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大学外语系教授李佩先生,于2017年1月1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从去年6、7月份起,李佩先生的身体就每况愈下。在多半时间里,李先生都是沉默的,她已经很难讲出一句完整的句子。但每当有朋友、学生登门看望,李先生都能第一时间认出他们。“她到最后都还记得我们,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安慰!”缅怀她的人这样说。
李佩在世时,从来不把自己的事当作事。今天,爱她的人把所有有关她的事当作了最重要的回忆。
从不考虑自己,但对这个社会情深意重
边东子的父亲是中科院地质所原党委书记,1959年,他随家人从北京大学红楼附近的中老胡同搬到了中关村13楼104室。就这样,他和李佩先生一家做了几十年的邻居。
邻里帮忙是最平常不过的事,可这么多年,李先生只让他帮忙做过一件私事。那是1969年1月,在郭永怀逝世一个多月后,中关村14楼前花坛中的一棵迎春花被人挖了出来,李先生拜托边东子,把那棵迎春花移到13楼门前的花园里。她说:“老郭喜欢迎春花。”
郭永怀逝世时,李先生没流一滴泪,她只是时常站在窗台,望着远方,她的“克制”让那些看着她的人心疼。“文革”时期,她整整被隔离了八年,可就连她最亲近的学生、中科院力学所研究员谈庆明,李佩也从来没有主动跟他提起那段过往。谈庆明知道,“她的事,永远只在她心里”。
李佩就是这样的人,从不考虑自己,但对这个社会情深意重。
她没有任何官方职务,但她就像是中科院中关村院区的管家。早年,她几乎从零开始,倡导建起了公共洗澡房、医务室,开设幼儿园、小学、电话局、粮店、西点铺,还有中关村医院、中关村福利楼。1987年离休后,她开始组织中关村老年活动中心,办中关村大讲堂。
李佩很支持年轻人。当时边东子想创作关于郭永怀、汪德昭等老科学家故事的剧本,可根本得不到资金支持。李佩站了出来,“我给你出钱”。
当《风干的记忆:中关村特楼内的故事》出版时,先生还自掏腰包买了很多本,送给别人。一方面她希望更多人知道老科学家的故事,另一方面也是对年轻人的鼓励。
常年忙碌,八九十岁的李佩走路速度比一般的老人都快,那些比她年轻的学生想要跟上她的脚步还得费点功夫。
“不会再有第二个李佩”
中国科学院大学党委副书记马石庄是李佩的学生之一。在马石庄眼里,李佩永远是那位可以从下午两点到五点一直坚持站着讲课,能照顾到每一位学生的良师形象。直到如今,每次做讲座时,马石庄都坚持要站着讲,“我的老师就是站着讲课的,我这么做也是对老师的一种交代”。
“有人说,李先生是‘中科院的玫瑰’,这不确切,玫瑰是会展示自己的,李先生不会。如果说郭永怀先生用生命换来了国家的振兴,那么,李佩先生则默默地在讲台上站了一生,倾其所有,换得桃李满园。”说到这里,马石庄哽咽了。
“李先生之所以能在一个普普通通的教师岗位上,做出那些不平凡的事,跟她的处事态度、她的人格魅力有关。”谈庆明说,这大概也是李佩不可能被复制的原因。
先生一辈子不争不抢,当年院领导主动提出要给李佩一个教授职称,但她却推辞了。她说,“我既没有论文,也没有专著,没有资格成为教授”。
对李佩而言,她最重要的身份只是一名教师。
1991年10月16日,80岁的钱学森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国务院、中央军委为他一人授予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作为钱学森夫妇二人的老朋友,李佩在几天前接到电话,也受邀参加这次重要的大会。但她却郑重地回绝了,理由是,她那天还要上课。
李佩为人耿直,做事雷厉风行,也是无人不晓。
尽管她从来没有在力学所任职,却是力学所很有威望的人物之一。领导很重视她的意见,不对的事、不公的事,她就一定要管。谈庆明记得,有一年,力学所即将空降一位所长,但并没有得到所里员工的支持。李佩知道之后,直接找到领导反映情况。于是,力学所专门为此做了基层调查,事实确实如李佩所反映的那样。最终力学所决定改换人选,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还有一次,谈庆明向李佩提出邀请资中筠来中关村大讲堂做讲座。尽管当时李佩并不认识资中筠,但她还是很快联系上了她。可听完李佩介绍,资中筠直接拒绝,“你们都太老了,人也少。我要跟年轻人讲,去人多的地方讲”。李佩更是没有半点含糊,“你来吧,我给你找年轻人。去学校讲,那里人多”。于是,才有了资中筠在国科大的一场几百人的大讲座。
“只要是先生认定的,她绝不妥协。”看多了那些因为环境的改变,变得碌碌无为的人,谈庆明看到的李佩却是那个用尽全身的力气去影响和改变环境的人,“不会再有第二个李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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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先生那些事
(安芷 整理)
“我没有崇高的理想,太高的理想我做不到,我只能帮助周围的朋友们,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一些。”生前,李佩先生这样评价自己。
在李佩的介绍中,总是少不了这三个词:“教育家”“语言学家”“社会活动家”。但接受过李佩先生帮助的人都知道,这三个词与她的99年经历相比,太空洞了。
让我们一起重温李佩先生99年里的那些事。
李佩出生在江苏镇江的一个书香门第。1924至1930年先后在北京慕贞小学、培元小学、教会学校贝满女中读书,1936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抗战期间北大南迁,她也辗转至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曾任西南联大学生会副主席。大学毕业后,李佩在中国劳动协会重庆分会工作,从事劳工福利与国际联络,参与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等诸多进步活动,积极帮助把美国劳动协会的捐款送到延安解放区。
1945年,她随朱学范(中国工会领导人)、邓发(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工会联合大会,之后还出席了第一届世界妇女大会。
1947年2月,李佩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工业与劳工关系学院学习。次年2月与西南联大学长、康奈尔大学郭永怀结婚。1951年在康奈尔大学语言学系教授中文。1956年10月,李佩与郭永怀携幼女郭芹,冲破层层阻力举家回到祖国,投入新中国建设事业中。
1961年,李佩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讲授英文,开始了与英语教学的不解之缘。“文革”开始后,留学美国的经历又让李佩背上“美国特务”的嫌疑。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不幸因公殉职。接踵而来的重大打击,她都坚强承受。
1970年2月,李佩随中科大南迁至安徽省合肥市。1978年,年届花甲的李佩迎来了教学生涯的新起点。这一年,她调到刚刚建校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出任外语教研室主任。
李佩以饱满的热情,为教研室的创建工作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她组织教学和外事联系,多方奔走寻求英语教育人才,积极与国外联系聘请专家,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为“文革”后最早邀请外籍教师来华讲学的单位之一。
她亲自制定了研究生英语教学大纲、考试大纲;在大胆引进国外成熟教材的同时,率先主持自编教材,她编写的第一套研究生教材荣获了国家优秀图书奖。
不仅如此,她还积极推动中美CUSPEA项目,开辟新中国自费留学之路。
1987年离休后,李佩除教学外,还担任着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全国理事会理事,亲手创建了中国科学院科技翻译协会,并担任副会长,积极推动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她还率领专家团队翻译《钱学森全集》,与郑哲敏先生共同创立钱学森科学和教育思想研究会,为国家改革和发展继续积极献计献策。
晚年,她又把从事社会公益事业作为自己的工作岗位,组织中关村老年互助服务中心。她亲力亲为,将高水准的各种讲座和报告会带到中关村,时间长达13年之久,被誉为“中关村的一盏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