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钱锺书 杨绛 钱瑗 最好的爱情 最深的亲情

2018-09-17 | 张丹丹 | 来源 《环球人物》杂志2018年第16期 |

8月中旬,初秋的北京迎来一场大雨,玉渊潭公园旁的三里河路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路上行人寥寥。这一片雨后更显静谧的小区里,有钱锺书和杨绛最后的寓所,女儿钱瑗也常来住。

这里,是被杨绛先生称作“家”的地方,“因为有我们仨”;这里,也是她顾望徘徊,感叹人生如梦的地方,因为“我们仨失散了”。

2007年,杨绛出版《走到人生边上》,呼应丈夫钱锺书在1941年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

《写在人生边上》的扉页印着“赠予季康”,落款日期是1941年6月20日。那之前,钱锺书远客内地,在湘西的蓝田师院任教,书稿内容由杨绛在上海编定。季康是杨绛的名字。

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钱锺书暑假回到上海时,两年多不见的女儿已经不认得他,不准他坐在妈妈旁边。但这两年间发生在湘西的大事小事,杨绛却都知道。分开的日子里,钱锺书为杨绛记下了详细的日记,信也写得很勤,二人好像从未分离。不过,回到上海的钱锺书还是发愿:“从今往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时间一晃而过,转眼又是离别。1997年,钱瑗过世;1998年,钱锺书过世。杨绛深居简出,写下《我们仨》寄托思念。她用细腻的笔触,告诉世人爱情与亲情最好的模样。结尾处,杨绛写道:“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96岁时,她以《走到人生边上》回应漫长岁月里的爱与思考。《自序》中写道:“我是从医院前门出来的。如果由后门太平间出来,我就是‘回家’了。”

他们仨都在的地方,才是家。

1981年钱锺书、杨绛与钱瑗在北京三里河。

志同道合的夫妻

2011年,杨绛100周岁时,与《文汇报·笔会》有一次笔谈。她谈到与钱锺书的感情,是这样说的:“我与钱锺书是志同道合的夫妻。我们当初正是因为两人都酷爱文学,痴迷读书而互相吸引走到一起的。锺书说他‘没有大的志气,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这点和我志趣相同。”

这两个志趣相同的人相识于1932年的清华园。那年3月,二人在古月堂外偶遇,相谈甚欢。杨绛后来回忆那时的钱锺书“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随后两人开始鸿雁往来,到了一天一封信的地步。

1933年,钱锺书把自己早年的诗手写成册,赠与杨绛。这件事被杨绛以手写资料的形式放在了《我们仨》的开头部分,字体娟秀,颇有意趣。那一年,钱锺书到苏州杨府拜访,与杨绛定下婚约。两年后,新婚燕尔的二人赴英国牛津大学求学,开启了一段难得的专心读书的日子。钱锺书是庚款留学生,在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学位。杨绛陪读,安心做一名旁听生,听几门课,每日到大学图书馆自习。

牛津假期多,二人几乎把假期的所有时间都拿来读书。杨绛回忆那段日子:“大学图书馆的经典以18世纪为界,馆内所藏经典作品,限于18世纪和18世纪以前。19、20世纪的经典和通俗书籍,只可到市图书馆借阅。那里藏书丰富,借阅限两星期内归还。我们往往不到两星期就要跑一趟市图书馆。我们还有家里带出来的中国经典以及诗、词、诗话等书,也有朋友间借阅或寄赠的书,书店也容许站在书架间任意阅读,反正不愁无书。”

为了清静读书,他们甚至在人生地不熟的牛津搬过一次家,杨绛评价“是我最用功读书的一年”。两年后,他们带着出生不久的女儿前往巴黎,在巴黎大学继续深造。杨绛生性要强,在读书这件事上也常暗自较劲,但她对钱锺书却总是服气的。“我们初到法国,两人同读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他的生字比我多。但一年后,他的法文水平远远超过了我。”这一年,是爱书如命的钱锺书恣意读书的一年。

到晚年住在三里河的寓所时,他们的状态仍是如此——每天在起居室静静地各据一书桌,静静地读书工作。这种状态,伴随了两人一生。

1935年8月,新婚的钱锺书和杨绛搭乘邮轮赴英留学。

彼此欣赏的爱情

读书,是这段爱情的底色。

钱锺书的才华让杨绛甘愿为他洗手作羹汤。杨绛1942年完成剧作《称心如意》后,名声大噪。时人说起钱锺书,都说是“杨绛的丈夫”。但杨绛知道钱锺书的才华,所以,当钱锺书说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时,她就做起了“灶下婢”。

这部长篇小说,正是《围城》。1944年,钱锺书开始构思《围城》的写作,1946年完成。那是最为艰苦的一段岁月,他们在沦陷的上海,事事不便。杨绛第一次挎着菜篮子出门买菜还是钱锺书陪着的。钱锺书知道妻子难为情,特意一起去,有说有笑看了一回菜场里的众生百相。对生活中常有“痴呆气”的钱锺书而言,这样的体贴不知是有多深的情才能做到。

抗战胜利前,生活更为艰难,只说柴和米就已不易。买米要抢,烧柴要自制“行灶”,杨绛握笔的手总是伤痕累累,但她不觉得委屈。她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中写过:“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锺书写《围城》,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杨绛无比热爱钱锺书的才华。她说:“我了解钱锺书的价值,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创造力而牺牲自己。这种爱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

钱锺书对杨绛的爱慕同样溢于言表,以至于诗人辛笛笑话他有“誉妻癖”。他曾经说:“杨绛的散文是天生的好,没人能学。”在1945年出版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时,钱锺书在自留的样书上写有这样一句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1989年,当《围城》搬上电视屏幕时,导演黄蜀芹到钱家讨论如何表达内涵,杨绛写下两句话: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这两句概括,钱锺书大赞“实得我心”。

彼此欣赏,这种老套的感情更能滋养岁月。杨绛在百岁笔谈时提醒年轻人:“男女结合最重要的是感情,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支持和鼓励,两情相悦。我以为,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能做知心的朋友,也该是能做得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门当户对及其他,并不重要。”

多年前,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她把这段话念给钱锺书听,钱锺书当即说,“我和他一样”。杨绛说:“我也一样。”

晚年的钱锺书和杨绛一起读书。

“星海小姐”的诞生

在牛津的第二年,杨绛怀孕了。他们原本就盼着一个孩子,尤其希望是女孩。得偿所愿,1937年5月,爱女钱瑗在牛津的产院出生,据说是在牛津出生的第二个中国婴儿。钱瑗啼声洪亮,被护士们称作Miss Sing High,意为“高音小姐”,音译可做“星海小姐”。

女儿的出生,给这对新婚夫妇带来了莫大的喜悦。杨绛生产那天,钱锺书一日去了产院4次。他上午来,知道得了一个女儿,医院还不让他见杨绛;第二次来,杨绛上了闷药,没醒;第三次来,见到昏昏睡去的杨绛;直到第四次,时间是下午茶后了,才见到清醒的杨绛。护士把钱瑗抱过来,钱锺书看了又看,得意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杨绛想着钱锺书这是第四次来产院,也就是来来回回已走了7趟,怕他累坏,便嘱他回去。

钱瑗渐渐长大,乖巧懂事,走路、看书都像钱锺书。回国后,因钱锺书先后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和湘西的蓝田师院执教,钱瑗便一直跟随杨绛生活在上海。这个小小的人儿有过目不忘的本事,更被爷爷钱基博认定为“吾家读书种子”。

这事说来也有趣。1948年夏,钱家人在无锡老家相聚。钱基博正睡觉,醒来看见一个女孩儿在他脚头,为他掖掖夹被盖上脚,然后坐着看书。满地都是书。院子里一群孩子吵吵闹闹地玩,这女孩儿却在静静看书。钱基博顺着钱瑗手中的《少年》考问了几句,又考了考她其他方面的学识,钱瑗都一一答了。钱基博大为惊奇,从此把这个孙女放在了心尖尖上。

钱瑗的确是“读书种子”。1949年,她随父母北上清华,因身体原因休学在家,杨绛教她数学、物理、英文文法等,钱锺书每周末为她改中英文作文。杨绛在《我们仨》中回忆:“代数越做越繁,我想偷懒,对阿瑗说‘妈妈跟不上,你自己做下去,能吗?’她很听话,就无师自通。”结果,1951年考高中时,钱瑗考取贝满女中,代数得了满分。

她不止有读书天赋,更是父母的贴心小棉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钱锺书和杨绛被打成“牛鬼蛇神”。钱瑗急得赶回家,但她是“革命群众”,回家是要走过众目睽睽下的大院的。她先写好一张大字报,和“牛鬼蛇神”的父母划清界限,贴在楼下,回家告诉父母她刚贴了“划清界限”的大字报——“是思想上划清界限”,然后依偎着杨绛坐下,从书包里取出未完成的针线活,一针一针地缝。她买了一块人造棉,为妈妈做睡衣;又掏出一大包爸爸爱吃的夹心糖,装进瓶里。

钱瑗为爸爸钱锺书作的画像以及杨绛给钱瑗写的信。

颠沛流离中的守望

在1977年搬进三里河南沙沟的寓所前,钱锺书一家在很多地方“流浪”过。

1938年8月,侵华日军长驱直入长江腹地,中华大地满目疮痍。尽管奖学金还能延期一年,但身在巴黎的钱锺书和杨绛都急着回国了。他们辗转买到船票,坐三等舱回国。

船到香港,钱锺书就上岸直奔昆明。他已接到清华的聘约,前往西南联大。杨绛带着钱瑗回到上海,不多久就开始帮助振华女中校长筹建上海分校,忙得早出晚归。

这是钱锺书和杨绛婚后第一次长时间的分离。直到1941年钱锺书回上海以后,他们夫妇二人才真正在文坛崭露头角。

1941年,钱锺书的第一本散文随笔集《写在人生边上》由开明书店出版,是“开明文学新刊”之一;

1943年、1944年,杨绛的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戏人间》等相继在上海公演,引起轰动;

1945年至1947年,钱锺书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诗文评论《谈艺录》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在上海写作的日子,多是煎熬,幸得二人相互搀扶。杨绛曾写道:“我们沦陷上海期间,饱经忧患,也见到世态炎凉……胜利后我们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每次宴会归来,我们总有许多讲究,种种探索。我们把所见所闻,剖析琢磨,‘读通’许多人许多事,长了不少学问。”

这许多人许多事里,包括一桩请钱锺书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的事情。但钱锺书立即辞谢。杨绛写下的话语极为朴实,却是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最真挚的爱国心:“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耻辱重重的弱国,跑出去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安静等待的日子里,钱锺书与杨绛在四周皆是“人心惶惶”的气氛中安然读书。那时,钱锺书的一个拜门弟子以“请老师为他买书”的名义给老师提供帮助。钱锺书因此可以肆意买书,书上都写有“借痴斋藏书”。

1949年,一家人北上清华。原以为终于可以安心治学了,但没过几年就开始遭遇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一次次风波中,钱锺书和杨绛被批斗、下放,一家三口分散三处。但他们几乎不曾间断工作。“文化大革命”前后,钱锺书先后完成了《宋诗选注》、英译毛选四卷本的定稿、《管锥编》的初稿等,杨绛则完成了《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等作品的翻译。他们经历了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折磨,却总在携手同行中找到支撑。杨绛写过:“锺书的‘大舌头’最早恢复正常,渐渐手能写字,但两脚还不能走路。他继续写他的《管锥编》,我继续翻译《堂吉诃德》。我们不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从不停顿的是读书和工作,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乐趣。”

病房里的最后时光

1994年,钱锺书因膀胱癌住院;1995年,钱瑗因癌症住院。两家医院距离不近,从此书信就在医院间传递。杨绛成了“联络员”。她不敢把女儿患癌的消息告诉钱锺书,只说阿瑗住院了。

钱锺书记挂女儿,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也要给钱瑗写信。1996年7月,钱锺书几乎不能坐立,却挣扎着坐起来给女儿写信,但写的字像天书,可见其力已竭。钱瑗还没有收到信,便预先回了信,请爸爸不要劳神写信了。她给父母的信总是画着笑脸,像个孩子,充满安慰。这一次,她明明也已经无法行动,却写道:“星期一我去做了CT,医生说胸水又少了,骨头的情况也有改善,不过仍不许‘轻举妄动’——不可以猛然翻身,在床乱滚。我就‘文静’地移动,这就比完全仰卧不许动有很大进步。还可以侧身。”

1997年农历新年,钱瑗给父母分别写了一封信。给父亲的信里,她不仅画着笑脸娃娃,还在信封上也画了一个,笑着告诉他“医院里有不少你的fans”。给母亲的信里,她写了一首打油诗:牛儿不吃草,想把娘恩报。愿采忘忧花,藉此谢娘生。那时,钱瑗已经不能进食。但她记得母亲想用《我们仨》来记录一家人的故事,曾主动把这题要过来写。新年期间,她仍执笔写自己的《我们仨》,列了目录,写完了前5篇。第一篇就是《爸爸逗我玩》,记录了5岁在上海时父女间发生的趣事。2月26日,杨绛劝她不要再写,养病要紧,她乖乖停笔,5天后在沉睡中去世。

女儿过世的消息,杨绛不敢告诉病中的钱锺书,每日里依旧当“联络员”,还时常念一些阿瑗写的文章给钱锺书听。直到4个月后,钱锺书病情比较稳定时,杨绛才将阿瑗去世的消息告诉他。

1998年岁末,钱锺书过世。杨绛说:“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3年后,杨绛将全家的稿酬捐赠给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励基金,希望更多学生通过读书认识世界。

如果有个地方能承载他们仨的感情,那必然是清华大学,爱情从这里开始,亲情在这里相依。如果有个词语能诉说他们仨的人生,那必然是“读书”,生命中的一切都与之相关。

2016年5月25日,105岁的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安然离世。也许,她找到了“回家”的路,“我们仨”终于可以团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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