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忆数学家钟家庆点滴

2021-08-31 | 杨乐口述 杨静采访/整理 | 来源 公号“国科大科技史与科学文化”2020-08-05 |

【访谈整理者按】 20181213日,笔者采访了杨乐院士,围绕他曾经的大学同学、研究生同学、数学所同事——钟家庆教授进行了访谈。现将有关内容整理如下,以供研究当代中国数学史、科技史的学者参考。小标题为笔者所加。资料照片由杨乐提供。

20世纪60年代初,部分同学合影照

(左起:张顺燕、吕以辇、张广厚、杨乐、张南岳、孙继广、钟家庆、殷慰萍)

1978年改革开放,相伴而来的是科学精神的回归。经过四十年的发展,中国科技事业已经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众多科技工作者的艰苦探索和奋力开拓,他们的付出可歌可泣,而其中英年早逝者,尤其令人唏嘘。钟家庆作为其中的一分子,为了自己钟爱的数学事业,过早地耗尽了生命最后的能量。

钟家庆(19371987),数学家,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他于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62年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攻读研究生,师从华罗庚。钟家庆在多复变函数论、复几何、群表示论等方面做出了出色的研究成果。1987年,他获得了首届“陈省身数学奖”,同年英年早逝于美国访学期间。从1988年起,“钟家庆数学奖”被设立用来奖励优秀的数学研究生。

目前,关于钟家庆的生平资料并不多。而杨乐在长期的求学和工作过程中与钟家庆多有交集,对两人相知相交的很多细节仍记忆犹新。在访谈中,杨乐介绍了钟家庆在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学习和工作的情况,并对钟家庆的早逝深感惋惜。

大学同窗

1956年,我和钟家庆一同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因为学制的调整,我们有了6年共同学习、生活的经历。我们分在一个小班,又曾同住一间寝室,而且我是江苏南通人,钟家庆是安徽人,都算南方人、家庭背景也有一点相似之处,因而彼此比较熟稔。

钟家庆来自安徽芜湖,一个很有文化底蕴的地方,毕业于当地最好的中学,成绩优秀,酷爱数学,很顺利地考入北大。他的家境在当时应该是比较殷实的,父亲解放前是政府的公务人员,而且有些能力,解放后仍做到科长之类的位置。只是1957年“反右”的时候,他父亲受到冲击。钟家庆处事比较谨慎、稳重,或许与此有一些关连。

上大学之后,钟家庆在专业上表现很突出。我们知道,中学到大学的学习会有个衔接问题,能到北大学习数学,都是各地很优秀的学生,但开始大学学习之后,大部分同学还是感觉到有些吃力。大学第一年的主课是“三高”:高等分析、高等代数、高等几何。期末考试时,钟家庆拿了35分(满分),一个小班三十几个同学,只有不到四分之一能拿到这个成绩。那时,钟家庆经常是清晨背着书包离开宿舍,直到晚上十点图书馆闭馆后才回来,是一班人中的佼佼者。

钟家庆对文学十分喜爱,并且有些修养。可能受家庭影响,他的文笔很好,喜欢读《红楼梦》之类的中外名著,经常用带着安徽口音的普通话,发表自己的感想和点评,这在那个年代可以算是多才多艺了。

1959年下半年,学校在我们年级分专门化,分为函数论、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微分方程、几何和拓扑、控制论五个专门化,函数论专门化又分为单复变函数组和多复变函数组。其中,函数论专门化理论性较强,分到这里的学生多数学习成绩比较好。当时学习多复变函数的学生,毕业以后最好的去处是中科院数学所,师从华罗庚先生。而学校和有的老师有点想法,希望把最好的学生留在北大,所以安排单复变函数组力量最强。我和钟家庆最初都分在单复变函数组。

1959年国庆以后,学校开始“反右倾”的政治运动,系里认为多复变组的政治思想力量需要加强,这时同学的业务水平已不在考虑之列。而钟家庆行事谨慎,受到系里和老师的信任,于是被调到多复变组当组长。这样,我们有了各自不同的专业方向。

研究生学习

1962年,我们大学毕业。这一年,国家正处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时期,教育战线上有一件事情,是国家正式恢复“大跃进”期间中断了的研究生制度和招考工作。

顺理成章,钟家庆报考了华老(华罗庚)多复变函数论方向的研究生。华老对我们这届同学非常满意,本来计划招收2位研究生,成绩出来以后又多招收了1位,分别是钟家庆、孙继广和曾宪立,而且要了3名本科生到数学所作研究实习员,分别是陈志华、殷慰萍、石赫。

我和张广厚则考取了熊庆来先生的研究生,同时,熊先生也从北大要了吕以辇到数学所做研究实习员。这样,我们走出北大校门,又一起走进中科院数学所。

华老涉猎的领域很多,多复变函数方向主要由陆启铿带领陆汝钤和许以超等年轻人开展研究。陆启铿1951年从中山大学调入数学所,在华老的指导下已经成长起来了,是这个方向的负责人。

钟家庆在研究生考试的时候,华老就注意到他。进入数学所以后接触下来,华老认为钟家庆不仅业务基础扎实、刻苦勤奋,而且在学业上颖悟力颇强,对他的学业很是欣赏、关注,并且嘱咐陆启铿具体给予指导。陆启铿曾到北大授过课,因此他和钟家庆彼此熟悉。

研究生的学制是4年,大家都极为珍惜这个学习阶段,全力以赴完成导师交代的学习、研究任务,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也为以后取得学术成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1966年,大家正在准备毕业论文的时候,“文革”开始了,所有学术活动戛然而止,毕业的事情不了了之。

1963年,华老执意离开数学所,要求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科大)工作。中科院再三挽留,而且搬出熊庆来先生(对华先生有伯乐之明)进行劝阻。折衷之下,华先生名义上仍担任数学所所长,人事关系则迁到中科大,担任中科大的副校长。

1964年,华老的研究、教学工作已经全部移到中科大,他曾经要求担负几个研究方向的以往的学生和正在学习的研究生也调到中科大。最终,王元、龚昇随华老去中科大工作,研究生里孙继广、曾宪立也去了中科大。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陆启铿曾找到钟家庆,要求他留在数学所。我和钟家庆相处久了,知道他性格敦厚,一向与人为善、很少拂了别人的要求,一劝之下他经过犹豫还是留在了数学所。

华老一向对钟家庆青睐有加,自然不愿意这样轻易罢休。在一次给研究生上大课的时候,华老说道,希望有的人能站在我的肩膀上,可以成长得更快。有人说,这就是说给钟家庆听,在施加压力。毕竟那个时候,华老有相当的权威,在他极力要求下,钟家庆只在数学所多留了半年多的时间,最终还是去了中科大。

老一辈科学家既识才又爱才,这是一段佳话。

动荡的清华时期

1967年,钟家庆结婚,夫人是清华大学的物理教师吴美娟。1969年,按照“高校下放通知”的要求,中科大开始搬迁到安徽,钟家庆这时又面临两难选择。一种选择是随中科大去合肥,可这时正值“文革”混乱阶段,学术研究根本谈不上。最后,他去了清华大学,选择和家人在一起。

到了清华大学,他随即随清华师生下放到鲤鱼洲五七干校。鲤鱼洲是江西鄱阳湖边的一块沙洲,血吸虫病重疫区,新中国成立前荒无人烟。1950年代开始试办农场,1960年代末,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把五七干校办到这里。

在一片沙洲上,几千人“战天斗地”造“万亩良田”,其生活条件的艰苦可想而知。钟家庆在鲤鱼洲呆了一年多才回到北京,开始招收大学工农兵学员以后,便在清华教授数学基础课。

钟家庆在清华时,我们偶尔会碰到一起。谈及现在的教学工作,他只有苦笑。工农兵学员基础悬殊,很多人初中程度都达不到,可以说是无以施教。比较而言,他更怀念以前饶有兴趣的研究工作。

钟家庆从鲤鱼洲返回北京后,令老同学十分吃惊的是他容貌变化很大。这时钟家庆也就三十多岁, 但是他的头发已经开始花白,前额也秃得比较厉害,身材比较消瘦。据说,有的血吸虫如果寄生在人体某些部位,不会当时发作,有很长的潜伏期。他是否得过血吸虫病,抑或和后来猝然离世有无关系,这都很难确知了。

硕果累累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钟家庆主动要求调回数学所。回到熟悉的工作环境,重拾中断已久、心爱的数学研究,钟家庆以一种时不我待、分秒必争的态度投入到工作中,异常努力、用功,希望把失去的时间弥补回来。

努力终有回报,刚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钟家庆成果频出,接连发表优秀的学术论文。检索钟家庆的主要论著发现,钟家庆在1979年发表2篇文章,1980年发表4篇文章,1981年发表5篇文章,1982年发表1篇文章,1983年发表1篇文章。研究领域也从多复变函数拓展到微分几何,成果得到国内、国际学术界的关注。我想,十年“文革”期间,钟家庆应该没有随波逐流,即使不能公开做学问,私下也不曾荒废时间、停止思考,所以就有了现在的厚积薄发。

1980年开始,钟家庆三次赴美访学。当时受经费限制,数学所原则上有规定,出国访学必须由国外邀请方提供经费才能获准。钟家庆数次受邀也可见国际上同行学者对钟家庆学术成果的认可。

1980年,钟家庆在斯坦福大学访学,结识萧荫堂、李伟光、莫毅明等人,共同展开研究,领域除了涉及多复变函数,同时致力于微分几何方向。

1983年—1984年,钟家庆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学。莫毅明这时已经在斯坦福大学取得博士学位,转到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在丘成桐引导下,两人合作完成的文章,受到国际上高度评价,是数学界很重要的成果。

1986年—1987年,钟家庆第三次去美国访学。这时萧荫堂受聘为哈佛大学教授,邀请钟家庆在哈佛访问了一学期。莫毅明则转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并在1986年获得美国总统年青研究人员奖,有些经费,便向钟家庆发出邀请。第二学期,钟家庆去了哥伦比亚大学,继续与莫毅明合作,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1981年,钟家庆晋升研究员,并成为博士生导师。19872月,钟家庆通过了首届“陈省身数学奖”的评选。

猝然离世

1987412日,钟家庆突发心脏病猝然离世。我当时担任数学所所长,第一时间接到电话知道了这个噩耗。

钟家庆在哥伦比亚大学访学期间,为了研究工作和生活的方便,租住在莫毅明家里。当天的情况据说是,深夜两点前后时,钟家庆曾敲开莫毅明卧室的门,说胸痛得厉害,问有没有止痛片。莫毅明找出止痛片交给了钟家庆。然而,早上再去敲钟家庆房门的时候,才发现人已经故去,身体完全凉了。

我与钟家庆相处日久,知道他是一个很自律、传统,经常为别人考虑的人,深夜去敲门应该是病发作得相当厉害了。缺少基本的医疗常识,当时在异国他乡,这几种因素造成了不幸。

一位多年同窗好友,一位正处成果高发期的数学家,壮年便不幸离世,不能不让我扼腕。震惊之余,我也想找出其中原因,避免不幸的事再次发生。

首先,不能不提到当时大的社会背景。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这一代中年科技人员重新投入到科学研究之中,都想把逝去的宝贵时光补回来,状态有点亢奋,承担了繁重的科研任务。另一方面,微薄的收入、低质量的物质生活、低劣的医疗条件和上老下小的生活压力,加之长期的超负荷运转,使身体始终处在亚健康状态。而且,可怕的是许多人自己并不知情。就像钟家庆去世后,家人表示,从来没有发现他有心脏病方面的状态,或许有些隐患被忽略了。

钟家庆从读完研究生、参加工作,到1978年十几年间,晋升被冻结,尽管研究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位置,但级别一直相当于“助教”,拿着69.5元的工资(比同期的大学毕业生还好点,他们一直是56元)。柴米油盐布都要凭票供应,只能保证身体基本热量和温饱。多数人家住的是十几平米的房子,孩子已经大了,有的还有老人同住,一大家子人就挤在逼仄的空间里。医疗条件也很有限,“小病基本靠扛,大病基本靠拖”,不是病痛发展到忍受不了的程度,根本不会去医院看病,更从无定期体检的说法。条件如此艰苦,又要承担繁重的工作,人就像绷紧的弓弦,稍有情况就断裂了。20世纪八十年代,多位中年科学家早逝,其中就包括我的同学张广厚和钟家庆,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在引起上上下下的重视之后,随着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对教育和科研工作的重视,知识分子的待遇终于得到了根本的改善。

另外,和国外访学者清苦的生活状态有关。当年,在国外受资助的经费很有限,为了能带些国内见不到的图书、设备,或买一两件免税的电器改善生活,只能尽量压缩生活开支,好在大家都节俭惯了,也不以此为苦。

我曾在哈佛遇到一位数学所搞理论物理的访问学者,谈起有的访问学者如果要去波士顿城里,经常是步行从剑桥走到波士顿,这段路坐地铁不到二十分钟,这样做无非就是为了省上几毛钱。钟家庆也是比较节约的,而且他的心思都在业务上,不太注意饮食和生活上的细节。钟家庆去世后,从他生前的一些录像带上,可以看到他们的饮食很简单,比如吃面条时,也没有什么菜肴佐餐。其实,美国的生活本身比较简单,但长时间这样不注意饮食和生活的话,肯定会对身体有影响。

最后一点,应该和钟家庆的性格有关,他是个很为别人考虑的人,有些生活和工作上的压力都是封闭在心里自己扛着。而且,访学时间马上到了,他要忙着汇总资料、总结成果,已经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

好几个原因叠加在一起,终于击倒了还不到五十岁的钟家庆,中国数学界失去了一位卓有成就的数学家,我也失去了一位同窗挚友。

身后事

我把钟家庆突然离世的消息,通知钟夫人吴美娟的时候,她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受到巨大的打击,随即强烈要求把遗体运回国内。

这事没有先例,华先生1985年在日本去世,遗体在东京町屋火葬场火化后,骨灰运回北京。中科院最初的意见,也是请吴美娟到美国,协助办理钟家庆在当地的火化事宜,带骨灰回国。

虽然知道很难,我还是迅速向中科院领导做了汇报。所幸,中科院同意了这个要求,由我代表数学所经办这件事情。具体操作起来很琐碎,主要是由中科院国际合作局多次与我国驻纽约的领事馆协调运输遗体和遗物的事宜。虽然钟家庆在数学界是一位知名的学者,但是社会上和政府部门对此完全不清楚,认为他只是一名普通的研究员。我只好反复解释,钟家庆是国内学术水平超常的数学家,求得各部门的理解与重视。

尽管很费了些周折,事情终于办妥,我们觉得唯有这样才能对一个老同学、一位非常出色的同事有比较好的交代,也是对他的亲属比较好的慰藉。

当时《人民日报》在1987年五四青年节前约我写一篇文章。钟家庆在世时为人低调谦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他的事迹,我就写了一篇介绍钟家庆科研精神的文章——《要把丝吐在祖国》。

1987425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向钟家庆遗体告别仪式。事前,我以个人名义打电话给严济慈、周培源,为了更好地悼念逝者,希望两位老人能够在仪式上露面,因为都是中科院的老领导,彼此间比较熟悉,他们表示同意。当天,严济慈、周培源、宋健、何东昌、周光召、丁石孙和科技界的三百多人出席告别仪式,极其隆重。作为科学家,这次告别仪式规格之高颇为罕见,使逝者极尽哀荣。

钟家庆去世那年,女儿钟文在北京大学概率统计系读一年级,儿子钟宁在清华附中读高三。吴美娟曾经找过我,希望女儿能去美国留学,儿子可以进北京大学读书。

为老友安排好身后事也是我的责任。在遗体告别仪式上,我向何东昌提到钟宁上北大的事,他不置可否。我只好又去找丁石孙,谈到孩子成绩不错,父亲突然离世对他打击很大,能不能想办法让孩子和父亲一样也进北大读书。在丁石孙的支持下,这件事如愿以偿。同时,我和丘成桐商量,在他的帮助下,钟文随后去纽约读书深造。

为了更好地纪念钟家庆,国内外有关人士提议成立一个基金会,这件事得到国内外数学家的响应。国内外数学家发起捐款,伍鸿熙、萧荫堂、莫毅明等学者起了较大的作用,募集到六千余美元,加上国内一些学者的捐款,成为基金会最初的经费来源。

1988年,“钟家庆基金会”成立后,决定颁发钟家庆数学奖,奖励优秀的数学专业研究生,为此成立评审委员会。考虑到钟家庆生前工作过的单位,评委由我(代表中科院)、李忠(代表北大)、龚昇(代表中科大)、萧树铁(代表清华)4个人组成。

时光荏苒,逝者如斯,钟家庆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多年了。“钟家庆数学奖”现在是国内数学的一个重要奖项,“钟家庆”这个名字至今仍然激励着年轻人在数学事业上拼搏努力,我想他可以含笑于九泉了。


北京联合大学副教授 杨静 访问整理

本文刊载于《中国科技史杂志》20203月第41卷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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