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王逊（1915～1969），山东莱阳人，中国著名美术史、美术理论家，中国现代高等美术史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1933年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学习，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39年在昆明清华大学研究院攻读中国哲学研究生。历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大、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兼任《美术》、《美术研究》执行编委。建国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他撰写的讲义《中国美术史》是中国美术史上重要的学术专著，也是中国现代高等美术史教育的重要文献。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受迫害致死。

有些事随着时间的变化会逐渐模糊,但有的人和事隔几十年后仍清晰不忘，成为永远抹不掉的记忆，我的老师、著名中国美术史论家王逊先生就是其中之一。2015年是他诞生一百周年，他撰述的《中国美术史》将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再度整理出版，我作为他当年的学生和助教，籍此机会写下一点印象，以志纪念。

生动而富有学术意味的美术史课堂

最初接触王逊先生是在1953年的课堂上，当时我是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二年级学生，中国美术史是必修课，由调到美院不久的王逊教授主讲。建国初期人们学习民族遗产的热情很高，参加听课的除学生外，还有很多教师参加，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的同学也来旁听，教室容不下，就改在大礼堂上课。

王逊先生具有儒雅的学者风度，讲起课来总是从容地娓娓道来。我本来酷爱历史，也看过一些美术史著作（那时多半是绘画史），大都比较简略，王逊先生的美术史课却大不相同，他从原始社会美术的起源和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讲起，历朝历代贯穿下来，通过生动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讲述，重点对美术现象、美术家和美术作品艺术思潮进行分析，结合幻灯（那时还只有简陋的反射幻灯）的形象教学，生动具体，使人进入中国艺术遗产的宝库之中。那时的美术史教学还处于草创阶段，没有现成的教学资料和设备，讲课用的图片等都要亲自筹选，王逊先生的教学严谨而完备，每节课都发给学生提纲讲义，在图书馆的走廊上还结合讲课进行图片陈列，像这样完备的教学今天已很难看到了。

1956年，王逊先生的讲义内部铅印1000册，供教学中使用，名曰《中国美术史讲义》，虽只是大学共同课的教材，但却有相当学术含量，讲义中他以科学的观点和方法，讲述中国美术的全发展（不仅有绘画，还包括雕塑、工艺和建筑，绘画中包括壁画、卷轴画、版画、年画等，都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应是建国后第一部高等美术学校的完整的美术史教材，也为中国美术史的研究起着奠基作用。他原计划进一步补充整理交付出版（当时和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已建立联系），只是由于工作繁忙（当时国务院制订12年科学发展规划，王逊为美术口召集人，同年又忙于建立美术史系筹备工作）没有进行下去。继而，1957年的反右风暴中，王逊被错划为右派，遭受不白之冤，从此失去出版发表成果的权利。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讲义仍不胫而走，为一些单位和青年学子私下传抄或油印。1979年王逊冤案平反后，在江丰的大力支持下，这本讲义经薄松年、陈少丰整理，成为34万字的《中国美术史》，在《中国美术史讲义》撰成30年以后的1985年，才在上海美术出版社出版。需要说明的是1960年至1963年，王逊又曾对教材重新修改、充实了其中的部分内容，可惜这些手稿皆已遗失，实在是一件憾事！

王逊先生对青年学生极为热情和负责。他没有家室独身一人，就住在学校U字教学楼旁的一个连通两间的简单平房里。外间放着书架和两三把椅子，内室是卧房。除应付社会工作外平时很少出门，由于我对美术史课的兴趣，常到先生住室问一些极为简单幼稚的问题，但每次先生都是放下手中的工作给予热情接待，不厌其烦地解答，并提出一些启发性的内容让我思考，还常在书架中抽出一些书来供我阅读，使我受益匪浅。就这样我开始深深地爱上了这个专业。幸运的是我在美院毕业以后被留在美术史研究室（当时还没有成立美术史系），成为王逊的助教。在工作中直接受到先生的指导。如果用今天美术史系的水平要求，那时我还是一个没有真正跨进专业门坎的学徒，但王逊先生非常注意对我着意培养。

最不能忘怀的是先生给我创造向社会一些学者学习的机会，当时故宫常召集专家鉴定书画，先生每次都带我参加旁听，由于先生的介绍，我认识了启功、徐邦达、张珩等先生，外地的学者（如谢稚柳、傅抱石、俞剑华先生）来京开会，也总是鼓励我们前去拜访。还由于先生的介绍，我认识了戏曲史家周贻白先生，因而我有机会到中央戏曲学院旁听了中国戏曲史课，周先生在戏曲方面的精深学识使我获益良多，我在民间美术研究中有关戏曲的知识有很多就是在周先生的课堂上学到的。王逊先生的做法曾引起了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的注意，他特别提出故宫也应当像王逊先生这样培养青年。

1957年王逊先生被错划为右派，离开教学岗位到图书馆改造，从事图书整理繁杂的工作，我也失去了作为他的助教的学习机会，1960年虽然又恢复讲课，因为我担负着相当繁重的教学工作，很少有机会到课堂上再听先生的讲授，对我的业务成长是一个莫大的损失。

精深的学识博雅的学者风度

在“反右”之前王逊先生当时还处于不到40岁的中年时期，但在学术上却渊博而精深。他在幼年即对文学艺术有浓厚兴趣，后来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由于对文学的兴趣和造诣，特别得到闻一多先生的赏识器重，又转入国文系学习。最终受到美学家邓以蛰先生的影响，进入哲学系研修哲学和美学史，成为其得意弟子。邓、闻二位先生的治学方法和态度对他有很深影响。

王逊在中外文学、哲学、历史学、美学方面有着深厚的修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即发表过不少学术论文及诗歌散文作品，现知最早的一篇论文是发表于1938年的《玉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被收入《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会刊》中，同时被滕固编入《中国艺术丛编》一书中。他很注意对美术遗迹的实地考察，1944年通过调查写成《云南北方天王石刻记》在文史杂志上发表，著名学者顾颉刚按语中指出“《云南北方天王石刻记》一文与中国艺术史和佛教史均有重要的关系”。文化大革命前我为查阅一些现代美术史材料到图书馆翻阅旧报纸,在1948年的《益世报》上看到王逊写的《红楼梦与清初工艺美术》的论文，通过《红楼梦》书中叙及的陈设服饰珍玩以至庙会上的民间小玩意儿等，对清代工艺（还扩及到上层贵族对古代工艺的兴趣）作了生动而详尽的论述，这是我看到的红学研究中专门涉及到美术的唯一的论著。

王逊在抗战胜利后任教于南开大学及清华大学，当时已侧身于学者名流之中，他作为美术史家在抗战期间就投入美术遗迹的考察,后来又最先用新的科学观点和方法作研究工作并取得成绩。王逊先生是最早把民间美术和考古成果纳入中国美术史领域的学者之一，1950年作为文化部雁北文物勘察团的成员去山西考察并写成《云冈一带勘察记》，指出除云冈石窟外，沿武州川一线尚有吴家屯、鲁班窑等多处造像，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清华大学工作时曾随林徽因参加了对北京工艺美术的改革与振兴工作，后来又与皮影艺人路景达合作完成《北京皮影》一书。对民间年画、景泰蓝及特种工艺亦有论文发表。

王逊对敦煌等宗教艺术也有较深的研究，早在1943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他曾受聘为设计委员。1956年夏天,欧阳予倩先生主持的舞蹈史研究小组请王逊先生讲敦煌壁画中的舞蹈，他在讲座中对唐代乐舞及在敦煌壁画中的艺术呈现讲得生动而具体，引起听讲者浓厚的兴趣，并获得欧阳老的高度称赞，告勉研究组的成员要像王逊先生那样扎扎实实地作学问。

1956年他带我们到南方考察，在南京博物馆看到《职贡图卷》，记得该画卷题名作者是唐代阎立德，当时他就提出此画的原作年代要早于唐代，因为画卷上的有些国家在唐代已不存在了。还和我说这件作品非常值得研究，可以成为一篇学位论文。后来经过他的研究论证确定此图系梁元帝萧绎的画本。

大约是在1960年，我随他参观西安碑林，在翻检书院街卖碑帖的小摊子上的一堆杂乱拓片中，发现了凌烟阁功臣图的宋代石刻拓本，他为美术史系以低廉的价钱买下了这一拓本（不是像有些人见了宝贵资料就归为已有），由此引申对阎立本和凌烟阁功臣图又下功夫作了考证。

关于永乐宫壁画的研究成果

王逊先生在摘掉右派帽子之后发表的唯一的论文即《永乐宫三清殿壁画题材试探》，永乐宫三清殿元代壁画是我国古代最完整最丰富的道教壁画遗存，在中国绘画史的发展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确认壁画中庞大的神仙体系和神祗的名目是研究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所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但当时却没有人能讲清楚，甚至还流行有“三百六十个值日神”等错误而含混的传说。由于1963年永乐宫壁画摹本要去日本展出，而永乐宫的三清殿壁画的神像内容必须有明晰的解说，配合展览发表一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当时把这一任务交给王逊先生，王逊对宗教美术及佛道教的神祗形象本来就有丰富的知识，但把三清殿壁画中二百多位复杂的神像体系讲清楚还是有一定难度。他面对这一艰巨的任务充满信心，为了查阅卷帙浩繁的《道藏》等有关资料,一头扎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当时已是盛夏季节，那时根本没有什么空调设备，暑气如蒸，王逊先生支持着孱弱的身体像战士一样投入工作，终于在较短的时间完成了论文。

论文显示出作者对宗教和宗教美术渊博的学识，他从繁复庞杂的大量道教文献中对神祗的发展组合理出头绪，对照永乐宫壁画给予诠释，联系《朝元图》的发展，吴道子画派的延续，五星图形象的演变考订，最先破译了长期模糊不清的神像内容，虽然有些见解未必全部完善，但为永乐宫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础，一位国外的美术史家对这篇文章非常敬佩，当他得知是在很短的时间写出后，更表现出异常的惊讶，说这简直是凝聚了一辈子的功夫！

今天回想起来，王逊从1960到1963年在业务上和教学上简直是与生命和时间赛跑，不仅担负着繁多的课程，还撰写出大量教材，他的状况虽然有所改善，但作为“摘帽右派”仍然顶着不小的政治压力，他指导着外国留学生的论文，但在接触上却有很大限制，他是文化部组织的编写教材的主力，但却不能亲身参加关于教材的讨论和审定，他还有很多研究成果未能发表，甚至遭到剽窃。他是在心情极为压抑下认真负责的为培养美术史人才而作出巨大贡献的！

王逊之死

1957年的反右处理，使王逊在职称上连降三级，工资大幅下调，生活上不能不受影响。1960年后王逊作为“摘帽右派”开始又走上课堂，而且担负着刚刚恢复的美术史系的主要课程。虽然仍有政治压力，但境遇已比以前有改善，1973年发表了论文，按说他还会为美术史建设作了不少贡献，但自1974年以后，一场政治风暴铺天盖地而来，最后终于吞噬了他脆弱的生命。

王逊本来身体状况就不好，曾经患过肺结核病（后来治愈），文化大革命开始作为右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揪斗，后来作为“江丰反党集团”成员又遭审查，在寒冷的季节被囚禁在学校后院的简易房里交代问题，薄薄的墙板和屋顶，本来就不能抵御风寒，孱弱的体质哪能禁得起如此“考验”，终于在放出“牛棚”后没几天，在来学校的路上口吐鲜血，被送进了医院。

我知道王逊之死是在他逝世的几天之后，当时正处于运动高潮，我们被分配到地下锅炉房烧暖气，换班回到组内时才知道他的遗体早已火化。一代学者故去，没有办法表示追悼和哀思。王逊夫人把先生的全部藏书和研究资料捐献给学校，当时的领导——军工宣队竟当作抄家物资全部处理给旧书店，使这一批先生多年聚集的图书资料遭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失。

2015年是王逊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改革开放迎来了学术的春天，美术史阵营已是人才济济，学术研究也成果斐然，但我们不能忘记为新中国美术史论学科作出巨大贡献的开拓者和耕耘者，这也使我们更加怀念王逊先生。

（作者为人民美术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中国美术史》所作序言，发表时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