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创建于1901年的山东大学，是中国最早的几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之一，向以文史著称，尤其是在建国以后的50年代，更是盛极一时，中文系有“冯陆高萧”、历史系则有所谓“八马同槽”(指杨向奎、童书业、黄云眉、张维华、郑鹤声、王仲荦、赵俪生、陈同燮八位著名教授同时任教于历史系)，实力雄厚，为海内外瞩目。而中文系的这四位名教授中，就有高亨、陆侃如、萧涤非三位毕业于清华，他们长期执教于山大，悉心培育人才，对山东大学古典文学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大学间互动的一个显例。

一、高亨先生与先秦文学研究

高亨，1900年生于吉林省双阳县，10岁始入邻村私塾就读，精读了《论语》、《孟子》、《诗经》、《尚书》等重要古籍。1918年春，考入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3年春，到北京深造，先入弘达学院，既而转到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1925年秋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为该研究院首届学员。1926年，高先生以《韩非子集解补正》为题毕业，并因成绩优秀，与吴其昌、刘盼遂、徐中舒等16人一起，获奖金100元。自清华毕业后，高先生曾先后任教于东北大学、河南大学、武汉大学、齐鲁大学等多所大学。1953年，经陆侃如、冯沅君两先生引荐，到山东大学任教，自此便定居山大，教书育人。

高亨先生在清华的时间并不算长，但所受影响很深，奠定了学术研究的路子。他曾在《自传》中道：“大学生活，特别是清华研究院的生活，给我以很大影响。当时有杰出的学者梁启超、王国维担任研究院导师。我的毕业论文《韩非子集解补正》深得导师梁先生嘉奖。梁先生说：‘陈兰甫开始把《说文》带到广东，希望你开始把《说文》带到东北。’毕业时梁启超还赠我一副对联，予以鼓励：‘读书最要识家法，行事不须同俗人。’自青年起，立志遵循清代著名学者高邮王氏（王念孙、王引之）的家法，严谨治学，锲而不舍，并决心永远过三书生活：‘读书、教书、写书。’”（载《中国现代科学家传略》第一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高先生的治学方法，具体说来，就是遵循朴学方法，以文字音韵训诂为工具，来研读先秦诸子的遗著，从而抒录个人的心得。高先生一生著作17种，遍及《周易》、《诗经》《老子》、《庄子》等先秦主要典籍。通观这些著作，我们不难发现，高先生实践了他在清华学校时确立的学术宏愿：以朴学的方法整理先秦学术。

到山东大学之后，高亨先生有了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又焕发了学术青春，不断有新作推出，旧作也得以修订再版。这一时期，高先生不仅学术上硕果累累，在教书育人上也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他担任中文系本科基础课、选修课，并指导了两届研究生和若干进修教师。50-60年代，高先生有大量的科研工作要做，平日足不出户，惜时如金，但为了青年后学的成长，不惜付出可观的时间和精力指导，逐字批改作业，具体解答问题，指导论文写作。高先生殚精竭虑，滋兰树蕙，培育学术传人，使山东大学的先秦文学研究在国内一直处于较为前列的位置。

在高亨先生的弟子辈中，亲炙其时间最长、最得其学术真传的当是董治安先生。董治安，1934年生，江苏徐州人，1952年入山东大学中文系，195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经由冯沅君先生推荐，担任高亨先生的学术助手，自此一直工作在高亨先生身边，协助高先生进行教学科研。对于这位助手，高先生精心培养，其事迹曾登上《光明日报》，这篇题为《高亨教授和他的助手》的报道，讲到了高亨先生对董治安的培育。高先生的引导，加上自身的努力，董治安先生很快就在学术上显露功力，《说〈晏子春秋〉》（《山东大学学报》1959年第4期）、《与吴则虞先生谈〈晏子春秋〉的时代》（《文史哲》，1962年第2期）等论文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董先生还与高先生合写了《孔子与周易》（《文史哲》，1963年第6期），合作出版了《上古神话》等。在高先生晚年，董先生协助他修订了《周易大传今注》、《诸子新笺》等著作。而高先生晚年到去世后，由董治安先生整理完成的《古字通假会典》，更成为师生学术薪传的佳话。

古字通假是先秦两汉古籍中常见的文字现象，不明通假就为一大批古籍的研读形成障碍。有鉴于古字通假的重要性，早在20世纪30年代，高先生就着手搜集资料，虽世事时事变迁，一直坚持不辍，50年代生活较为平静后，高先生将所集资料稍加编排，整理出一个初稿。之后，高先生又陆续收集、补充资料，到70年代末，新集资料竟比初稿多出一倍。1979年，高先生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便把最后整理《古字通假会典》的工作交由董治安先生来做。董先生以三年多教学之余的宝贵时光，精心整理，最终完成了这部书的编纂工作，总规模达180多万字。

在高亨先生的培育及密切的学术合作中，董治安继承了高亨先生的学术志趣和路数，以先秦两汉文学文献为主要研究领域，其著作《先秦文献与先秦文学》、《两汉文献与两汉文学》等著作，也遵循朴学的方法，注重从文献出发，不做无根之谈。董先生主编的《两汉全书》，集十余年之功，将两汉四百多年的文献集于一编，也是古籍整理的典范之作，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山东省社会科学重大成果奖。董治安先生曾任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从1992年5月起，担任过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后改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从1983年10月起，任（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并任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等重要学术职务。1994年受聘为《中华大典》编纂委员会委员、《文学典》副主编、《先秦两汉文学分典》主编。董治安先生的学术成就和经历证明，他是高亨先生名副其实的学术接班人，是山东大学先秦两汉文学研究承上启下的重要学者。他培养的一批博士生、硕士生，如王洲明、王培元、郑杰文、廖群、王承略等，都是活跃在这一领域的知名学者。可以说，山东大学的先秦两汉文学及文献学所处的领先位置，与高亨先生的开拓及董治安先生的传承，关系至为密切。

2005年6月，《高亨著作集林》出版暨高亨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其间，董先生率众弟子拜谒位于清华园内的王国维先生纪念碑，忆及高亨先生生前往事。那一刻，我被深深地触动，直观地感悟到这两所大学之间学术上的交融。

二、陆侃如与中古文学研究

陆侃如，字衎庐，1903年生于江苏海门。陆先生自幼资质聪敏，勤奋好学，1920年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1926年毕业，同年入清华国学研究院，1927年毕业，论文《古代诗史》获优秀论文奖。1927年，受上海中国公学之聘，任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同时，在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任教。1932年他与冯沅君先生一起赴法国巴黎研究院留学，1935年双双获文学博士学位。是年秋回国，陆先生任燕京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8年初毅然离开北平南下昆明，任中山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和教务主任，1942年任迁至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47年秋，接受山东大学的聘请，任中文系教授。

早在大学时代，陆侃如就出版了《屈原》、《乐府古辞考》等著作，发表《宋玉评传》等文章，在古典文学研究上初露锋芒。1929年1月，陆先生与冯沅君在上海结婚，他们结合后，先后共同完成了《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简编》等一系列著作。1937年至1947年，陆先生用整整十年时间写成《中古文学系年》一书，采用以年系人的方法，对汉晋之间150多位作家的有关事迹做了详尽的考订和清理，史料丰富，是一部达80余万字的皇皇巨著。所有这些，奠定了陆侃如先生作为著名古典文学、尤其是中古文学研究专家的权威地位。

全国解放后，生活渐趋安定，陆先生在学术研究等方面都进入一生的黄金时期。1949年青岛解放后，陆先生任山东大学图书馆馆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1年春，被任命为山东大学副校长，又陆续兼任《文史哲》编委会主任、校科学研究委员会主任，并当选为山东省人民代表。1953年后，又相继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委员、全国作协理事等。学术上，陆先生用新的观点和方法，修订《中国诗史》和《中国文学史简编》。在此基础上，又新著《中国古典文学简史》。

陆先生治学方法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从朴学入手，无论是做屈宋研究，还是研究文学史，莫不如此。在他看来这是研究古典文学的基础工作，也是古典文学研究的基础。这一点，陆先生与同为清华国学院毕业的高先生有相似之处，只不过高先生所做的侧重于对先秦典籍的整理。

1957年，陆先生被划为“右派”，但由此也免除了行政事务的纠缠，专心于教学和研究工作，尤其是对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培养。龚克昌忆及陆先生对自己的培养时说：“我与陆先生相处前后达十余年之久。如果有人问我，你对陆先生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会不假思索地回答，他是一位后学的良师。作为一个良师，须具备两条：一是要有广博精深的学问，二是对学生要有谆谆善诱的精神。这两条，陆先生都很具备。……陆先生对学生是有求必应，诲人不倦的，这点大家都有同感。”（《汉赋研究·我研究汉赋的前前后后》，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文革”中，陆先生重要的“罪名”之一，是“和党争夺接班人”，今天看来，这恰恰说明了他在培养人才上所付出的辛勤努力。在陆先生的学生中，牟世金、龚克昌、张可礼等几位一直工作在山大中文系，可以算得上是其在山大的学术传人。

牟世金，1928年生，1956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1960年毕业留校，即任陆先生助教。陆先生对牟世金培养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进行合作研究。牟世金回忆说：“1962年，陆先生按照系领导的要求，经过数次修订，为我制定了一个经过15年达到教授水平的长期培养计划……陆先生对我的另一个重要培养方式，是以合作的形式进行科研。在1962年至1964年不到3年的时间内，我们共完成《文心雕龙》、《刘勰论创作》、《刘勰和文心雕龙》三种专著和一些论文。”（《陆侃如和冯沅君》，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在陆侃如先生指导下，牟世金以《文心雕龙》和魏晋六朝文论为主要研究方向，辛勤耕耘30年，成果卓著，受到海内外学者的肯定和赞扬。1988年，他出任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并被选拔为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还曾兼任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常务理事及秘书长、中国古代文论学会常务理事、山东大学文科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可惜的是，牟世金先生于1989年英年早逝。若天假时日，相信牟先生在文艺理论方面的研究一定会有更多建树，为山大中文系做更大的贡献。

龚克昌，1933年生，是陆先生指导的首位3年制研究生，196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研究生期间，龚克昌就在陆先生指导下开始辞赋研究，选定的题目是《汉四家赋初探》，这奠定了其日后的学术方向。建国以后的30年中，汉赋被贴上形式主义的标签，研究几乎沉寂。1981年，龚先生在《文史哲》发表《论汉赋》一文，率先从正面肯定汉赋的文学价值与历史地位，标志着汉赋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龚先生的专著《汉赋研究》，对汉赋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龚先生在汉赋方面的努力，使他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头人。他还在山东大学创立了国内第一个赋学博士学位点，培养出一大批博士，为汉赋研究增添了有生力量。

张可礼，1935年生，1962年至1965年跟陆先生做研究生，196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研究，时间长达40多年。作为陆先生的及门弟子，张可礼先生的学术研究深受陆先生影响，其专著《三曹年谱》、《建安文学论稿》、《东晋文艺系年》、《东晋文艺综合研究》等，也一如陆先生的文学研究，都是在扎实的文献基础上进行的。他的《三曹年谱》一书从最初搜集资料到最后编写定稿，前后经过了五六年的时间。从年谱入手，对研究对象生平事迹及创作活动做一个彻底的普查，进而对作品进行理论分析，是传统文史研究中“知人论世”原则的具体应用，是典型的朴学方法。

三、萧涤非与唐代文学研究

萧涤非先生（1906-1991），江西临川人。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193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免试进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著名学者黄节先生。1933年毕业，经黄节先生推荐，到青岛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抗战时期，曾一度到四川大学、西南联大任教。1947年，回山东大学，自此一直执教于山大。

萧先生以乐府诗及杜甫研究名世，他在清华研究院的毕业论文《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即获黄节先生的极高赞赏。这篇论文经修订后，于1943年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被誉为“最佳之乐府通史”。在杜甫研究方面，萧先生更是数得上的权威之一。萧先生的《杜甫研究》是其精心研究杜甫的一部力作，初版于20世纪50年代，分上、下两卷，上卷对杜甫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生活、思想、作品等，作了极全面的论述；下卷是作品选注，选诗266首，除对诗中的一些史实、典故作注解外，对每首诗的写作时地、背景、中心思想和艺术特色，都作了简要介绍。这是建国后较早一部全面论述杜甫的研究著作，“说理透辟，内容丰富，独具特色，代表了当时杜甫研究的最高水平，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而奠定了萧先生在我国杜甫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为他赢得了崇高的声誉。”（见张忠纲《萧涤非先生的杜甫研究》，《文史哲》2002年第2期）60年代，萧先生还与游国恩、王起、季镇淮、费振刚等教授合编了《中国文学史》，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部系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论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教科书，作为大学中文系通用教材，使用了30多年，时至今日仍被不少学校作为教材使用，影响极大。

萧涤非先生执教山东大学几近半个世纪，曾任山东大学副教务长、中文系主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古籍所副所长、《文史哲》编委会副主委、校学术委员会及学位委员会副主任等，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一任会长，山东省人大代表，第四届省文联副主席等。逝世前任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教授、名誉所长、博士生导师、《杜甫全集校注》主编、《文史哲》编委，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民盟中央文化委委员、中华诗词学会顾问、山东省古典文学研究会会长等等。这些头衔和荣誉，充分反映了萧先生在学界的影响力。

萧先生从1956年就开始招收研究生，“文革”后，又成为首批硕士研究生导师。1983年9月，山东大学开始招收文学博士生，萧先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批文学博士生导师，当年，他招收了李从军、林继中两名博士研究生，两名人分别在1985年和1986年，以优异成绩提前毕业，成为我国第一批古典文学专业博士。萧先生执教山大时间既长，治学严谨，教学认真，对山大中文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2006年11月25日，萧涤非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在山大举行，会上，袁世硕、董治安、张可礼等教授都谈到了萧先生对自己为人、治学的影响。

清华自建校伊始，即十分重视人文学科。1925年成立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即习称的“清华国学院”），更是集一时之隽彦，短短4年时间培养了70多名优秀的弟子，成为20世纪教育史上的一个“神话”。1928年，国立清华大学成立，共设14个系，其中人文社科类占相当大的比重。清华子弟三千，星散各地，任教于各大学间，对中国的教育界、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支撑起清华的声誉。从学风上看，自清华学校研究院始，由王、梁、陈开其端，经过冯友兰、闻一多、朱自清等几代学人的努力，老清华文科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点，王瑶先生曾提出过“清华学派”的概念，其核心就是“释古”，即以现代的思想、观点重新解释传统文本。高亨、陆侃如、萧涤非几位清华学人会集山大中文系，将清华的朴实学风融入到山大这所根植齐鲁大地、质朴厚重的大学，并且发扬光大，深深地影响了整个学科的发展。传统上对中文系的评价，主要是看“三古”（即古代汉语、古代文学和古代文献）的实力，这种实力决定了一个系的水平高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山东大学文史哲的声誉，正是由冯沅君、陆侃如、高亨、萧涤非、黄孝纾、殷孟伦、殷焕先、高兰等一批名学者支撑起来的，共同铸就了山大的一段辉煌岁月，并奠定了今日学术发展的格局。这其中，我们看到了清华学人的活跃的身影，感受到他们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1952年以后，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枝繁叶茂的清华文科学系被“斩草除根”，只剩下孤零零的工科。然而，清华文科的影响依然生生不息，绵延不绝，享誉学界。80年代后，清华大学的人文社科类学科，能够在中断20多年后陆续复建并快速发展，与老清华学人的存在也有密切的关系。正是他们的存在，保存了清华文科的薪火，并影响着其他院校的发展，进而延续着清华的声誉。这也印证了一个不变的真理，一流大学必须培育一批终身致力于学术的读书种子，惟其如此，方能使得学术薪火相传，大学也才能声名远播，长久保存其影响力。（马庆洲）

转自《中华读书报》2012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