业

　　1月21日 到沪参观三野后勤运输部汽车修配第二厂

　　1月22日 星期日休息

　　1月23至28日 参观上海电机、虬江、吴淞、通用、新中大隆、中华、新星、精美、中和建兴、工具各厂

　　1月29日 星期日休息

　　1月30至31日 工业部报告及开会，30日午空袭

　　1月31日 晚车去南京

　　2月1日 参观南京机器厂

　　2月2日 参观南京有线电厂，三野后勤及特纵二汽修理厂，电照厂电子管部

　　2月3日 上午参观三野空军配件厂，中午游伪总统府，中山陵，明陵，晚上返上海

　　2月4日 参观材料检验室

　　2月5日 星期日休息

　　2月6日 上午工业部报告，空袭，炸电厂，下午去复兴岛

　　2月7日 上午去虬江码头，遇警报折回

　　2月8日 休息

　　2月9日 启程回京，11日晨到京

　　回来后，父亲写出报告给部领导。2月21日，刚过完春节假期第一天，父亲就正式到汽车筹备组工作，这时的筹备组他还是“光杆司令”一人。当天父亲见到刘部长，提议向财委、军委后勤部、交通部提出意见书，并建议：组织汽车制造业，并召开汽车工业会议；提出需向外购买的机器；拟具分期建设计划，要配合钢铁机械等工业的发展；经费预算，实支出数；人员，需要调的；组织研究所的必要。

　　这些都是父亲的笔记。第二天，即1950年2月22日，全国机器会议召开，开始了中国汽车工业的预热。这个会一直开到3月15日，各方面意见逐渐集中统一。3月18日，父亲找到刘部长，提出了汽车工业筹备组的人员名单。3月19日，星期日，胡云芳调到汽车组，这是汽车筹备组调来的第一个人。之后找部长批条子，又把胡亮调来，另外还调了谭惠然、王树屏等人，这才告别“光杆司令”的日子。此后的日记中，有不少是父亲到处找领导请求放人的记录。

　　同时，父亲提请部里为筹备组派个组长，他认为自己是个知识分子，不适合主持政治工作，搞技术更合适。这样，部里调来郭力叔叔担任汽车工业筹备组组长，父亲任副组长。郭力叔叔是一位曾就读哈尔滨高等工业专科学校、有专业特长的老干部，从此他们两个老战友为中国汽车工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当时我们两家都住在北京的黑芝麻胡同一号院，我和郭力叔叔的孩子栖栗、栖娜和郭臣在那个小院里度过了我们的一段童年。

　　3月27日，筹备组搬到灯市口办公。

　　鲜为人知的规划

　　在父亲留下来的笔记本上，我发现了筹备组最早的建设纲领，也就是在苏联援建之前自己做的规划。当时的计划是以汽车配件厂为基础，建立新厂，一般年产5000辆，新厂址拟在石家庄。后来实施的计划和我看到的这个完全不同，大概前者更着重自己的力量吧。

　　一个更大规模的调查随之拉开序幕。从1950年3月开始，父亲带领调查组到全国各地进行调查，查看国民党政权究竟留下了什么东西？在昆明，他们发现一家由国民党高管做老板的扬子汽车工业公司，这家公司在广西与云南交界处有一个装配厂，抗战期间，该厂曾装配过三四千辆柴油卡车，供西南方使用。

　　他们还在上海、天津、武汉等地找到四五个汽车修理厂，在上海找到一个美援仓库，里面有不少机器设备。这就是国民党遗留的所有东西。父亲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着这些设备清单，不管是能用的还是不能用的，他都记上了。

　　也许是心里有了些底，汽车筹备小组很快拿出了初步方案：工具机1500部，人员5000名，其中技术职员400人，厂址石家庄，占地总面积20万平方米，1950年开始动工，1953年1月正式出车。建厂总费用178000吨，需要说明的是，这是以小米重量计算的，我实在不知道如果折合成钱是多少？长长的概算清单基本全是用小米计算，如100辆汽车试造费用为6000吨，1000辆车生产周转金为30000吨。

　　同时，父亲还搜集了各国汽车工业情况。在他的笔记本上，分门别类的有德国、捷克、美国、意大利、瑞典、比利时、英国等汽车工业的状况。

　在1950年8月召开的汽车工业会议上，一个新方案出现了：采用的车型集中到苏联吉斯150，保留意见是苏联嘎斯51（2.5吨卡车，后由南京汽车厂生产，这就是著名的跃进卡车，俗称“南京嘎斯”）。最初年产仍然是5000辆，只是厂址改为北京。就是这次会议，决议建立汽车工业局并报请中央酌定。

　　实际上，在1950年1月23日，毛主席和周总理就在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定，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由苏联援建156项重点工程项目，其中就包括建设我国第一个汽车制造厂，设计纲领年产3万辆载重汽车。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在克里姆林宫举行，苏联援建中国汽车厂的事情也随之确定。但当时我父亲还不太清楚这件事，甚至部里也不知道。

　　后来情况公开，进入程序后，这个厂的设计纲领也发生了变化。1950年10月，有两名苏联专家直接来到部里。而在这之前，汽车筹备组并不知道他们的到来，更不知道他们为何而来。部里安排父亲等人立刻和苏联专家们联系，他们这才清楚，苏联专家一位是总设计师，另一位是总图设计师，他们来中国是授命参加建设中国汽车厂项目，这是两国政府签订的协议，最初苏联援建中国141个项目，后来扩充到156个。

　　当时这些项目都是由中央财经委员会（简称中财委，是中央各个部以上的机关，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被撤销）负责，中财委主任是陈云。因此可以说，陈云同志是中国汽车工业的最高领导人和最早领导人。中国的汽车工业是在陈云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从无到有的。

　　绝密文件

　　1951年1月18日，是中国汽车工业应该永记的日子。这一天，陈云同志主持了中财委会议，研究确定了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份文件，这是中财委于1951年1月16日发出的“密”字头通知。

　　兹定于星期四（十八日）下午两点在本委（陈主任办公室）讨论汽车厂、飞机制造厂及综合电机厂的厂址问题，请准备意见，准时出席为荷。

　　出席人员名单如下：

　　重工业部：刘鼎、徐驰、孟少农；

　　铁道部：滕代远；

　　燃料工业部：陈郁；

　　交通部：章伯钧；

　　计划局：钱昌照、孙越崎、陈大受、杨公兆。

　　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 一月十六日

　　正是这次会议确定了中国第一个汽车厂的建厂方针，以及中国第一座汽车厂的选址范围。1951年1月26日，中财委正式下发关于建设中国第一个汽车厂的决定。

　　中财委1951.1.26. 财经密计（建）字37号指示

　　关于汽车制造厂设计问题，根据各种条件，经详加考虑，决定如下：

　　一) 厂址：因原材料及电力供应关系，该厂厂址决定在四平街至长春间选择一适当地点。

　　二) 产品种类：[齐斯]150型四吨卡车。

　　三) 规模：年产上项卡车三万辆，一次建设完成。

　　四) 设计及完工时间：1951年开始设计，1953年开始建设，1957年开始生产。

　　此外厂房和附属房屋等设计标准，应适合中国情况，标准不宜过高，由重工业部与设计组洽商提出标准报本委核定。

　　以上各点请即转知苏联设计组。

　　重工业部重总办字44号通知 1951.1.30

　　之所以定在长春附近，是由于当时东北的重工业相对较强，可以节约不少运力成本。这一决策是非常英明的，保证了我国第一个汽车厂能够顺利建成开工。

　　命令一下，父亲他们立即行动了起来。父亲陪苏联专家奔赴东北。长春解放后，市里只有两辆吉普车，市政府就派了这两辆车，带着他们跑遍了长春市郊。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很快就确定了厂址设在长春郊区的孟家屯。

　　曾经有人开玩笑地问我：为什么在那么多的备选厂址中确定了孟家屯？是不是老爷子姓孟？这其实是纯属巧合。孟家屯这个地方土地开阔，有铁路线，有车站，水电基础好，又有一座日本关东军为残害中国人民建造的细菌工厂，有建筑物可资利用，这与它叫“孟家屯”，或是“张家屯”、“赵家屯”没有任何关系。

　　我看到父亲在选址后给中央写的报告，内容精细到“工作开始后，必须指定公安部队（两个连），担任厂址的警卫”等。

　　厂址确定后，苏联开始为中国的第一座汽车厂做初步设计。之后父亲他们就开始和苏联专家一起讨论这个初步设计。在父亲的工作日记中有这样一段：

　　（1951年）2月18日至23日 审查设计，参加人：江泽民（老江泽民，汽车工业的元老之一）、郭力、孟少农、陈祖涛、王煜京、茅於荃、胡亮、吴敬业、张树梅、严机、张世英、张荣禧、陆孝宽、王人璇、邵蔚林。

　　2月27日 设计送部，附简要说明。

　　2月28日 与苏联专家谈审查意见。

　　3月1日 上午在部审查设计。出席：何部长、刘部长、徐驰、张方、陈雷、沈鸿、柴树藩、谭立、江、郭、孟、陈祖涛、三个苏联专家。

　　3月15日 报告及议定书由部送财委。

　　父亲还保留了3月1日的会议记录。

　　1951年4月，苏联工程师们把初步设计的讨论结果以及中方的意见汇编成资料，送回苏联进行改进。当年秋天，他们又带着项目文件回到国内。

　　筹备组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来做翻译和其他配合工作。父亲的英语、德语非常好，可这时他不得不去自学俄语。他用的是英俄教科书，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到1952年他已经能用俄语阅读和会话了。在他的笔记本上能看到他写的大量俄语资料。他写的俄文、英文和中文一样，都非常漂亮。改革开放后，日本汽车开始进入中国，他又在晚年自学日语。直到他去世前，我还看见他随身带着日文资料在看。

　　总订货人、652厂副厂长

　　父亲的工作日记上有一段重要的笔记，说明中国汽车工业的起步是在陈云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1952年3月25日 星期二

　　财委党组审查汽车厂初步设计

　　陈云同志结论：

　　一) 批准初步设计；

　　二) 同意重工业部要求向苏联提出的问题；

　　三) 同意聘请83名专家并派送200名至250名实习生；

　　四) 应在一二（两）周内确定汽车厂的负责人（包括厂长、副厂长等），应从国内各修理厂抽调人员；

　　五) 应在一二（两）周内决定派赴莫斯科批准技术设计的人员；

　　六) 轮胎厂由轻工业部负责，建厂，考虑恢复沈阳及牡丹江的厂房；

　　七) 工具厂——原则同意增建（除东北外，关内另建一厂），重工业部办；

　　八) 滚珠轴承厂——原则同意新建，规模多大需继续研究，由重工业部做计划提交财委；

　　九) 化油器仪表厂——重工业部研究解决；

　　十) 非金属附件——轻工业部；

　　十一) 电系附件——电讯工业局；

　　十二) 玻璃——重工业部办；

　　十三) 仓库迁移问题——重工业部办文；

　　十四) 与东北工业部的关系——由重工业部研究。

　　陈云同志的14项指示包括了当时汽车厂筹建工作的方方面面。就在这个会议的第二天，即1952年3月26日，父亲又和苏联专家一起去了长春，落实陈云同志的指示。他同长春市申市长等市领导洽谈建厂用地等事项。父亲起草了与长春市政府的协议文稿。这份协议草稿也是中国汽车工业史上的一个重要文件。

1952年4月，苏联为长春汽车厂所做的技术设计全面展开，中央派父亲以总订货人身份去苏联，代表中方与苏联技术部门进行沟通、审查和接收。这个命令是中财委下达的。

中央重工业部：

　　“四月十九日（52）重密人干字第64号来文悉。同意委派孟少农及陈祖涛前往莫斯科参加长春汽车厂之设计工作，并由孟少农以汽车工业筹备组副主任之名义，代表重工业部在莫斯科批准该厂之技术设计及施工详图。

　　主任 陈云

　　1952年4月24日

　　过了20天，中财委又为父亲加上了汽车厂的职务，正式行文报请中央批准。实际上这时中央还没有对第一汽车厂任命任何干部。

　　财委（52）财经总（密）字第172号 1952.5.17.

　　政务院周总理：

　　抄送贸易部 重工业部

　　“重工业部拟派孟少农、陈祖涛二人，前往莫斯科参加长春汽车厂之设计工作（其中陈祖涛已在莫斯科），经本委审核同意，并由孟少农同志以长春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名义，代表重工业部在莫斯科协同驻苏商务参赞办理批准该厂之技术设计及施工图等问题。请鉴核批示，以便办理出国手续。

　　主任 陈云

　　总理批：交外交部办理手续。 5.25.

　　中贸部也在（1952年）5月7日对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大使张闻天发去中贸146电，电报说：中财四月二十四日批准委派孟及陈前往莫参加长春汽车厂设计工作，并由孟以汽组副主任名义代表重工业部在莫批准技术设计。

　　在父亲的笔记本上有这样的记录：

　　5月22日 将枪及枪证交任继周同志保存。

　　5月29日 外交部手续办完，等签证。

　　6月23日 护照办好。

　　6月24日 办转关系手续。

　　这段时间，正是我那张名为“我们热爱和平”的照片问世之时。阙文叔叔拍出来后，最早刊登在“六一”儿童节那天的《人民日报》报眼上，首批印发500万张，做成招贴画后，又被印在笔记本、明信片、慰问信上，以及搪瓷缸、茶叶筒上。这张照片传遍了朝鲜前线和祖国大地，从此成为那个时代的象征，也成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两张照片之一。

　　对父亲来说，这件事当然很让他高兴。我在长春汽车厂住了多年，当时厂里人人都知道孟厂长的女儿就是那个抱鸽子的小女孩，父亲也一直以此为荣。我记得在父亲的晚年，我去二汽（现在的东风汽车厂）看他，在路上遇到老一些的同事，当得知我就是他的大女儿后，他们就会立刻说：“噢，就是那个抱鸽子的小女孩吧？”父亲听后，就会露出满脸灿烂的笑容：“是啊！是啊！”

　　1952年6月27日，重工业部任命通知书第531号发出，正式任命父亲为652厂副厂长。次日（6月28日），父亲登上了去苏联的列车。在日记中他这样写道：“晨八时离京，天雨，与苏联人一同室。看书，头微痛”、“29日。晨四时半过长春，与郭力、胡云芳谈，催1953年度施工设计，东北七月编明年计划”、“上午过哈尔滨，遇冯仲云，674厂专家乌斯克连科及另一人回国，同行。黄玲亦来送。被灌白兰地一大杯”、“下午车中甚热，傍晚转凉”。

　　这几句话让我感触特深。火车半路停站，能有多长时间？可是郭力叔叔他们就为了面谈几句话，说一说工作的事，就可以在凌晨四点赶到火车站。这是一种什么精神？我们现代人都说事业心强，可有多少人能这样做？还有就是父亲不会喝酒，那杯酒是被苏联人灌的，弄得他难受了好长时间。

　　列车走了一个多星期，于1952年7月7日到达莫斯科。第二天，把关系交到大使馆徐达深同志手里，父亲就和陈祖涛等同志一起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第一手资料

　　那时虽然苏联是全力援建中国，要为中国设计一个完整的整车厂。但由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欧一大批国家倒向社会主义阵营，这些国家中也有很多需要苏联援助，加之苏联本身还有五年计划等，在计划安排上的紧张可想而知。父亲到苏联后跑遍了几个为中国进行设计的机关、设计院和工厂，掌握了所有图纸的制作经过，数量，进度，难点，已经完成的和尚未完成的情况，以及苏联工程师们对中国第一个汽车厂的设计意见、建议等一手资料。

　　几个月后，1952年10月27日父亲给当时在苏联的财经委副主任李富春写了一篇报告，翔实地阐述了技术设计的工作量、进度以及存在的问题，谈到了建筑组织设计的必要性。在长春汽车厂的计划任务书中原定不须制作建筑组织设计，但在审查初步设计时感觉施工不易，便要求制作。财委要求汽车厂能缩短工期，提前一年正式出车。

　　对于总体情况，报告说：“长春汽车厂的初步设计于1952年4月经中财委批准，随即进入技术设计阶段。同时在长春成立了厂的领导机构，进行建厂准备及训练干部。关于继续向苏联交涉的事项，已由大使向苏联对外贸易部提出，重工业部（现第一机械工业部）于六月底派孟少农代表总订货人来莫斯科进行批准接受技术设计及谈判的工作。”

　　“技术设计现正继续进行，并已拿到相当数量的设计文件，根据目前情况，保证明年动工前有必要的图纸资料是不成问题的。”

　　“下一步的施工设计还有待苏联政府对我方要求事项的正式同意。同样在等待同意的事项有工厂组织设计，设备交货，派遣专家及实习人员等。这一同意的下面手续都已准备好，只等上级批准。”

　　“国内对建筑准备，干部训练，实习人员的派遣都已做了许多工作，但因设计图纸（特别是建筑部分）未到，而且领导思想不明确，有等待的现象。”

　　“照中财委原决定，长春汽车厂定于1953年开始建设，1957年开始生产。其后中央希望能提早建设完，苏联方面也有此意见。此次政府代表团来苏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了汽车厂于1956年开始生产，缩短了建设期限一年。”

　　父亲在报告里分析了各种可能性，并提出了一些能很好完成这一任务的建议。父亲对国内的准备情况了如指掌，对中国可以自己制造的工具设备提出了详细意见。他还讲到汽车厂的干部准备情况和派往苏联实习生的安排。整个报告如同一部教科书，读完报告不但可以了解整个工作的进程，还可学到工厂设计的基本知识。父亲是中方的总订货人，对所有技术文件有签收权。为对中国第一个汽车厂负责，父亲不辞劳苦，深入每个环节，把好每一关，保证了第一汽车厂的顺利建成。

　　在父亲1952年7月以后的日记上，是他对苏联汽车厂的深入了解。他每天在汽车厂、设计院、苏联汽车部和大使馆商参处之间奔波。我摘录了一些如下：

　　（1952年）11月4日 向李富春主任汇报。买套鞋，下午赴商参处与李强同志谈。

　　11月12日 赴汽车部及设计院，据说议定书已下来。

　　11月13日 在宋劭文处谈实习生住的问题。

　　1953年3月4日 2日晚斯大林得脑溢血，病情严重。下午及晚赴李主任处讨论计划，中午赴汽车部，谈汽车图不全等问题，收二场房地基图。

　　3月6日 斯大林昨晚9时50分逝世。上午10时在商参处，晚8时在大使馆开会哀悼。写信送地基图等归国。

　　3月7日 赴圆柱厅谒斯大林灵（全部外交史团）。

　　3月8日 星期日，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四天（6日至9日）。

　　3月9日 斯大林安葬于红场，与列宁并卧。

　　4月17日 中午与汽车部与Jyceb谈，晚起程返国。

　　在苏联，父亲还有一个账本，他好像负责管理小组费用，其账目精确到分。他们4个人中有3个人拿津贴，只有陈祖涛拿工资。津贴是每人每月150元。陈祖涛的月工资700元，拿津贴的3人实行供给制，伙食费由公家管，可津贴和伙食费加起来仍比陈祖涛少一大块。

　　1953年4月18日凌晨父亲从苏联起飞，途中坐了四趟飞机，绕了半个地球，终于在21日下午3点到达北京。当天，我在北京机场接到了父亲。

　　之后，父亲又以总订货人的身份，频繁来往于中苏之间。直到1953年7月15日，长春第一汽车厂举行奠基典礼，这也是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毛主席亲手书写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汉白玉基石被埋在一汽地基里，中国汽车工业的长子终于出世。

　　中国汽车工业后来发生的事情就天下皆知了。但我上面讲述的故事中有很多情节还是空白。我把父亲的笔记整理出来，就是希望能填补这份空白。父亲是个非常仔细的人，从不轻易丢掉一张纸片。我在父亲的物品中，还找到一个装底片的小盒子，里面存有三百来张50至80年前的照片，有父亲解放初期穿军装的照片，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其中一张照片是父亲和苏联专家，里面另一个穿军装的同志我猜想是徐驰处长，遗憾的是我无处查找徐驰同志的照片核对。此外，还有一些父亲年轻时的照片，其中很多是清华的朋友，还有一些是第一届科代会的，都是些老先生，也无法一一考证了。我希望当年和父亲有过交往，或者对这方面有研究的同志能帮我认出一部分人。

摘自 太平洋汽车网　2008年1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