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百岁许渊冲离世,余下的只有回声

2021-06-18 | 文/李斐然 摄影/尹夕远 | 来源 公号“人物”2021-06-17 |

一个一辈子大声说话的老人从今天开始不再能跟我们说话了。翻译家许渊冲先生于2021617日在北京家中去世,享年100岁。

人生一半的时间里,他困在沉默里,度过了复杂的100年,熬过了战争、革命、误解……他外号叫「许大炮」,正是因为没人听他说话,他总是大声说。

有人愿意听他谈翻译时,他已经是个老人了。一辈子大声说的话里,他争过声名,争过房子,争过头衔,争过对错,争过高低,但他并不善于自我表达,因为总是大声地、激烈地说话,他的声音反而很难被人真正理解。

今年春天,《人物》作者李斐然采访了许渊冲先生以及他身边的诸多人士,写成这篇文章,原标题《许渊冲,与平庸作战》,记录了围绕许渊冲的各种声音。其中最重要的,或许仍然是在日记里他写给自己的话:

「我是不是一个庸人?」

他时时都在与平庸作战,他度过了响亮的、值得的一生。

所有声音都在时间里回荡。今天,我们重发此文,听一听曾经的声音,以此纪念许渊冲先生。

「莎士比亚有很多缺点的」

翻译家许渊冲会一边说着话,一边睡着。这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到了四月份,他就要100岁了。

和他沟通最大的考验不是他的年龄,他不糊涂,有很多话要说,声音也很响亮,他身上活着一个战士的炽烈——一种100岁的斗志昂扬。

醒着的时候,他突然提问,「To be or not to be,你知道?这有十几种翻译啊!你喜欢哪一种?」

这句话是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里最有名的台词,复仇的王子站在舞台中央,抉择的艰难时刻,说出传世数百年的名句:「To be or not to be, this is the question.」流传最广的是翻译家朱生豪的版本:「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

「根本就翻错了,你怎么喜欢的啊?一个人哪有生存灭亡的问题?不是谈国家的问题啊,活下去、活不下去,这是自己的问题嘛!」说完倒向沙发,刚躺下又起来,「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有很多缺点的!……我,100岁,莎士比亚,50岁就死了嘛!他莎士比亚不懂中文的,我比他,我英语,法语,我(多)五十几年,我的经验比他强,所以我可以搞得比他好。」

在批评的顶峰,他睡着了。斗志昂扬的房间突然陷入安静。许渊冲一个人住在老旧的两居室里,在朝南的房间书桌上做翻译,然后去朝北的房间,把译文逐字打到电脑里。整整两面墙的书架上,《唐诗三百首》《论语》《红与黑》《高老头》《奥瑟罗》——每一本书都是他的译作。

理解许渊冲是一项考验,他活出了一种绝对意义上的自我,表达也始终激烈,爱与恨,对与错,只容得下一种解释。这导致他长期以来活在一个简化标签里——自负。只有仔细阅读他的日记,分析不同年代的文章,听他在不同阶段的朋友、同事、对手、学生的讲述,结合100年间的时代变迁,才能把人从简化标签中释放出来,发现复杂的另一面。

这一面的许渊冲通常到了深夜11点后出现。一个人守在书桌前,开始翻译,记日记。晚上的许渊冲一言不发,整个房间安安静静,那时候的他一改白天的张狂,依然敏感,但是谨慎、脆弱、犹豫、自卑,后悔自己说话伤人,反思自己为什么总被孤立。他在日记里,用英语询问自己:Am I moderate?(我是不是一个庸人?)

「我是不是一个庸人?我想了又想,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这还是个问号,而不是个句点。沈从文先生说过,一个人应该平庸一点,不应该脱离人生,而应该贴近人生。我脱离人群,和别人不投机,总觉得格格不入,这是不是脱离人生呢?张佛泉先生讲政治课时引用巴斯卡的话说,我思想,所以我是人,不是达到目的的工具,而是目的本身。我是工具,还是目的呢?我来联大目的是做一个能够自立的人……读书人或学生是不是庸人?是人中人还是人上人?……这还是个问号,不是一个句点。」

这是他上西南联大第一个月的日记,也是萦绕了他一辈子的问题。出生在1921年的许渊冲,见证了时代的波澜壮阔,钱钟书教他大一英语,杨振宁跟他上课同桌,陈省身跟他一起打过牌,远房表叔熊式一写的剧本《王宝钏》,英国女王都看过,萧伯纳也赞美。他凡事爱跟人比,但一次次比较让他看到自己的现实——没有他人的天赋或家境,又赶上战争、革命、改造、运动的时代,半生默默无闻。他从小爱看英雄故事,自己却不得不在沉默的压抑中生活,迟迟做不了英雄,怎么办?

这是一个几乎每个人都遇到过的问题。他读过的书,见到的老师,认识的朋友,都告诉过他一个答案——接受。但是,如果接受不了,又该怎么办?

许渊冲用100年的时间找到了一种答案,他当了一辈子的斗士,用自己的人生回答了哈姆雷特的问题:一个人能否活成自己的样子,跟时代、出身、天赋、环境都没关系,这是一个个人问题。他的所有表达都在讲述这个答案,为了让更多人听到,他更大声说,用更激烈的方式说,直到现在,他都在等待来自他人的回音,认同他所发现的To be or not to be,他认为这句话正确的译法是——要不要这样过日子?

炽烈的奇迹

激烈和简单,是熟识许渊冲的人最常提及的两个词,也是这位翻译家最突出的特征。他的语言表达尖锐激烈,语言背后的人却简单天真,一辈子如此。

许钧和许渊冲认识40多年,他在论文里第一次看到许渊冲的名字,那是1979年,学术期刊刚刚复刊,许渊冲就发表了多篇谈翻译的文章。他把翻译视为一种艺术,提出要将翻译提升到文学创作的地位,译文要力求超越原作,追求一种绝对的美。

没过多久,译林出版社组织翻译法语名著《追忆似水年华》,责任编辑韩沪麟邀请15位译者到北京开会,同为译者的许钧在研讨会现场第一次见到了许渊冲,才知道那些澎湃的文字来自一个年近古稀的老先生,外号叫做「许大炮」。他每次开会必到,常常跟人争论细节对错,争到满脸通红。会上讨论书名译法,许渊冲猛地站起身:「我要求用《追忆逝水年华》,若不采用,我就退出此书的翻译!」

但不谈翻译的时候,他为人又很简单。许钧去北大开会或讲学,许渊冲和夫人都会请他吃饭,给他介绍好吃的菜,但也一定会在饭桌上谈起翻译,有一次在北大勺园,两个人争到整个餐厅都停下来看他们,可问题争完后,又坐了下来,继续分享好吃的菜。

「翻译是他的存在方式。一说翻译,他像捍卫恋人一样,他要跟你拼命的。」许钧说,「在翻译上,他是一个绝对的艺术家,坚信自己的原则,又在翻译中绝对贯彻了它。他把追求美当作一种责任,真诚地、绝对地去捍卫他的艺术,导致他的理念有排他性。所有跟他的翻译违背的,他认为都是跟他的不和,都是错误的,这是他对于艺术的绝对追求导致的。虽然他的翻译只是一家之言,但这种不妥协的精神,让他能够在100岁还在不停息地追求,多少人都停止了,他真的是生命不息,翻译不止,这是这么多年我一直很钦佩的地方。翻译到底为什么?它不仅仅是一个精神问题,也不是一个水平问题,更是一个认识问题。」

几乎所有人都发现了这一点,负责出书的编辑都知道,他对待译稿极其珍视,「翻译是他的命」,译每个音节都有讲究,家里人也知道,他的书和译稿不能随便碰,「翻译是他的眼珠子」。每次发现译文有误,他都像仇恨敌人一样憎恨,要竭力纠正过来。

这份炽烈让他的翻译呈现出一种罕见的生命力。通常情况下,大部分翻译家一生只主攻一个语种,只翻译一两位作家的主要作品,由于翻译工作量繁重,译者晚年常常放缓翻译速度,有的不得不告别这项工作。然而,作为翻译家的许渊冲活出了三个奇迹:这是一位在真正意义上翻译过古、今、中、外的翻译家,是一个活到100岁仍每天熬夜翻译的翻译家,最重要的是,这位翻译家一生绝大部分作品是从62岁开始翻译的,也就是说,大部分人从壮年开始的个人奋斗,对许渊冲来说是一场暮年才能出发的赛跑。

这些奇迹全部呈现在他的作品里。改革开放之前,许渊冲只出版过四本书。1983年,62岁的许渊冲开始以一年至少新译一本名著、出一本论文集、写一本散文集的速度进行创作,迄今为止他在中国古典文学领域完成了唐诗、宋词、元曲、汉魏六朝诗、明清小说、《诗经》、《楚辞》、《论语》、《道德经》的英文译本,外国文学领域完成了福楼拜、司汤达、巴尔扎克、莫泊桑、雨果、罗曼·罗兰等作家名作汉译本。纪念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的时候,他开始挑战一个人译莎士比亚全集,这一年,他已经94岁了。

翻译家童元方也见证过许渊冲的热情。那时他接近80岁了,香港中文大学邀请他做翻译讲座,童元方负责接待。许渊冲上台聊诗歌翻译,下了台还是聊古诗。童元方此前在哈佛大学授课,主讲文言文,「我们俩聊得就挺热闹,他的记忆力一流,讲到哪一句译得好,当场背诵出来给我听,我一听就会共鸣,真的很好,怎么想出来的啊?」

许渊冲跟她聊毛泽东诗的翻译,其中有一句「不爱红装爱武装」,他的译作用了英语的双关:「to face the powder and not to powder the face.

「这句我认为是神来之笔。他对自己的得意之作,从不扭捏作态,那种对美的执着令人可感。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快80岁的老人,一讲起翻译,那种天真的得意,真的是手舞足蹈,我觉得他好可爱,我也跟着他一块儿高兴,跟着他手舞足蹈。」童元方目前因为疫情留在台湾,她在电话采访中告诉《人物》,「他是我见过的少数的人,译成不是自己母语的语言,出来的作品还能称之为好。而且他译诗的原则是一定押韵,押韵多难啊,不押韵要把意思翻出来已经很难,又要押韵是难上加难。翻译的取舍之间,甚多讲究。许多人挑剔他因为押韵舍去部分内容,我却因他的译诗保留了最难传达的诗的美感而万分佩服。」

在香港的讲座中,许渊冲讲到自己翻译李清照的《声声慢》,其中两句译文是:

梧桐更兼细雨On parasol trees a fine rain drizzles

到黄昏、点点滴滴As twilight grizzles

吃饭的时候,童元方问他,为什么想到把「点点滴滴」翻译成grizzle这个词?结果,许渊冲一口气背诵出来一连串以「zzle」结尾的英语单词,「drizzledazzlefizzlesizzlegrizzle」……他说因为上半句的「细雨」想要用drizzle,下半句的「点点滴滴」需要押韵,他就直接在这里面挑了一个最合适的。

「这下子把我吓住了,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事情,我们汉语里有韵部,押anang这种,我发现他脑袋里有一个英语的韵部。我就觉得他好厉害,这是他读英文下的很深的功夫。」童元方说。

翻译考验一个人的阅读量和记忆力,灵感不是凭空而来。「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妙译,是他上大学时读英文报纸看到的表达方式,但他牢记了几十年,译毛泽东诗词的时候恰当地用在里面。他一生如追求热恋一样追求更美的译文,而他为翻译付出的那些心力也留在了优美的译文中,其中流传最广的一则是他译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句诗在英语中译出了几乎同样的韵律和节奏:

The boundless forest sheds its leaves shower by shower;

The endless river rolls its waves hour after hour.

每一个单词背后,都是一个翻译家的执着。许渊冲打字很慢,屏幕上字号很大,他眯着眼睛凑近键盘,输入一个字有时要花费三分钟,而他没有助理,整整一屋子的书,每一个字都是自己输入的。

藏在文字里的翻译奇迹,直到今天仍在增加。许渊冲在北大畅春园的家已经住了超过40年,刚搬进来的时候出书,照片里的书房只有一个小书架,译著还能一本本并排展示封面。99岁时的书房显得狭小局促,因为书太多,书架不得不同时放两排书,新的译作来了,只能随机插到空隙里。每一本厚厚著作的封面上,译者署名都是许渊冲。

响亮的第一流

许渊冲从18岁的时候开始做翻译,最初的作品是翻译林徽因写给徐志摩的纪念诗《别丢掉》。那时候,翻译解决的是个人问题——当时暗恋同班女生,他译出了这首诗,放到女生宿舍信箱里。

事实上,学习语言对许渊冲来说是非常辛苦的事。在日记里,小时候学英语的感受是「恼火」,不明白为什么daughter意味着女儿,pupil意味着学生,也记不住26个字母发音,要在WXYZ后面写上汉字「打波了油,吓个要死,歪嘴」才能背下来。后来他学过俄语、法语,试图学过德语,每种外语都学得很艰辛,刚学俄语时为有32个字母而生气,但他还是克服困难全记下来,几乎每次俄语考试都是第一。

在人生最初的日子里,学外语是许渊冲摆脱自卑的方法。在日记里,他形容自己小时候非常自卑,母亲早逝,父亲严厉,哥哥总挑毛病,唯一疼爱过他的长辈很快去世了,这些经历让他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弱者,处处不如人,那时候日记里抄录的句子,是鲁迅文章里让他共鸣的「四面都是敌人」。他觉得自己因为平庸所以孤立,直到发现自己学习外语能出众,才开始培养出自信。

他记录了每次得第一后听到的回响——英语考了第一,其他人开始笑着听他说话;俄语考了第一,吴宓在路上夸奖了他;法语考了第一,暗恋的女生跟他说了第一句话。他对这些日子的记录,用的词都是「甜蜜」。

1938年许渊冲(前排左一)中学毕业与同学留影 图源网络

许渊冲考上西南联大那一年,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年。当时他最喜欢的作家是鲁迅,读他翻译的外国作品,因此喜欢上了翻译。但他的想法很简单,同学看他俄语学得好,邀请他参加进步组织,他拒绝了,因为他学俄语只是为了读俄国文学名著,没有政治意图。

这份简单始终活在他身上。他的大一日记认为抗日战争将在年底结束,之后他们将会取道香港、南昌北上,回到北京的校园。上学报到的时候,行李里还带了一个网球拍,他设想的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普通大学生活,跟同学打网球,休息日去咖啡厅,一边看书,一边吃一块蛋糕。

大三时,学校规定外文系高年级男生必须参军一年,不参军就开除学籍。对于这个关乎前程的决定,他在同一天变了三个主意。早上去填表,觉得自己应该参军。负责接待的是一个军人,态度严厉,要求遵守纪律,他恼火了。填表时听同学说,怎么能剥夺我们上课的自由,不交表了!当即同意,不去了。下午又有一个同学出来说,怎么能因为上不了课就不参军报国了?他又觉得有道理,再次决定参军。

直到亲历了抗战的现实,他的想法才发生了改变。参军后他为美国飞虎队做翻译,被分配到秘书处工作,翻译军事情报。一开始,他还是一个简单的大学生,老师、同学、朋友、同事都被他挑过毛病。这是他的一个习惯,他解释自己爱找他人缺点,是为了实现超越。但是那一次,工作之余听军官们讲时局,分析前线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他开始给自己挑毛病了。

他在日记里检讨自己,「我虽然在为抗战出力,但除了工作以外,想到的还只是穿西服,吃馆子,住洋房,坐汽车,找女朋友,出国留学等等,多么自私!哪有一点国难当头的意识?……如果国家危急,还谈什么个人问题?如果国家有事,我也只有尽我所能,为国出力。」

可是,他遇到了一个现实的矛盾。抗战时期,为国家出力的最常见两条路,一个是参军,一个是做科学家,这两条路他都没法走。军训时期的每天早起已经让他感到「苦不堪言」,纪律严格也让他「深恶痛绝」,大学之初就放弃了参军这条路。他的理科成绩很差,也缺乏理性思维天赋。鲁迅弃医从文,用创作代替战斗的这条路,他也很难做到。上课写作文,题目是写一个有趣的人,他想要写自己,但他发现,要写一个完全真实的自己,他不知道怎么写,要写一个完全虚构的自己,他也写不出来,最后,他发现自己的表达力有限,只能借助看过书里的人物,写「一个半真半假的人」。

他常常需要借助他人才能实现自我表达,这也成为他选择翻译的原因。晚年在那篇日记的补记里,他写道:

「我的观察力不强,想象力也不丰富,所以只好像大鹏背上的小鸟,等大鹏飞到九霄云外,再往上飞一尺,就可以飞得更高,看得更远了。古今中外的诗人文人都是我的大鹏鸟,我把他们的诗文翻译出来,使他们的景语成为情语,就可以高飞远航了。」

和同学讨论「生存」的时候,他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一个人能解决的只有个人问题,而每个人做好自己,就是解决时代的大问题:「人的生存首先为自己,其次才为大众。歌德写《少年维特之烦恼》,完全是为了发泄自己的热情,没有一点为大众谋幸福的意思,却给许多失恋者带来了安慰。」「我学文学只想自得其乐,提高自己,但如果每个人都得到提高,那不就是改革时代了么!?」

他选择了翻译,既是个人问题的解决路径,也是他对时代的回应。此后的履历是一条简单的直线:从西南联大肄业后,当过一段时间英语老师,后来考上清华研究院,研究翻译,留学法国,翻译德莱顿,毕业后回国,继续翻译,直到今天。

这是一条他再没有改过的路,这条路上也只有一个目标:「永远追随着第一名,追随着第一流的作家,自己只是以译为作,把第一流的创作,转化为第一流的译文。」他的译作里只有第一流的作家和第一流的作品。其实,这并不完全是他的个人阅读喜好。他喜欢的作品多是浪漫爱情故事,年轻时最喜欢《茵梦湖》和《少年维特之烦恼》,但他的译作却选择了不少现实主义作家。

从法国留学回国时,许渊冲刚过30岁。他参了军,在部队的外语学院工作,1983年从洛阳调到北大。他当过老师,教过英语和法语,但他更主要的工作是做翻译。上过课的学生、合作过的同事,都对他的翻译印象深刻。

冯庆华是许渊冲在洛阳时的第一个研究生,毕业写论文时,两个人分隔两地,写信沟通,冯的论文的每一步进展都要寄给许渊冲看,许渊冲会提很细的意见。后来冯庆华跟几位中年翻译老师聊天,得知有的老师过去翻译拿不准的时候也会给许渊冲看,「许先生修改之后的确大不一样,很快就被出版社录用了。」

潘丽珍是许渊冲在洛阳时候的同事,后来跟他合作翻译了法国著名作家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第三卷,潘丽珍译,许渊冲校。这是一本非常难译的法国文学名著,潘丽珍在翻译过程中常常遇到难懂难译的长句,「一个句子有一页纸那么长,主句套从句,从句又套从句,接着又跟着各种各样的从句,套得你晕头转向」。想起普鲁斯特的句子,她常常想起原子弹爆炸后的蘑菇云,缠缠绕绕,没完没了,这怎么译?

翻译的时候,潘丽珍用出版社给的稿纸,500字一页纸,自己译一遍,丈夫帮她誊抄一遍,凑到两三本,打成包裹寄给在北京的许渊冲,他用红笔在每一页都认真修改,再将修改后的译稿寄回来。

「改得真好,改得真认真,有些句子很复杂,很难译,我怎么译都不满意,但经他一改,译文变得既简洁易懂,又漂亮传神。当时我爱人负责誊抄,他对我说,『这句话经他修改,读上去舒服多了。』」潘丽珍说,「许渊冲是我的翻译道路上的引路人,是我的良师益友。他不仅亲手修改我的译文,还教我翻译原则,译文要读给自己听,要琅琅上口,只有你自己听明白了,读者才能读明白。」

许渊冲把翻译里面的事情想得很细。冯庆华记得他上课讲「北京长城饭店」的译法,学生按字面意思译成「The Great Wall Restaurant」,他会纠正为「The Great Wall Hotel」,因为长城饭店所承担的职能主要是招待住宿,而非吃饭。但是,翻译之外的世界,他依然想得很简单。潘丽珍常和他通信。晚年他得了直肠癌,但他来信中谈起来轻描淡写,他照样骑自行车、游泳、熬夜翻译,「仿佛不食人间烟火似的,他看上去不知道癌是怎么回事,不懂这个东西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熟悉许渊冲的人都说,他过日子的快乐很简单,能吃到一块甜甜的蛋糕,能骑自行车出去转转,晚上能安静做翻译,他就高兴。他的雄心全在自己的翻译里面。

让我说话

然而,回国后的30年间,翻译世界少有响亮的声音。那时候,外国名著大多成了批判对象,古诗词和《论语》又是封建糟粕,能翻译的只有毛泽东著作,但是文选和诗词都有专门的翻译委员会和定稿小组。许渊冲译了毛泽东诗词,投稿给几家出版社都被退回来,「不接收外稿」。他翻译的巴尔扎克作品也遇到差不多的情况,交稿后一直没有回应,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得以出版。

翻译路上,再难有人与他共鸣。当时他参了军,所处的是纪律严格的部队,他常翻译指派任务以外的作品,拿着译文给领导和同事看,领导跟他说,别再译了,译得不好。许渊冲不服气,把自己译的书寄给负责官方翻译定稿的钱钟书,回信里有「敬读甚佩」四个字,许渊冲拿信给同事看,证明自己的翻译有权威肯定。同事告诉他,这是客气话,不可当真。许渊冲又写信给钱钟书,这次直接把自己的毛泽东诗词译文寄去,请他直接评价。钱钟书用全英文回复了这封信,没有评价他的译文,讲了翻译的常见困境,引用了国外同行的评价:「蒲伯先生译的荷马很美,但不能说这是荷马的诗。」

在洛阳时,潘丽珍和他在同一个教研室三年,常常跟他谈心。许渊冲从法国留学回来,翻译过代表个人主义的罗曼·罗兰,又总想翻译出书,身上背着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名利思想的标签,是改造对象。看他书也出不来,翻译也做不成,「心里怨气大得不得了」,潘丽珍想跟他讲中庸之道,全国的出版社都不工作了,都在搞运动,不让翻就算了,别再译了。但是讲道理,举例子,白天讲通了,晚上又反悔,许渊冲就是绕不明白——为什么现在不让翻译?

许渊冲相信一种简单的道理,翻译是大事,译得好就应该发出声音,这不仅是他的个人奋斗问题,也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影响力,应该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许渊冲老反问她,「为什么不让人翻译呢?为什么不让出版呢?我们的孔子、李白,比他们的莎士比亚早那么久,我们的老祖宗比他们的老祖宗强那么多,翻译出来就能走向世界。」那时候很少人真正讨论业务,「气候不一样」,潘丽珍只好跟他开玩笑,走向世界,没法走嘛。他马上就跳起来急了,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

一个简单的人活在了最复杂的时代。妻子照君后来讲给来采访的鲁豫说,批斗的时候挨了100鞭子,「屁股都成紫茄子了」,回到家急着让照君把儿子的游泳圈吹起来,他好坐下写字。挨打的时候他想到了毛泽东诗词里「惟余莽莽」「顿失滔滔」两句的译法,得赶紧记下来,「怕忘了」,晚年的照君讲述的时候还在笑,「都大紫茄子了,怕忘了。」

「许渊冲1952年回国,他可以选择不回来的,留在法国,这样的选择也不是没有。但是他回来了,一回来继续做翻译。」潘丽珍说,「我觉得他是一个天真的人,他不搞阴谋,一切都在脸上,一切都在嘴巴里说出来。有些人肚子里面有很多不满,地下搞点什么东西。但是许渊冲要说,他嘴里说的就是他心里想的,都是明的嘛。所以,我觉得他也不是难对付的一个人。」

那时候,他一边读报纸,一边给自己做计算题:邓小平号召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要翻两番,自己已经出版了4本书,翻一番是8本,翻两番是16本,他得出结论,「到本世纪末,我打算出20本书,这样才能挽回中断20年的损失」。

1983年,许渊冲从洛阳调到北大。潘丽珍去北京看望他,给他过生日。这时可以出书了,但他「怨气还是很大」。因为他感受的不公平更多了,沉默的30年没有出名的译著,参加评选也超龄了,他没评上博士生导师,学校分新房也没给他。他想鸣不平,但他的语言方式还是一贯的尖锐激烈,这让他的声音很难得到真正的理解。

钱钟书去世时,许渊冲模仿钱钟书的名篇《魔鬼夜访》,写了一篇《李白下凡见许君》。文章里面有四个人物,分别是讲述者我、钟书君、李白、许君。钟书君在文中只说了两句话,向李白推荐了学生许君,让他们谈外国人翻译古诗的问题。不过他们先谈了很多现实问题,为什么进不了英文系,为什么没评上博士生导师,为什么没挣到钱。两个人刚见面的时候,许君正在蓝旗营跟学校干部吵架,说自己已经出了50本书,「我不是国际知名学者谁是?我不能住新楼谁能?什么是名利思想?那是有名无实,或者是名高于实,而我却是名实相符,怎么能算名利思想?」

他习惯了在译文中与自己共鸣,和自己对话。他跟老子争论「不自见,故明」,反对孔子说的「戒之在斗」。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他在书里一边解释如何译成英语,一边跟孔子探讨,「用今天的话讲,这是个知名度问题……孔子认为知识分子不应该计较名利得失……又说过:『必也正名乎?』可见他是主张名正言顺、名副其实的……那么一个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如果不为人知,得不到别人承认,应该怎么办呢?孔子认为应该满不在乎……有名无实或者实高于名的知识分子应该满不在乎吗?」

缠绕在他命运里的是一个悖论。他一生想挣脱的是平庸,想用付出争来一份声名的认可。但在不同的时代气候下,平庸不总是一件坏事,它允许人安静地活着。许渊冲没有得到出版译著一鸣惊人的机会,但也恰恰因此躲开了被打成典型的危机,没有卷入更核心的风暴。

正是因为不平庸,已经闭门翻译的傅雷被再三动员,不得不出来参加学习,最终踏上了慷慨赴死的不归途;也是因为不平庸,同时代的翻译家看着自己的译著成为被批判的「大毒草」,来自全国的声讨反对他们译出来的每一个字,最后不得不亲眼见证多年心血换来的译稿被抄家后付之一炬。

在洛阳,许渊冲活在了平庸里,大部分时间当老师,没什么名气。他有好几十年的日记本上都有水渍,因为干校劳动时赶上发大水,房子进水了,他的日记和翻译手稿也淹了。那时候他白天在干校劳动,晚上关上窗户,还在偷偷熬夜翻译诗歌。天气好的日子,他把它们拿出来,一本一本地晒,晒好了又一本一本收起来。

去年潘丽珍收到了许渊冲新出版的日记,她很仔细地读了,里面记着日常琐事、学习心得和翻译经历,是一个翻译家的成长史。现在看它们的存在很有意义,但那时候谁也不知道沉默的日子还要多久,为什么他相信翻译真的有走向世界的这一天?

「他是个普通的人,但他又真的还不完全是一个普通的人,这样的事,谁能做到?为什么知道这些东西能有派上用场的一天?这些东西他都保留着,谁能保留一辈子?要我早就扔掉了,他不,几个箱子搬来,再几个箱子搬回去。有的时候我觉得,真伟大这个人,别人都不认同,但我会说,真伟大。」

许渊冲在书房对面的朝北房间打字,那个房间的书架上放着他读过的书,几乎每一本都已褪色泛黄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翻译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许渊冲开始出书,以后的每一年,他都在出书,每本书里都有一个鲜明的自我。童元方喜欢他译的《登幽州台歌》,她在采访中翻出来1979年的译本,逐字逐行读了一遍,讲解每句译文里她喜欢的妙处,押韵、用词、节奏,读完又读了一遍,「这次你闭上眼睛,听我读……很像一首诗啊!就是诗的感觉啊!」

她接着读了一遍5年后的修订版,还是逐字逐行读,也有妙译,但这次她不那么高兴了。因为许渊冲把标题改了,幽州台不见了,这首诗叫做Loneliness(孤独)。

「这首诗要讲的是登幽州台的时候,一个人站在那里,那种时空截断的感觉,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为什么有这样的感慨,是因为登了幽州台。但是你先给我写了一个Loneliness,我还没看诗,我已经知道你要写寂寞了。我多么喜欢他的译文,干嘛改呢,说笑呢,我真是想打他一顿不是吗?」童元方说。

翻译李清照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他替李清照在英语里做了决定,把「过江东」直接跳过。有人写文章批评了他的译文,他在反驳中回应:「为什么不肯过江东呢?不是因为项羽无面目见江东父老吗?为什么无面目见江东父老呢?不是因为江东八千子弟兵都为他牺牲了吗?」

所以,在这首诗的英语版本里,李清照说了一句很美、但不存在「江东」的话:

至今思项羽,Think of Xiang Yu who'd not survive;

不肯过江东。His men whose blood for him was shed.

这种翻译特点在他的汉译本中更加明显。法国文学翻译家施康强读了许渊冲译的《红与黑》后,写文章指出,译本中加入了很多原作者没写的内容,比如在本意「粗活」的词后面加上「非常艰苦」,全书最后一句,原话是「Elle mourut」,字面义为「她死了」。在许渊冲的版本里,这句话译为「魂归离恨天」。

1995年,《文汇读书周报》收集了市面上十几种《红与黑》的译本,组织学者讨论,并展开读者调查——在这个时代,你喜欢什么样的翻译?

316封信寄回了编辑部。多位主要参与者已经去世,许钧是发起者之一,他直到现在还记得20多年前的讨论,每一封回信背后都是动人的故事:14岁的初中生找了同学一起讨论,75岁的老人在一家三代商讨后写下看法,机床厂的工人在身边先做调查才写的意见,还有一封信来自监狱里的犯人,「在监狱里他还在看书,他从狱中发来这封信,要支持直译。一个狱中的人,还在考虑文学跟文化的关系,说明翻译真正影响人的精神生活,翻译原则是会实际影响人的观念的,这对我来说非常震撼。」

赵瑞蕻是《红与黑》的第一位中文译者,1944年把这本书引入中文世界。他在和许钧的对谈中公开自我检讨,「我年轻时候把《红与黑》译得太花哨了,喜欢用大字、难字,用漂亮的词,堆砌华丽辞藻,这不对,因为这不是斯丹达尔(注:司汤达旧译名)的文笔。」他还撰文反思自己的旧译,「有时偶尔翻翻,于心很不安……把一本名著译坏了,真是件可悲的事!」

这场学术讨论中,争议最大的是许渊冲的翻译,他的「魂归离恨天」在投票中得了零票,他提出的「翻译是借尸还魂」等观点也引发讨论。不止一个同行提了意见,反对把译者的想法加进去,提倡尊重原作者本意。赵瑞蕻仔细对照了《红与黑》的所有译本,法语原文是Elle mourut,英文版是She died,意大利文是Ella mori,德文是Verschied sie,每种语言都是「她死了」,中文也应该保留这种风格,「这才是斯丹达尔」。

这种学术批评的声音让许渊冲很难平静。他把针对翻译的讨论视为对自己的反对,与不同意见展开论战。他形容这场学术争论是「文学翻译路线斗争的大问题」,反对者「流毒至今,非要打倒了不可」,批评对方不理解自己翻译时在「粗活」后加上「非常艰苦」的用意,「在文革期间大约没有经过劳动改造,所以不知道用铁锤打出几千枚铁钉的艰苦」,「我受压三十年,居然还有出头之日,怎能不翘『尾巴』呢!」

围绕他的翻译争论持续至今,讨论范畴也早已超越了《红与黑》的译本。后来,许渊冲提出翻译是两种语言的竞赛,文学翻译是两种文化的竞赛,译者要发挥译语优势,战胜原文。包括王佐良、陆谷孙等业界知名翻译家都站出来反对,「各种语言都在称职地为操这种语言的人群服务,何来优劣?如何竞赛?」

论战中,许钧曾经和意见不一的翻译家一起去许渊冲家拜访,面对面坐在一起,「因为他耳朵不好,声音永远很响的」,许渊冲不服气,坚持认为许钧的理论在先,误导了读者,许钧也不妥协,解释了自己的原则,最后谁也没说服谁,但每个人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没有伤了和气,高高兴兴就走了」。

「问题在哪里?在他看来是美与不美的问题,他可以去捍卫,但是在我们看来,它已经涉及真与非真了,所以有时候对话对不到一起去。比如『魂归离恨天』,它失真了,但他觉得更美了。只能说他是一种艺术家的精神,我们求的是真,而他寻找的是美。」许钧说。

发生在许渊冲身上的争议在翻译界有一种解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翻译」,原著可以长久流传,但「无论怎样优秀的翻译都是短命的」,原因之一是语言的老化,原著语言可以留在自己的时代,但现代人读1920年代的译文已经能明显感到隔阂。更重要的是,译者的个体认知也在老化。翻译一度允许译者的自我表达,比如清末甲午战争战败后,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就将原作者反对的观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加入译文中,借助翻译针砭时事,在当时的历史语境里,这种翻译激发民众的觉醒,有特定历史意义,这在许渊冲成长的20世纪初并不少见,但新时代的翻译是为了交流和沟通,主张对等,语境已完全不同。

德国汉学家顾彬对翻译的看法是,每一种翻译都是一种理解。「理解和解释并不是结果,而是一个永无尽头的过程。这个过程总是伴随着某些偏见的形成」,同一个杜甫,经由不同的翻译后,可以有100种完全不同的面孔。每种译本都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误解」,但正是这些误解构成了杜甫的深度,让他不局限于任何一种形象,成为一个可以不断解读的谜。

许钧鼓励自己的学生去研究这个特别的翻译家。「社会广泛认同他,但是行业内有很多跟他不同的观点,要从历史的角度去看。」他的儿媳祝一舒研究法国文学翻译,博士论文主题是许渊冲翻译研究。「单从他的理论而论的话,可能在别人看来是不是太狂妄、太偏激了,但我觉得他是结合自身的翻译实践去谈他的理论,有他自身的特色。」

论战时的许渊冲很少得到这样的理解,更强烈的感受是孤立。直到现在,他形容那段日子所使用的表达仍是「四面都是敌人」,提出批评的不少人曾是他的同学同事,他觉得「人变了」,「没有人认同我」,而「我已虚度75个春天」。

他渴望听到认同的声音,把自己和钱钟书的书信公开,引用信里钱钟书谈的翻译问题,写文章讲道理。钱钟书提醒他信件是隐私,说那些信「皆不值得『发表』。『No can do, to use the pidgin English formula.」并在「No can do」下面标了横线,这句洋泾浜英语的意思是「不能做」。但这封信里有一句钱钟书翻译的诗,许渊冲把自己在钱译基础上推敲出来的译文连同信一起发表。文章最后写道:

「译后喜不自胜,以为这是1+1>2的译法,简直可以说是巧夺天工。但钱先生说我们的通信是寻常书信,不值得发表。果真如此,那20世纪就没有人翻得出这样的妙译了,岂不遗恨千古!记得钱先生说过:有人利用他是借钟馗打鬼,可能我也包括在内。他是少年得志,功成名就,不知道受压一生的人多么需要钟馗!没有他的嘉勉,我怎能把鬼打倒在地!」

「他一辈子都在争,争公平,争高下,争第一,到处写文章,争一个水落石出。他像一个斗士,也许他这个斗争的性格,能够让他活到100岁。人就是要有一个盼头,要有一个忙的内容,翻译就是他的忙……他是真的为之奋斗了终身。」潘丽珍说,「没有这个性格,大部分的人都会『算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也可以活。但他不能自甘平庸,他一定要打破这个平庸,要争一个名,每次谈起来都很激动,100岁的人了,还是斗志昂扬。」

事实上,出生于1921年的许渊冲与外界存在着时差。他相信翻译的核心问题是追求美,但这个行业今天真正的问题是生存。千字80元的平均稿酬让文学翻译很难成为一种专职职业,诗歌翻译更是罕有人至的领域。翻译出版最重要的标准是速度,一部外文原著由谁翻译,取决于谁能最早抢到版权、最快完成译文,而不总是谁译得最美。很多书不再有译者署名,因为一种越来越常见的翻译操作是将正文分块,外包给不同人同时翻译,文字汇总后集合成稿,出版成书。

祝一舒的论文完成后,许钧带着一家四口去拜访许渊冲。「看他家里的装修,我一进去都惊呆了。」祝一舒说,「我印象中这样的教授会住比较大气一点的房子,但他的房子除了书,只有生活所需的简单家具。当时他的胳膊受了伤,对着电脑,还在那儿打字,后面全是他的书。我就觉得,他对翻译的热爱是骨子里的热爱,好像睁开眼睛第一件高兴的事,就是让我去翻译。」

这才是一个翻译家身上能够超越时代的共通性。朱生豪翻译《哈姆雷特》是在抗战期间,当时他已经病倒,他将To be or not to be译作「生存还是毁灭」,因为他的个人问题就是亡国灭种的集体问题,是进攻的日本侵略军放火烧的书局,是他花了整整一年辛苦译注却被烧成灰烬的翻译原稿。他的胞弟回忆他的翻译动机,是「为中华民族争口气」。在那个时代里,这句译文是一个已在病榻的译者对外面的世界忍不住的关心。

顾彬在二战中的德国长大,第一次读到「故人西辞黄鹤楼」让他迷上了李白,如今,75岁的他仍在每天熬夜翻译李白和杜甫,译中国诗歌不挣钱,他教的学生没人愿意译,「如果我不翻译,基本上在德语国家就没有人做这件事了」,「这是我的使命,也是我的任务」。

其实,一代又一代翻译家真正的敌人,只有时间。赵瑞蕻晚年开始重译《红与黑》,他打算「加上几百条注释,重写译序」,还要写一本《红与黑解说》。1999年,赵瑞蕻去世,女儿赵蘅的回忆文章中写道,整理父亲遗物时,她发现了那摞《红与黑》译稿,可里面只有前10章,装译稿的牛皮纸袋上,是翻译家用红笔写下的四个字——「死不暝目」。

2014年,许渊冲获得「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是首位获该奖的亚洲翻译家。证书就放在书架上。

声名之后

平庸问题在原则上解决了,93岁的许渊冲在2014年获得了国际译联颁发的北极光奖,他的翻译为他赢得了认可,声名也终于朝他涌来,持续至今。或许,真正的伟大发生在声名到来之后。他的行动替他证明——他是一个纯粹的人,他想要的声名,就是声与名,没有引申义。

他不要大房子。俞敏洪在北大上过许渊冲的课,想买房让老人住,他不愿意,理由是「书太多了,搬家麻烦」;帮他找高端养老院,100万订金也备好了,他还是不愿意,理由是,「看的都是老年人,不舒服」。

声名所蕴含的钱,对他也只是一个抽象概念。付帅是外研书店的总经理,本来在北大学法律,10年前在外研社当编辑,常到许渊冲家里拜访,喜欢听老爷子讲话,一开口全都是诗和论战,听得挺热闹,直到他偶然看到许渊冲签过的合同,法律出身的他看懵了。

什么都是「不知道」,不知道签给谁了,哪些书给版税了,哪些书没给,他只记住出的书超过了100本,自己印到名片上,「书销中外百余本」,后来又有多少书流通在市面上,不知道。「只要是跟他说,传播中国思想,传播他的翻译,他就都授权,授一大堆权,之后自己法律风险极高。」付帅试图解释这种风险,但家里只有他和照君,两个老人都听不懂。

最后,付帅只能教给他一个极其简化的对策,「非专有,都签非专有。」

许渊冲的学生覃学岚很早就意识到他的这种反差。九十年代北大主办过一次诗歌翻译研讨会,请许渊冲发言,他的开场白大意是,我到这儿来是做出了很多牺牲的,现在英国出版社给我的稿费是按英镑结算的,「这倒是实话,但不该在这样的场合说出来,结果惹怒了部分与会者。」可是清华外文系给他过90岁生日的时候,找了杨振宁、何兆武和系里老师陪他吃饭,家人联络了他的崇拜者,从广州专门飞过来,在现场给他送两束花,他反倒发了脾气,表示自己不喜欢搞这一套。

开会提到以英镑结算的书,因为没签合同,只收到了部分稿费,他想跟人打官司,但是律师费两小时1000块钱,是他一个月的薪水,他付不起。最后他发了一通脾气,写了一篇文章来骂,骂完了,继续翻译。

伟大和平庸同时出现在这个人身上。他能把事想简单,不住大房子,也不想要鲜花,至今每天勤勤恳恳翻译,跟所有来拜访的人谈翻译,只想得到翻译上的认同。与此同时,他也把声名的复杂想简单了,在书里批评已故的同行,接受公开采访像私下聊天一样,讲老同学哪些人离婚出轨,生病做了哪些手术……

覃学岚曾任清华大学外文系副书记,分管过学生工作,许渊冲曾明确表示希望邀请自己去外文系给学生去做讲座。覃学岚感到为难,他其实想请80多岁的翻译家分享经验,但是许渊冲的说话方式始终简单激烈,「只说自己好,别人都不行」,这样子给学生上课,年轻人怎么想?

他的生活也随着声名的到来变得喧闹起来。一拨又一拨的人登门,一拨又一拨的采访。许渊冲作为翻译界的神话登上了热门新闻,上了电视,他成了新一代人的大鹏鸟,网上冒出来很多文章,有人夸他,有人质疑,还有人论证他的英语不好。许渊冲还是在书房做翻译,电话在照君的房间,她代替许渊冲和外面的世界联络。那时候,老人常常要自己面对电话里陌生的声音,接连不断地听到,有人质疑许先生的能力,请问你们怎么回应?

许渊冲还是老办法,写文章论战。可时代彻底变了,互联网是一个喧哗的话语场,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付帅帮他找了一家媒体做了访谈,文章很快淹没在海量头条里。

八月十五中秋节,许渊冲骑自行车出去看月亮,月亮照得路很亮,但是他没看到路上的坡,从自行车上摔下来。

在导演朱允拍摄的纪录片里,摔倒的许渊冲瘫倒在地上,打电话叫救护车的人问,「老先生您贵姓?」

坐在地上没法动,许渊冲说,「姓许。」

「哪个许?」

「言午许。」

「您叫许什么?」

「许渊冲,渊博的渊,冲是两点水加一个中间的中。」

讲话的人汇报,「许渊冲,言午许,深渊的渊,林冲的冲,96岁,是北大的老师。」摔倒的许渊冲还在补充,「最近,《朗读者》报道了我。」

在医院,照君心疼老伴受伤,许渊冲说,「月光如水,从某个意义上还摔得挺美的。」

照顾许渊冲的人跟主治医师商量治疗方案。一个96岁的老人要做手术是大事,这么大年龄能动手术吗?不动手术会怎么样,动手术又该怎么恢复?大夫让他放心,106岁的他都见过,现在都能下地走路了。

手术结束后,主治医生出来说,许渊冲这样的他还真没见过,上了手术台滔滔不绝,要跟他讲自己翻译的诗。

醒过来以后的许渊冲眼见着衰老了。每天躺在床上,他没有办法翻译,看书要用手举着,坚持不了多久就会累。来了很多人到医院看望他,送了很多花,录了很多采访,可很少人跟他真正谈论翻译。

晚年的许渊冲常常说一句话,「你要接我的班」,这句话对潘丽珍说过,对俞敏洪说过,对没学过翻译的付帅也说过,但每次他听到的答案都差不多——这么难的事情,我做不到。

出院以后的许渊冲开始翻译莎士比亚的《暴风雨》,每天1000字,译到中途就放弃了,理由是剧很乱,不美,不好,「不值得我译了」。

《暴风雨》是莎士比亚最后一部作品。这的确是一部少有人爱读的剧,主人公是魔法师普洛斯帕罗,他脾气不好,总是怒气冲冲,有权随时制造暴风雨,一切全看他的意志。作为一个老师,他言辞苛刻,始终怀疑别人是不是认真在听,最常出现的台词是,「听我说!」和「你听到了吗?」

美国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提供了解读这部作品的一种视角,莎士比亚在此前作品中揭示的真理是,一个人只能跟自己对话。哈姆雷特在剧中始终大声独白,只有父亲的鬼魂与他短暂对话。而《暴风雨》想要表达的是剧作家从一辈子剧场生涯得到的领悟,不管他的戏写成什么样,舞台上演得怎么样,剧场内观众总是吵闹喧哗,这是莎士比亚在人生终点发现的真理:「没有人真的会去听任何其他人说的话。」

正午时分的许渊冲家依然光线不好,左边的房间是妻子照君的卧室,墙上挂着许渊冲最喜欢的「自豪使人进步」,右边的房间是许渊冲的卧室和书房,里面的书架上放着他全部的译著

他人的伟大

99岁这一年,许渊冲不想译莎士比亚了,他译了一整年的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他的选择终于变了,既不是最有名的作家,也不是作家最有名的作品,这次是他自己感兴趣的作品。说起这个,他把身体仰靠回沙发椅,对新选择很得意:「哎!这本书写得很不错的喏!」

他说译完了古代,现在要译现代作家。这是一个翻译家迈向100岁的雄心。然而,亨利·詹姆斯是出生于1843年的作家,这部作品「The Portrait of a Woman」通常译作《一位女士的画像》,许渊冲的译本题为《伊人倩影》。

一本名为《伊人倩影》的书能不能在2021年的中文市场卖出去?我问了不同出版社的不同编辑,大家都沉默了。其中一个编辑说,现在许渊冲写什么书她都给出,「不计成本去给他出」,「我特别愿意维护他这样的人,把这个梦维护好,让他觉得自己这辈子活得特别有意义」。

或许,伟大也发生在许渊冲的周围。他的伟大是一种简单,而让这种简单能够在现实中落地的,是那些代替他消化了复杂的人。

长期以来,妻子照君承担了一个翻译家的全部生活,买菜,做饭,打点人情关系。许渊冲喜欢吃甜的东西,喝牛奶要放糖,喝粥也要放,水果要是不甜,他就不吃。照君会给他准备蛋糕,在冰箱里放好。夏天挑甜甜的哈密瓜,切成一个个小块,放在盘子里,等他翻译以后吃。

许渊冲曾参加国民党三青团,公开发言也不止一次越界,但他一生都没有划过右派,定性始终是「业务讨论」,他写文章解释为「稀里糊涂没有被划成右派」。这份极其罕见的运气可以从照君的履历里找到答案。照君,原名赵军,俄语翻译,14岁参军,年轻时当机要员,得到过毛泽东接见和提点,「昭君要出塞的嘛!」从此改名照君。关键时期,许渊冲的院长是照君参军时的政委。

「他在人际关系上没有一个两岁孩子懂事,非常的直,所以纯真啊,就是指的这个,我偏偏就喜欢这个。」照君2017年在《鲁豫有约》的采访时说,「很幸福,也很辛苦,因为那个时候像我这样的人很红,很受信任,所以人家说天底下哪有这么大的大傻瓜,放着阳光大道不走,专走那独木桥,就把这些人打成了臭老九,就是改造的对象,我就觉得我这个独木桥,想在这样的人(身边),才好。」

照君在采访中说许渊冲是自己崇拜的偶像,他身上有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自己在他面前只能算「小学生」。有一次付帅带着妻子去家里拜访,刚好电视台寄来节目录像,照君招呼他们一起看。节目一开场,许渊冲说起初恋哭了,付帅特意回头看了一眼照君的反应,「还是一脸崇拜地看着许先生」。

付帅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医院,老太太一个人躺在病床上。他后来一想起来就生气,「去世有可能都是累死的,就被你们媒体们,因为去了《朗读者》一下就爆火,一天好几拨人。」那一天,她已经认不出来付帅的脸了,只是握着他的手,两个人掉眼泪。他们最后的聊天是教老人使用微信。她买了iPad,付帅手把手教她设置,她给自己取了一个微信名字,叫做「春暖花开」。

2018年,照君去世,许渊冲在葬礼上嚎啕大哭。冯庆华当时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当副校长,得到消息后,他第二天赶了早上的高铁到北京,看望自己的导师。97岁的老人一个人在家,推门进去,房间里安安静静,许渊冲坐在电脑前,还在做翻译。

在后来的两年多时间里,照君的房间基本保持了去世前的状态。桌子上放着大号数字键盘的电话、放大镜,放在最上层的是拆了封的EMS快递包裹,时间戳还印着2018年。她的座位靠墙边,那是一个没有人再去坐的空椅子。

现实问题是他人帮了忙。许渊冲住的老式板楼,上下楼都要爬楼梯,俞敏洪给北大写信,八九十岁老教授住楼里,无论如何得把电梯装起来。后来跟北大校领导吃饭,他当面又提了一次。现在整个畅春园老楼都装了电梯。

书桌前的许渊冲依然活在现实之外。他想去付帅的书店看看,在厚睡衣外面套个夹克就出了门,付帅怕老人冻着,把大衣脱给他穿。过去合同都是照君管,付帅问他,以后的版权问题怎么办?许渊冲告诉他,俞敏洪要给他在北大弄一个许渊冲翻译研究院,到时候找研究院。他记住的还是10年前的答案,「非专有,我记着呢!」

但是,现实有它自己的复杂。俞敏洪并没有想过办一个「许渊冲翻译研究院」,因为要是研究翻译,「必须有一批人来做,这批人就得(有)每年持续的基金投入」。「我跟他说,给他弄一个纪念馆,但是我不能做你一个人的纪念馆,因为北大外院有那么多著名教授,要做一个统一的纪念馆,你是其中的一部分。」他说,「你想北大怎么可能为了许渊冲一个人建一个纪念馆?但是如果我说为北大外院建一个纪念馆,北大是不可能不同意的。」

俞敏洪看出来了,他的老师简单,这是他的特点,也是他的优点。「我觉得他人生特别简单,他的人生并不复杂,他的思考也不复杂,他其实并没有去想那么多的纠结的哲学问题,人生终极目标问题,他不去想这个问题。就简单(活)在我翻译这件事情上,觉得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义,我要把翻译做到极致。他甚至都不去想我要不要促使中西文化交流这件事,他认为(翻译)这件事本身就在里面了。老头很纯粹了,纯粹到每次见到你,拉着你就是讲翻译,从来没讲别的。」

妻子照君房间的书架既有许渊冲的书,也有妻子喜欢读的书,照君还在书架上摆了很多生活照片

Now Night

迈入100岁的新年前,冰箱里放着蛋糕,一盒挨一盒,整整齐齐码在隔层上。狭小的客厅没有直射的窗户,到了中午依然昏暗。餐桌上放着一排旺仔牛奶,一排椰汁,都是甜甜的味道。唯一的变化在照君的房间,书桌收拾干净了,2018年的旧包裹纸没有了,地上多了一盆蝴蝶兰。

争了一辈子的不平庸,在那天下午缓和了一会儿。我拿了他的日记给他看,告诉他,平庸的感觉,大家都会有。他看不清书上的字,想了好一会儿,背出了80年前钱钟书的原话,「Everything is a question mark, not a full stop.」(一切都还是问号,而不是句点。)

「是不是庸人啊,不能解决的,应该说,每个人都是庸人的。唉,这是一个永远的问题。能解决也是我自己的解决办法,别人不一定懂。我自己,现在也觉得是庸人,很多方面都是的,我吃饭,译这些作品,都是庸人的事嘛!过了几十年了,各种看法,不是都绝对有道理,看多了,见多了,我自己也是变的。」对话中,他第一次把自己说得笑了起来,「原来太固执了。」

To be or not to be的其他译文,包括朱生豪的「生存还是毁灭」在内,都得到了包容。「我是根据莎士比亚,应该是那个意思,要不要这样过日子。但是别人别种译法,也不是说不可以,也可以。」

那个下午的许渊冲展现出自己不太常见的那一面,连声音都没那么响亮了。他主动说自己得意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前半句其实是卞之琳译的,上课听了一直记着,在他的基础上补了后半句。翻译上也有不少比他厉害的人,看到毛泽东诗词法语译者翻得好,他就不翻了。

但这份包容没有持续太久,他再次进入了敏感的自卫状态。他的对话里有个敌人,他用语言一再对抗它,强调翻译《静夜思》「没一个比我好的」,批评在舞台上说「生存还是毁灭」绝对不行,「这个笑话了!」

一个人的慷慨陈词后,他又短暂睡着了。照君房间的墙上挂着他最喜欢的对联,后面一联「自卑使人落后」磨得破破烂烂,「落后」两个字被电视挡住,「自卑」不知从什么时候被撕掉了一半。前面一联是「自豪使人进步」,完好无损地挂在窗边,每个有太阳的上午,阳光都会照在上面。

醒着的时候,他批评了汉学家柯睿(Paul Kroll)翻译的「故人西辞黄鹤楼」。这是他在70年代读到的错误,柯睿把「西辞」错误翻译成了「going west」,「这句一错全错,故人西辞黄鹤楼,是离开了西边的黄鹤楼,从黄鹤楼到上海,这段美啊!他说是黄鹤楼往西,到四川,那一路哪能比呢?这是外国人翻的,这是我指出来的错误。」

没有手机,不会用网络,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是每天下午的《参考消息》和晚上的《新闻联播》。外面的世界离他很远,家里最新的工具书出版于1961年。他并不知道柯睿在1981年就更正了译文,「going west」早已是一个不存在的错误。

「我100岁了,好像我不知道哪个(人)100岁翻这么些书?世界上有没有第二个?」他突然停了下来,又问了一遍,眼睛里是不确定:「有没有第二个?」

暮年出发的赛跑里,只剩下了他一个人。环绕房间的书架上有全世界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思想榜样,李白、司汤达、莎士比亚,但每个人都被他找到了缺点,他的世界里没有英雄,都是凡人。他付出一辈子的热忱,验证了青年时代读到的尼采——上帝已死。但是上帝死了以后怎么办?谁都没有正确答案。他显然已经完成了一件伟大的事,一件谁也没做到的事,但「我是不是一个庸人」,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依然是一个问号,没办法划句点。

所以,他还得继续写,还想继续译,还要继续出书。100岁这一年,即将出版的新书是他的《伊人倩影》。他一直喜欢写译者序,这次罕见地不写了。他说,作者已经写得足够好了,这就是我想要说的话,放在前面就可以了。它是这样写的:「《伊人倩影》是一本写梦想如何没有成为现实的小说……」

天气好的下午,许渊冲依然要去公园散步,自己挑一个位置,坐长椅上,戴着墨镜,晒着太阳。那是一个令人费解的位置,他选了整个公园最偏最窄最荒凉的一个角落,往前看是北京冬天光秃秃的树枝、公园的铁围栏、堵在眼前的公交站广告牌,挡住了大部分视线,他到底在看什么?直到摄影师告诉我,那天好几百张照片里,他的眼睛没有一张是平视的,每一张照片里的他都在向上看。所以,我们眼前的萧条、嘈杂、绕不过去的绝路,也许他根本就没看到,他的眼睛里一直是天空。

公园有段时间因为新冠疫情封闭了,他让亲戚开车带他看看北京。他们绕着北京城走了一大圈,坐在车里他看得特别认真,路过社科院的时候,他说钱钟书在这里的时候他去过,路过公主坟的时候,他说结婚以后跟照君在这儿吃过饭。亲戚专门开到了国家网球中心,让他下来看看。前年坐火车去成都,中途报站到了洛阳,他站起来想下车,他要去看洛阳。

腿摔伤后,就不能骑自行车了,后来又摔了一次,自己下楼也很难了。每天需要保姆骑电动车载他,才能去两公里以外的公园。学生送给过他一辆复古自行车,停在楼下的自行车棚,上面积了厚厚的灰。

他说很长时间以来,他察觉不到自己长了年纪。眼睛里是400年前的莎士比亚、1000年前的李白,每个字从没变过。直到发现自己翻译变慢了,眼睛看不清楚了,举着放大镜看,过不多久也酸了。翻译到中途常常不知不觉睡着了,醒过来再继续译。连最骄傲的记忆力都在变模糊,有的事情记得住,有的事再也想不起来了。

下午3点,暖气片上的旺仔牛奶烤得温热,冰箱里的蛋糕切下来一块,用小叉子吃。他最爱吃蛋糕的奶油尖儿,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晚上看《新闻联播》,偶尔看看电视剧,到了11点,他又要一个人回到书桌前。即将迎来人生的第100年,要怎么过这样的日子,晚上继续翻译莎士比亚,还是写回忆录,To be or not to be,这是一辈子的个人问题。图片


(吴扬、王咏刚、邢志忠、陈刚、胡晓凯、徐谙律、冯兆音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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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西南联大最知名的一段叙述是:只存续8年,却先后培养出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172位院士和一百多位人文大师。

  • 172021.06

    叶逊敏:张弛有度的知识分享者

    2006年本科入学,2019年博士毕业,叶逊敏在清华园度过了近十三年的校园时光。与其他清华学子略有不同的是,在研究生期间,叶逊敏以“火树”的网络身份做了一名桌面游戏的兼职主播,还参与了《一站到底》《密室大逃脱》《最强大脑》等展现知识储备和逻辑思维能力的综艺节目,并一直在网络上进行知识分享和理性讨论,在网络上小有名气。2019年毕业后,他跳出专业限制,自主创业,现在是一家人工智能公司的CEO。对于叶逊敏来说,“...

  • 172021.06

    中国翻译界泰斗许渊冲逝世 享年100岁

    澎湃新闻记者从许渊冲先生友人处获悉,中国翻译界泰斗、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许渊冲先生6月17日上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此前报道:翻译家许渊冲:一生“诗舟”播美,百岁仍是少年来源:新华网客户端04-18作者:史竞男北大畅春园,每至深夜,总有一盏灯亮起。那盏灯,属于翻译家许渊冲。它陪伴着他,在一个又一个黑夜,徜徉于唐诗宋词和莎士比亚的世界;它更陪伴着他,以笔为桨撑起生命之舟涉渡时光之海……许渊冲。(...

  • 172021.06

    许渊冲先生讣告

    杰出的翻译家、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许渊冲先生于2021年6月17日上午7时40分在北京家中逝世,享年100岁。

  • 172021.06

    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写在母校110华诞到来之际

    母校110周年校庆即将来临,由于疫情,今年校庆可能不举行大规模返校活动,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谨以此文表达我对母校的怀念和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