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外祖父陈锦涛是没有一点感性认识,家里也从来没和我谈过。自从改革开放之后,我参观了南京总统府,看了其中的展览和有关的书籍,我才知道外祖父还做过孙中山临时政府的财政总长。此后我才开始有意识地去查找有关的资料,慢慢发现有些资料并不十分确切。例如他并非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取得硕士学位,而是在加州伯克利大学取得的学位。从中国银行成立百年纪念中,我才了解了他在中国银行成立中起的关键作用。最近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成立90周年纪念文章中知道了一点他曾在清华大学法学院任教。我父母曾住在清华大学新林院和陈岱孙先生做了多年的邻居(我们家住在1号,陈岱孙先生住在3号),不过那时我很小,当然也不会去问陈先生有关的事情,失去了多少机会啊!我仅从父亲吴达元、母亲陈穗翘那里知道外祖父在他们的婚姻中没有门户之见,还给了母亲许多亲切的教导,要她对父亲家中的经济困难给予理解支持(父亲一直靠资助上的学),所以在西南联大最困难的时期,母亲都是这样去做的。因而我对外祖父的了解仅此一点点。而对外祖父生命中最后的日子里,那段不光彩的年月也只是稍有了解。如能借此机会说清一些事情,我会感到极为欣慰。
我的外祖父陈锦涛 (1870年6月20日 — 1939年6月12日) 字澜生,是广东省南海县西樵村人。

陈锦涛
他于光绪年间入读香港皇仁书院,毕业后任教于皇仁书院,后任北洋大学堂教习。1901年官费赴美留学,1902年获加州伯克利大学(网上误为哥仑比亚大学)理学硕士、1906年获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在获得博士前,有过一段小插曲,时任两广总督的岑春煊要把他调回来,盛宣怀立即出面阻止,说不能让陈锦涛在眼看就能得到学位时而功亏一篑,官费学生难得有人考得博士学位,因此就没让他回国。他在耶鲁大学师从著名经济学家费雪(IrvingFisher, 1867-1947,被称为“第一代货币主义者”)。
他回国后参加了光绪年间的清廷诏试(总裁唐绍仪,同考官严复),以部试第一名获赐法政进士(1906年9月)。
他先后任广东视学、京兆视学,历任大清银行监察、度支部预算案司长、统计局局长、印铸局副局长、币制改良委员会会长、大清银行副监督、学部一等咨议官、资政院议员。宣统3年任袁世凯内阁度支部副大臣。
民国元年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由司法总长伍廷芳提名,出任财政总长。他向孙中山建议为解决财政和军费困难,应该迅速建立中央银行,可借助有雄厚实力的大清银行,经过努力,在1912年1月初正式上书孙中山,在1912年2月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后,由于有孙中山的鼎力相助,将大清银行正式改组为中国银行,建立了临时政府的中央银行。

1912年1月21日孙中山召开首次国务会议。左起:海军总长黄钟瑛、教育次长景耀月、教育总长蔡元培、财政总长陈锦涛;右起:财政次长王鸿猷、外交总长王宪惠、陆军总长黄兴。中间为孙中山。
On January 21 of 1912, Sun Yat-sen presided over thefirst national conference.
From the left were Huang Zhongying, Jing Yaoyue, Caiyuanpei and Chen Jintao.
From the right were Wang Hongyou, Wang Xianhui andHuang xing.
他奉派为中国出席国际商会大会的代表。后又奉派为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选址并参加于1915年在旧金山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展出和开馆仪式。

中间为陈锦涛(1915年)
他任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曾兼理外交总长等。但由于受到诬陷而入狱,以“无坚实证据”而获特赦出狱。让他对官场失望。
1926年与胡光鹿在天津合办中国无线电业公司。这是无线电在中国发展的开端。

1930年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校刊)
1929年应改制后的清华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教授陈岱孙邀请,任清华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教授(约两年),住在清华大学照澜院。“老清华经济学系群英荟萃,人才辈出。长期担任系主任的陈岱孙先生是我国经济学界一代宗师。刘大中、王亚南、萧蘧、陈锦涛、戴世光、伍启元、徐毓枬等知名学者曾在经济学系任教。”(清华大学经济学系建系90周年钱颖一讲话)
离开清华后赴上海任国民政府造币厂主任,日本快攻陷上海时,他请示南京国民政府有关造币厂的安排,在等待答复期间上海沦陷,他遭日本人软禁。这时正参与筹组偽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温宗尧找他,说动他出任了1938年3月成立的偽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财政部部长兼兴华银行总裁,这才解除了对他的软禁。
在日本快攻陷上海前,他的二女儿陈欧生在上海音专读书,他让她离开上海去昆明西南联大投奔姐姐陈穗翘。他在去世前写信给二女儿陈欧生说,自己这一生不应从事政治,应从事教育(这是我的阿姨、今年已104岁的陈欧生告诉我的)。
他于1939年6月12日因心脏病突发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