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水天同——“半世飘零弹铗客”

2022-01-25 | 水天中 | 来源 公号“中华读书报”2022-01-25 |

水天同是我的异母兄长,他出生于1909年,生母早逝,他在祖母照应下长大。他从小擅于辞令,学校集会游行中,他常被老师抱到台上作即兴演讲。那是民国初年,学校和社会鼓励学生在大庭广众演说。进入中学时,父亲考察欧美教育归来,便鼓励他投考清华准备留学。他14岁(1923)考入清华学校,在他之前,已经有甘肃学生进入清华读书,因为过不惯那里的生活而申请退学的事情。他后来回忆说,临行时有亲友来送行,对他的赠言是到清华学堂上学也好,就看你受不受得了那里的苦。我们问他,当时的清华真是那么苦吗? 他大笑:有什么苦! 冬天房间太热,晚间电灯亮得睡不着觉,天天要游泳,这大概就是他受不了的苦吧。”

大哥多次说,清华六年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时期,清华不仅教给他包括英语在内的基本学业,而且改变了他的体质和秉性,使他有勇气接受各种新的事物。比如他多次提到的体育老师马约翰,亲切而坚定地赶他下游泳池,让他这个来自黄土高原的孩子学会游泳。而清华图书馆更是他初窥世界的窗户。

穿清华统一发放童子军服装的水天同

他常提起的同学是柳无忌、罗念生、罗皑岚、朱湘、陈嘉等,他们相约加入“清华文学社”。他曾主编《清华周刊》(当时实行的是轮换主编制),并以“斲冰”笔名发表文章,开始形成言词犀利的文风。1929年毕业赴美,柳、水、二罗又在美国相聚。他入欧柏林学院攻读英国文学,1931年毕业,入哈佛大学研究院研习比较文学。1933年先后到英国剑桥大学、德国马尔堡大学、法国巴黎大学进修。从30年代开始,他师从著名英国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瑞恰兹(Dr.I.A.Richards)研究语义学和文学批评。

留学美国时期的水天同

大哥在1933年夏天回国,经校友、学长梁实秋介绍,到青岛山东大学外文系担任讲师,系主任是清华老同学洪深。1936年,韩复榘的省政府要直接领导山东大学,学校人心惶惶。这时他的老师翟孟生(R.D.Jameson)邀约他去北平参加中国正字(基本英语)学会。总会的主要负责人是奥格登(C.K.Ogden)和他在哈佛的老师瑞恰兹(I.A. Richards)。基本英语Basic English)是以850个单词组成的英语体系,他们打算使这种英语成为世界性语言。这几位学者计划在各国推广,选中中国为推广基本英语的重点国家。这一语言试验计划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也得到中国文化界头面人物的支持,组成“中国基本英语学会”(又称中国正字学会)。但计划的实施需要一个具体执行者,翟孟生和瑞恰兹说服水天同担此重任。水天同欣然接受老师的安排,辞去山东大学教职,以基本英语学会理事的身份开始实施这一语言试验计划。在京津一带作教学实验,编写出版基本英语教材和各种英汉对照文学读物,完全放弃了已经开始的文学批评和文化人类学研究计划。

国外留学时期的水天同

“七七”事变发生,“正字学会”的教学实验中断,水天同利用这一段时间翻译《培根论说文集》,他在前言中写道:“本书着手翻译时适值敌寇侵凌,平津沦陷,学者星散,典籍荡然。译者不得已以萤火之光,探此窈冥……”一年后,正字学会撤往云南,与云南省合办云南省英语专科学校,他担任校长,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吴富恒任教务长。在战争中,瑞恰兹和奥格登对推行世界语言的宏大具体计划逐渐缩减,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财政支持也时断时续。水天同竭尽所能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将云南英专一直办到40年代后期。当年云南英专的学生回忆水天同在抗日战争期间以及战后“在昆明主持云南省立英语专科学校达9年,惨淡经营,艰苦奋斗,培养了众多的英语人才。他们中的许多人,至今仍在英语教学第一线,辛勤地工作着,成为云南教育界的骨干力量

水天同在云南英专简陋的校舍

在这期间,如何平衡不同方面的要求,成为十分复杂而又难以回避的事情,这占去了水天同从事学术研究的精力和时间。即便如此,对他的不满和流言蜚语如影随身。当年最困难也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和温德(Robert Winter)教授之间的强烈不愉快。这使水天同成为温德不能容忍的中国同事。后来有回忆文章说当年有人说水天同喜好赌博,此说即来自温德。但瑞恰兹对水天同的信任一如既往,他太了解温德,也太了解水天同了。实际上不论是在抗战时期还是在战后,水天同对温的学术修养和能力赞美有加。而在温德凄凉的晚年,有访问者问他还有哪些在世的朋友,温德想起来的就是水天同。

瑞恰兹(Ivor Armstrong Richards

1940年代晚期,倡导基本英语的英美语言学家,逐渐凋零。他们建构世界性语言体系的计划之彻底完结,应该说是在20世纪60年代。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水天同将正字学会的剩余图书资料千里迢迢地运到兰州,存放于煦园西边庭院百花深处,这一大批躲过日本轰炸的语言资料在文革”“荡涤中消失殆尽。

1948年,辛树帜被任命为兰州大学校长,提出办第一流大学的办学方向,聘请多位著名教授来兰大任教。大哥水天同被聘为兰州大学文学院院长兼英国文学系主任,于是大哥离开昆明到兰州。到兰州大学后,他担任英语系主任兼文学院长。50年代初院系调整,他与英语系师生合并到西北大学,再由西北大学调往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是50年代首次招收研究生的两位导师之一。

1948年夏天,大哥大嫂从昆明乘飞机返回兰州。我们兄弟姐妹都去拱星墩飞机场迎接。我们在栏杆外面看旅客走下飞机,表哥指给我们看:那个戴眼镜的是你大哥,穿浅色旗袍的该是你大嫂了。从那时开始,我才算是真正接近了大哥大嫂。在这之前,据说我也见过他,但那时我年纪太小,没有留下什么记忆。

大哥大嫂住进煦园靠西的独立院落“百花深处”,我和三哥住在南屋,二哥二嫂住在西屋。大哥大嫂住在朝南的屋里,除了三开间正房,还有两个套间。在他住进去之前,是喜饶嘉措来往兰州时的住处。我们为迎接他举办了音乐会,也就是兄弟姐妹轮流唱歌。他和大嫂则为我们表演了探戈舞。

水天同、高友梅夫妇在兰州煦园

对于我们几个年幼的弟妹来说,大哥的到来明显增加了日常生活的多样性。晚饭后的全家聊天,由于大哥的到来内容大大扩展,时间不断延长,常常谈到午夜。在我记忆里,除了谈天说地,他喜欢的事是听音乐和跳舞。他有一套复杂巨大的音响设备和大量唱片,按今天的说法是典型的“发烧友”了。如果晚间他和大嫂不外出参加舞会,就会播放各种音乐。我们在自己房间里欣赏乐曲时经常会隔着窗户大声喊:“再放一遍意大利的花园!”“英雄交响曲!”“龙华的桃花!”

妈妈本来就喜欢咖啡,大哥的到来使喝咖啡成为一种品鉴活动。他每得到一种新口味的咖啡,就要送到妈妈面前一同品尝。晚饭后,他一手提着粗陶茶壶,一手拿手电筒,给妈妈送来散发着浓香的咖啡。而他对烟斗和烟丝的经管、加工也是专心致志的,我纳闷为什么要把刚刚削下的苹果皮放进烟丝罐里? 他说兰州太干燥,烟丝需要一定的湿度,而且增加特殊的清香。至于有传言说水天同好赌,我们兄弟姐妹从来不曾见过那种场面,我只记得他有时候一个人在书桌上用扑克牌通关

对我和姐姐水天长来说,“基本英语”曾经是我俩学习英语的敲门砖。大哥从昆明回到兰州之初,母亲请他给我们教英语。我们每天晚饭后到他居住的“退乐堂”中书桌旁,打开奥格登编写的白纸书皮《Basic English》,看着书中单线卡通人物图像,开始朗读:“I-You-I-You-/He-She-It-They我和姐姐很可能是基本英语在中国的最后几个受教者,但它对我的影响,似乎不如大哥的那些画册和英语杂志、画报,其中包括欧美现代艺术画册。我曾临摹上面的野兽派裸体,还模仿画册里立体主义画家的剪贴方式,撕下英语报纸贴到我的水彩画上。1948年春天的莎士比亚诞辰,他发起举办了纪念活动。这是位居西北黄土高原的兰州绝无仅有的一次莎士比亚纪念活动,纪念会上他做了主题讲演。会场高悬莎士比亚画像,中外与会者为此惊喜——那是他让我的三哥水天浩用水墨摹画的。

兰州大学文学院和英语系的教学工作结束于1953年,此后他被调到西北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1957年夏天,他在大鸣大放中发表诸多不合时宜的言论,于是被北京外语学院划为右派分子,从此被打入另册。

“文革”中,大哥和大嫂受不了折磨侮辱,几经自杀而不得其死。大嫂死去后,大哥孤独地在打扫厕所、编写《汉英词典》、挖大白菜窖、翻译《拿破仑传》和去湖北沙洋干校劳动之类的事情之间来回折腾。《汉英词典》编写和出版时,学院资格最老的水天同和初大告两位教授,仍然不能与其他教职工平起平坐。“文革”后期,外语学院让他退休,算是落实政策。闲居无事,我曾问他何不翻译一些文学作品? 他苦笑说,不是没有这样的打算,某出版社编辑拿选题去征求某权威的意见,权威的回答是这个人的东西不能用! 那时,报纸上开始报道外国文化界人士访华,其中不乏他的师友。我曾问他,为什么这些人不来看你? 他冷冷地说:大概他们以为我早就死掉了!

“文革”结束后,他坚决不回外语学院。老同学罗念生常去看他,建议他去社科院研究生院教学,后因住房不能解决而作罢。他先应西安外语学院之请到西安讲学,1979年回到兰州,在兰州大学指导莎士比亚研究生。他写信给哈佛研究院同学会,吁请校友寄赠教学资料。校友会刊物上登载了他的信,并附编者热情支持的按语,其中有一些哈佛式的幽默:这是至今仍在工作的最老的校友,他似乎不知道现在的邮资有多么昂贵。

有一次我从什刹海边中国艺术研究院去安定门外西河沿他的住处,碰上外国语学院党委给他寄来“改正”右派问题的通知。他对此没有表现出任何激动,但这总是他人生中一件大事,我提议应该庆贺。大哥掏出一百块钱,我带上几个铝饭盒,骑车到最近的饭馆——安定门内康乐餐厅买了几样菜。找出一瓶开过的葡萄酒,我们在窗下小酌一番。我看大哥的神情,很难说是喜是悲。

很快就有他的朋友前来祝贺。最先来的是外语学院图书馆同事鲁人。鲁人也是外院的右派,罪状之一是作为党员干部不能与水天同划清界限。再一位就是清华老同学罗念生,罗念生一直为他的生活和以后的工作出谋划策。

外语学院党委为他平反之后,九三学社发来通知,说是经学社中央委员会讨论研究,决定改正你错划右派的处理,恢复学社成员资格云云。

水天同的著述应该从他在清华学堂读书时的写作算起。当时清华学生自编《清华周刊》(他在毕业前一年曾担任这个刊物总编辑),他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学论评和诗文。其中尤以那些借古讽今,嬉笑怒骂的文字最引人注目,这使他在青年时期就留给人以尖锐刻薄的印象。《苏秦嫂》《神人梦游地狱记》《鬼》……这些意存讥讽的文字,在清华学堂师生中传诵一时,当然不乏直接间接的批评。他针锋相对地发表了一篇《斵冰遗嘱》,显示了他的“一意孤行”。在《清华周刊》时期之后,他撰著多集中于文学、语言领域,如《文章的需要与需要的文章》《我亦一谈“看不懂的新文艺”》《他、她、牠与的、地、底》等。

最早的诗歌是1929年的《闻箫》和《我从睡中起来》。后一首是我少年时期多次诵读过的,其中有些句子至今未忘:

我从睡中起来/看众星哭泣

乱萤飞来飞去/流光浮游天际

……

我从睡中起来/听风儿和长林细语

说金秋将回/仍吩咐凉月与秋泉做主

……

稍晚的《忆—》发表于1936年:

我能供给/一切应流的眼泪/该洒的血液

黄昏来时/我能伴着它低唱

……

多年从事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研究的吴心海先生认为水天同早年的诗歌着重于个人内心世界的体验,神秘性、暗示性很强,具有象征主义诗歌的特质……即便置于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象征派诗歌经典之林,也是出类拔萃的

在诗歌之外,水天同早年写过好几篇文化史和文学批评文章。现存最早的文章应该是发表于1928年年末的《加斯蒂辽尼逝世四百年纪念》(今译卡斯蒂利奥尼),写作此文时,他即将毕业于清华出发赴美留学。今天的读者会觉得这是一篇冷门题目,但他写作此文适值卡斯蒂利奥尼逝世四百周年,当年可是热门话题(有论者推测此文为水天同与吴宓合作,事实是他俩虽有前后同学之谊,但从来不曾合作写作)。我对卡斯蒂利奥尼可以说是所知甚少。拉斐尔的肖像画名作《卡斯蒂利奥尼肖像》是我获知这位历史人物的源头,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个有个性有生命空间的真实人物。从传世著述看,卡斯蒂利奥尼的《廷臣》是内容更丰富,兼具历史文化艺术民俗价值的著述。作者强调的“人生的艺术”每为国内学者不屑一顾。水天同在文末指出,中国理想人物的修养、风度还像“白纸一张”。不论林语堂称赞的“土匪强盗”,鲁迅向往的“战士”,“或源于意气,或出之嬉笑,或由于愤世嫉俗”实际上都是想象中“高贵的野蛮人”,“似未便尊为理想人物也”。

拉斐尔《卡斯蒂利奥内肖像》

从水天同的回忆中可知,他在清华学习时期,除了学校规定的课业与活动之外,他将最多的时间都留给了清华图书馆。其他师生不去图书馆的假日,他一个人徜徉于宽敞的图书馆大厅,享用前所未有的宴飨。这篇纪念卡斯蒂利奥尼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当年西方学术界这方面研究的综述。

1935-1936年在当年新诗评价之争论中,水天同于19364月《新中华》半月刊47期头条位置发表《胡梁论诗》,对胡适与梁实秋对中国新诗的见解提出质疑:胡先生自以为他的诗当得起明白清楚四个字了,但第一,胡先生不过写了许多胡适之体的白话而他和他的朋友们认为那是诗;第二,天下尽有一辈子不认得太行山的人,我们还是埋怨太行山三字太难呢? 还是说那些人活该呢? 连明白清楚胡适之体我想仍有人认为过于艰涩,那么又将如之何呢? 对于胡适和梁实秋把一些模仿象征主义的诗歌称为笨谜,水天同则明确认为“不公”:梁先生随胡先生之后,给他们所不喜欢的诗加以“笨谜”的绰号而后攻击之,这叫做“先给狗一个恶名然后缢杀之”(Give a dog a bad name and hang it),其法虽妙,可惜有点不公。……两位先生(指胡适之梁实秋)的共同缺点是没弄明白——他们似乎从未想过——什么是诗,并且什么是诗的语言,所以到了这个年头还想把诗和白话运动并为一谈,梁先生居然还在白话诗这个不值得一顾的术语上大做文章。(编者按:梁先生的文章是这样做的:白话,其一意义即是明白。所以白话诗”亦可释为“明白清楚地诗”。)不知白话之话与诗的语言是大有分别的。而且就是白话本身也不止一种。胡先生的白话不与梁先生的尽同,梁先生的白话不与xyz尽同。话犹如此,何况诗的语言了。

水天同还写过一篇对茅盾评介檀德(但丁)《神曲》文章的批评《茅盾先生的〈神曲〉》。他把茅盾在介绍《神曲》中的错讹概括为:不懂得《神曲》的作者是何等样人,所以会大模大样地给檀德下了许多鄙夷的批评和污蔑的字眼。

水天同回忆从欧美归国在山东大学外文系任教阶段:“我当时年少气盛,又爱说话,常与系主任洪深抬杠”,又与美籍教师Miss Taglov辩论。洪深曾对人说水天同火气太大,把美国教师骂得一文不值。后来他为此曾去洪深家解释,洪深让他不必多想。抗战时期他在昆明,与温德,与云南教育厅长,与云南驻军首脑……都曾有过或大或小的冲突。这与他敏锐、尖刻而且犯颜极谏的习性当然息息相关,而且给他带来脾气古怪的名声,以至影响他的生活与事业。但与他过从较深的同事和学生却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特别是暮年在培养新一代英语文学人才方面锲而不舍的精神,那种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点点滴滴,一直使晚辈感动。兰州大学老教授赵俪生在回忆水天同时有过很深的感慨:“应该说,水先生一辈子是一个潇洒的人,一个洒脱的人,不汲汲于事功……在他看来,一个人只要原模原样地活一辈子也就够了。但这很难,很多人需要加工,现在人们形体、精神、灵魂方面的加工和伪装太多了。水先生最不要这么干,他就是他自己!”在这方面,吴宓先生的态度冷静而恳切。吴宓是水天同清华和哈佛校友和学长,吴宓的父辈还与水天同的故乡兰州有难解之缘。吴宓在日记里对水天同有这样的看法:“水之为人,深通世故,而言行均能持正不阿。待友忠诚,临大事至于犯言极谏,合乎‘君子爱人以德’之义。世人对水多误解。然水对宓极尽友道,宓宜更亲近、遵依水云云。”而在他人生道路上“持正不阿,临大事至于犯言极谏”的习性带来的当然不止于师生朋友之间的龃龉不快,让他难以适应之后的风云,在后来的生活和学术道路上历尽坎坷,不是与此无关。

水天同的译著有《培根论说文集》《英语语法要点》《黑美人》《乡居散记》等。其中《培根论说文集》译出较早而影响很大,至今仍被视为英汉翻译的典型案例而被评点讨论。他生前翻译的最后一本小书是The History of Rasselas Prince of Abissinia,他译作《王子出游记》(2020年,此书经兰州大学蒲隆教授精心校订,上海译文出版社出了附有插图的完整新版)。这是瑞恰兹在1957年春天给他的小书,建议他译成中文。但因种种原因(主要是我畏难苟安)一直未敢翻译。现在老师已经作古,我也快作古了。虽竭尽绵力,译笔仍不及原作风格于万一。”译出初稿后,他总有一种言未尽意的感觉。直到他死后,才由兰州大学外语系设法协助出版。我翻阅这本小书的时候,常常想象他在译述书中人物谈话和思想时的自我感慨。例如“要是我们对人生最重的苦难加以嘲笑,那是既乏善意,也不聪明的……我们今生所遇的种种不幸,最危险和最可怕的一点就是理性的难保不测”。而尼罗河岸上遇到的老人和天文学家包含着睿智哲理的谈话,大哥肯定是玩味再三:“凡是因为他有些不知道的事物而决意反对他已知的事物的人,凡是拿假设的可能反对公认的肯定的人,都不能算做理性的人。”“灵魂不能由于自身所含的可毁灭性或者其他外在的腐蚀性而毁灭。”我想起大哥晚年告诉我,他现在感觉与新的社会环境的人们在语言表达上已经出现许多差异,并且为此苦恼。但在更深更广的层次上,老去的人们历尽艰难所获得的心灵智慧,终究会被新一代人所理解。

水天同和他的老师同学朋友一代人已经远去,我不曾见过他常说起的那些人。1990年代的一个秋天,我在小女儿陪伴下去苏格兰漫游,在尼斯湖边的酒吧尝威士忌。浓密的细雨使许多当地的渔民涌入酒吧,他们淋湿的羊毛衣服散发的特殊气味,让我想起曾经有过的嗅觉体验。大哥曾经让我注意他身上衣服的气味——那是瑞恰兹送给他的一件灰红褐色粗呢西服。瑞恰兹告诉他:这件衣服淋了雨就会发出特殊的气味,让你想起苏格兰的雨天。那应该是我距离他们那一代人最近的时刻。


(注:半世飘零弹铗客,语出辛安亭先生悼水天同挽联语。辛安亭是来自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家,水天同老友,曾任兰州大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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