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2017年11月2日，正是叠翠流金的秋季。北京的清华园被满目的金黄，晕染出别样的秋意。一场“滕藤先生采集工程项目启动会”正在清华大学的丙所举行。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采集工程”是一项由中国科协联合中组部、教育部、科技部等11个部委共同实施的抢救性工程，重点面向年龄在80岁以上的两院院士，以及在中国科技事业发展中作出突出贡献的老科学家，通过材料采集汇编老科学家的学术成长历程，为研究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提供史料支撑。已经87岁高龄的滕藤，正是被列入采集工程的512位老科学家之一。11月2日当天，滕藤作为主角出席了启动会。

这个自称“学究气”的老科学家，也是公认的“跨界专家”。他在清华大学学习工作了37个年头之后，还被调任国家科委、中宣部、教育部和社会科学院等多个部门。一生的辗转奔波，使他后来不得不脱离了科研一线，但他对科研的初心却从未更改。他将这份执着，归结为融于血脉的“执拗”本性。

江阴南闸，正是滕藤母亲蒋伊文的老家。旧时的蒋家是当地的大户人家，一个恪守着封建礼教的传统家庭。所幸的是，敢于向旧礼教宣战的蒋伊文得到了思想开明的三舅吴棠的帮助，求学上海。而接受新思想洗礼的蒋伊文，也将在日后成为影响滕藤一生的人生导师。

蒋伊文在上海就读的学校，正是由犹太人哈同于1915年创办的仓圣明智。这个曾经吸引了康有为、陈三立、王国维等大师前来任教的新式学堂，也给蒋伊文打开了通往新世界的大门。之后，蒋伊文顺利考入理想中的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也正是在那儿，她受到了另外一股进步思潮的冲击。

蒋伊文的表姐申蕴珍与丈夫朱杏南都曾在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这对革命夫妇也将共产主义的火种播撒在了年轻的蒋伊文的心中。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开始了。思想进步的申蕴珍和蒋伊文，作为苏州选派的两名骨干代表，奔赴武汉参加学习。

在武汉学习期间，蒋伊文结识了同样对共产主义抱有热忱的滕竩，革命的火种在两个进步青年的心中激烈碰撞，也迸发出了爱情的火花。但随后发生的国共破裂，却不得不让这对热恋中的年轻人避走他乡。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开展“清共”，大批共产党员惨遭杀害。滕竩与蒋伊文这对“红色夫妻”被迫隐姓埋名，避居在苏北农村当起了小学教员。

1930年4月，一个小生命的诞生给这对年轻夫妇平添了希望与喜悦，母亲给这个男孩取名“滕藤”。

在之后的几年里，滕藤便跟随母亲去了南京，一到寒暑假就会回到江阴的外祖母家。

在藕塘里戏水，在运河里游泳，幼年的滕藤在江阴度过了一段无忧的童年时光。但这样的无忧也仅仅只是这个纯真孩童眼中的世界。此时的中国早已是民生凋敝、战乱不止。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也迅速蔓延到了江阴，日军的大炮炸毁了外婆家的祖屋，滕藤与弟弟妹妹只得跟随母亲踏上流亡的旅程。但即使在流亡途中，母亲蒋伊文也从来没有放弃对孩子的教育。

抗战期间，父亲滕竩任职的卫生署已经迁往贵阳。于是，滕藤兄妹便跟随母亲从扬州一路辗转到了上海、香港、长沙，历经千辛万苦，才与在贵阳的父亲得以团聚。7岁的滕藤也在那一年进入了当地最好的贵阳市实验小学，开始接受正统的小学教育。

学业出众的滕藤连跳三级，年仅10岁就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当时贵阳市最好的重点中学。但此时家中已经无力承担3个孩子的学习，苦于家累，父亲滕竩不得不辞去了卫生署的工作，转而投奔在重庆开厂的亲戚。于是，滕藤又只得跟随父母迁居重庆。

1940年，滕藤在重庆顺利考入了已随国民政府西迁的中央大学附属中学，西式的课堂教学也让滕藤对数理化渐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学校离家太远，小小年纪的滕藤不得不开始了独立的寄宿生活。而此时，正在教育部任职的申蕴珍，成为了照顾滕藤的另一位“母亲”。

就在滕藤升入高三的那个暑假，12岁的弟弟滕文与同学相约去牛角沱游泳，为搭救落水的同学，滕文不慎被卷入漩涡，沉入了嘉陵江。弟弟的意外身亡，让母亲蒋伊文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但这个性格刚毅的女子，却作出了一个与绝大多数母亲截然相反的举动。

母亲掷地有声的教诲，深深地触动了年少时的滕藤。这个15岁的少年在心底里暗暗发誓：我一定要征服嘉陵江。

即使到了晚年，滕藤仍感念母亲当年的教养之恩。在他的卧室，母亲留下的一套白家具，已经陪伴了他整整62年。期间经历数次搬迁，他仍对这套旧家具不离不弃，以寄托他对母亲无尽的思念。

时光再次回到1946年的夏天，也就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16岁的滕藤从中大附中毕业，之后便跟随父母回到了老家江苏。那一年，他怀抱“科学救国”的理想，同时考取了北大、清华等多所名校，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离家最近的上海交大。也许是受母亲进步思潮的影响，滕藤对有着“小解放区”之称的清华大学一直心生向往。在上海交大化工系学习了一年之后，他决定重新报考清华大学。而他的这一决定，也将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轨迹。

1947年，滕藤考入了清华大学化工系，开始了他在清华的求学生涯。在上海交大打下的理论基础，让滕藤在清华的学习游刃有余，他开始积极参加各种社团活动。

正是深受读书会的影响，滕藤于1948年就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正是在这一刻，共产主义信仰开始在这个青年人的内心深深扎根。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几天之后,人民解放军入城仪式盛大举行。欢欣鼓舞的喜庆气氛驱散了凌冽的严寒，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

清华大学全体学生参加了欢迎仪式，滕藤在人群中振臂欢呼的身影也被定格在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而这一幕似乎也预示着这个青年的未来，将与这个新时代紧紧相连。

1956年，为配合国家部署的“两弹”计划，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决定在清华新建原子能工程方面的专业，并成立了工程物理系。滕藤作为化工专业的业务骨干，开始担任工程物理系党总支书记，并负责筹建核化工专业。

1957年，滕藤被派往苏联列宁格勒学习人工放射性物质工艺学。但这次的学习经历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苏联导师给滕藤选的课题偏重于同位素的分离与分析，与他真正想学的核燃料后处理相差甚远。

就在滕藤为自己寻找新课题的这段时间，他有了新的发现。当时，美国解密了一套原子能的报告，滕藤意外发现他们所使用“萃取法”，与苏联导师在课堂上讲授的“沉淀法”大不一样。滕藤意识到这是一种更为先进、更加高效的新方法。

滕藤向苏联导师提出想用美国的“萃取法”来进行模拟实验，导师却说大学里没有这样的实验条件，他给滕藤开出了一个与之相似的电化学分析方面的研究课题。尽管滕藤并不满意这样的安排，但也只能按照导师说的去做。之后，滕藤用聚焦离子交换法进行放射性同位素分离，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他的研究论文也被发表在了苏联的《分析化学》杂志。苏联导师对他大加赞赏，建议他可以继续研究下去。但滕藤觉得这样的研究虽然有助于他个人的成名成利，对他回国后的教学与科研却没多大帮助。于是，在苏联学习了2年之后，他便匆匆回国。而滕藤回到学校之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筹建核化工专业。

1960年，清华大学正式恢复了曾在院系调整中撤销的化工系。由汪家鼎出任系主任，滕藤任党总支书记。此后，两人开始全力进行核燃料后处理的工业生产研究。

作为提取核裂变材料钚的关键技术，核燃料后处理至今仍是国际上高度敏感的高科技领域。而在当时，中国的核燃料后处理研究采用的却是苏联专家建议的沉淀法。这个落后的分离技术，让中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1960年，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陆续撤回了在中国援建的所有人员，其中也包括核工业和军事部门的专家。这让原先进行沉淀法研究的“二机部”一筹莫展。

就在这个时候，滕藤想到了他在苏联图书馆看到的解密文件。是否能用美国的萃取法，来取代沉淀法呢？他向“二机部”大胆提出了自己的构想。

得到“二机部”的首肯之后，滕藤与汪家鼎决定组织全系力量进行“萃取法”的研究。滕藤一方面将负责放射化学课的朱永（贝睿）调来担任人工放射性物质工艺室主任，一方面又将他在列宁格勒看中的几个留学生要了过来。经过3年的努力，他们终于在实验室模拟完成了铀、钚和裂变元素的分离工艺。

1964年，滕藤与汪家鼎向“二机部”汇报了实验室取得的研究成果，“二机部”党组随即作出决策，抛弃“沉淀法”，改用“萃取法”，并决定在清华大学位于昌平的200号“原子能基地”全面开展“溶剂萃取法核燃料后处理”的研究工作，代号为“712”的任务正式启动。

从1964年到文革前夕的1966年5月，“712任务”取得了初步成果。“二机部”根据“712任务”的研发流程和设备，决定马上建厂投产，滕藤也作为清华代表到404厂做了总结报告。他后来在自述中这样写道：“这是我一生当中比较有价值的一件大事”。

“712任务”还没有来得及收尾，全国就已风云突变，“造反有理”。滕藤所在的清华大学化工系也成为了文化革命的主阵地。一场磨难在所难免。

“造反派”的精神折磨并没有击垮滕藤。在终日不见阳光的黑屋子里，他就着昏暗的灯光读起了《资本论》，后来他在回忆中平静讲述：“正是在那段时间，给自己补上了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这一课”。

越经历风浪，越需要明辨是非的能力。在文革期间，滕藤被多次批斗。尽管遭受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他仍谨遵“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坚持真理，实事求是。

1978年3月14日，第二次全国科技大会胜利召开，这是新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在十年内乱中被打入“严冬”的科技事业，终于迎来了“春天”。滕藤作为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而被“雪藏”了10年之久的“712”任务也获得全国科技大会奖。随后不久，滕藤就被提拔到了清华大学的领导岗位，主管教学、科研和研究生等业务工作。

其实，在获得科学家的头衔之前，滕藤更符合“教育家”的身份。他在清华学习工作了整整37年，他以博大包容的胸怀，为清华大学，也为国家培养了许多杰出的科研人才。

“712任务”之后，滕藤一方面将自己的研究方向投向了萃取化学的热力学、动力学和溶液理论，并招收研究生。另一方面，他担心原有的科研队伍会有散掉的风险，决定将“萃取法”运用到资源综合利用的开发与研究中去。

滕藤跟随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开始进行多金属综合利用的研究，期间，还组织清华大学师生完成了对金川镍矿的湿法冶金研究工作。而滕藤“力排众议”主张湿法冶金的执拗个性，也给方毅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5年1月，滕藤被调往国家科委任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从此之后，他便离开清华大学。

在离开清华大学之后，滕藤开始了频繁地工作调动。1986年5月，在国家科委工作不过1年，他就被调入了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副部长，主管教育局和新闻局的工作。1987年，他又出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研究生院院长。

1993年，已经63岁的滕藤被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由于长期从事自然科学、放射性核燃料后处理以及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的工作，这位老科学家仍不改初心，决定以可持续发展问题为研究方向，在社科院成立了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每周四的上午，滕藤仍会雷打不动地出现在中国社科院的办公室。因为视力受损，他需要通过秘书的帮助来了解国际国内的时事动态。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他，仍然热切关注着中国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工作。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在心”，与滕藤相濡以沫63载的老伴胡慧玲写下的这幅对联，想必正是这位心系家国的老科学家最真实的人生写照吧。

素材来源于江阴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