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人生不过是把名字写在水上”——何兆武先生的为人与著译

2023-04-10 | 张国刚 | 来源 《北京日报》2023-04-10 |

看人看事,眼光锐利,观察明敏

何兆武先生祖父是秀才,父亲是工程师,他与几个姐姐都是清北(西南联大)学生,本人百岁高寿,清华名师,这在中国动荡变化的那100年,应该说属于人生赢家。连续三代都是文人,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司马光曾祖父以前也都是农民,祖父以降才有功名。可是,何先生却常说自己属于毁掉的一代,既是谦卑,也说明他检点生平未尽心。也许他心中有一个参照系。

何兆武(19219—20215月)

我自己感觉到,何先生并不是那种世俗目的很强烈的人,而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人。这从他在西南联大读本科和研究所如此频繁转换专业可知。开始学工科,可能是受到父亲的影响,然后受到同学的影响或者因为个人阅读兴趣,就随便改换专业,硕士学位也可以不要,一则是因为他有才气,学什么都能进入,二则也表明他不是那种精于算计、患得患失之人,甚至可以说有一点名士派头。一个人能够彻悟到“人生不过是把名字写在水上”,其处世态度一定是洒脱的。而这种为人处世的态度,有性格因素,有修养原因,也包含着人生阅历与经验。

从《上学记》看,何先生看人看事,眼光锐利,观察明敏,与平日的一团和气很不一样。平常谈话,他会故意把自己弄得“俗气”一些(比如美国人挣钱真多,写文章还有稿费之类),从来不显示自己如何清高,符合道家“和光同尘”的境界。这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位百岁老人何兹全先生。何兹全先生为人处世,也是温润如玉。二位百岁何老的共同点是:心中事事通明,行为处处谦恭。这样看似“表里不一”的人生态度,不正是我们常说的“人生难得糊涂”吗?难得糊涂的关键是“难得”,也就是说,难就难在虽然对世事通明、人情通达(并不糊涂),却以糊涂处之!也正是难得糊涂,才成就了他们于嚣嚣尘世仍保持“康宁”(词出《尚书·洪范》)心态的福寿人生。

作品有三个特点

何兆武先生的作品,据网上传的目录,各类论著有20多本(大约重复编选的不少),译作20多本。我手头有几本他早年签名送给我的书,近年的书是我自己买的。他的作品有三个特点:一是偏重思想性短论,不作繁琐考证或引经据典;二是文字深入浅出,没有西式长句和翻译腔;三是内容偏重西学,包括历史哲学、史学理论与中西交流。

现在的学术评价,要求学者在青壮年时期做出一些扎实的学院式研究(德国人说一本书得有500个注释;周一良先生看书先看注释和征引资料),取得本行业的入场券。然后获得荣誉和职称,然后成为老教授。如果这期间担任了行政职务,更是相得益彰(取《史记·货殖列传》中的意思)。于是就应邀出版随笔、短论,俨然大家了。可是,何兆武先生的学术道路不一样。

何兆武先生真正进入体制性学术研究,是参与侯外庐主持的《中国思想通史》的编纂,当时35岁,通常是博士毕业或者博士后出站的年龄。然后就是一次次的运动,无法做沉潜的研究。文革结束以后,离开诸青(笔名,指诸位青年。——笔者注)的身份,先生已经不是学术盛年,他告诫学生做学术研究要趁年轻时努力,不仅是夫子自道,也符合学术人才成长的通常路径。但是,先生从少年时代、在大学时代,不管而后如何岁月艰难,一直保持了阅读与思考的习惯,加上天资颖悟,他有满腹经纶需要陈说,无法写高头讲章,乃用短论、随笔、演讲等形式发表出来。根据我的学术观察,现在有一些书籍和论文,只是在文章架势和注释体例上,看起来很“学术”,其实学术含量很低。内容东拼西凑,既不通俗,又无创见,只是注释、引文很像“学术”的样子。如果再创造出一个时髦的说法,更可以引起媒体的喧嚣。这样一些所谓的论著其实是欺名盗世之作,反不如何先生一些短论,通俗而有洞见,能给人以启发。比如,吕思勉的几本大部头断代史(先秦、秦汉、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用文言写来,看起来只是叙述平常史事,但是真知灼见自在行文中。何先生的短论,没有繁琐征引,也不拉开架势论说,但只言片语,自有天地也。

译作大约有三类

何先生曾获得翻译界的终身成就奖,实至名归。我看何先生的译作,大约有三类。他最早翻译的是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初版于1964年。这是何先生领衔翻译的,也是他译作中唯一的一部大部头,上下册共1000多页。我推测这与当时他在协助侯外庐编写《中国思想史》有关。罗素的这部书不是纯粹的西方哲学史,而是特别注重社会与时代背景的揭示,他自己在序言中就说要注重思想与时代的互动。该书的这个特点可以作为撰写中国思想史的借鉴。罗素对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悍然发动朝鲜战争,持反对立场,获得中国高层的认可。据说这促成了罗素《西方哲学史》的翻译。我认为,这也许是原因之一。

何先生说,翻译首先要读懂原文、理解原著。翻译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先生领衔,自然要负全责,另外二位合作者并非学者),奠定了何兆武先生对西方哲学与思想的知识基础,使他能够把握西方思想的学术系统。虽然他曾经读过哲学系,但是他对西学的把握,更多涉及的是思想文化史,而不是狭义的哲学史。罗素此书对他是有影响的。

何先生第二类译作是代表西方思想与哲学精神的著作,包括启蒙思想家卢梭、孔多塞、帕斯卡尔以及后世的文化大家罗素、房龙等。第三类翻译作品就是所谓西方历史哲学与史学理论。包括编译的《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和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等。这些译作的选取不一定都是何先生深思熟虑的结果,或者有什么成体系的思考。但是,仍然有一个中心,那就是他要做一个“盗火者”,他想把一些有益于中国思想启蒙和现代化理论建设(包括历史研究理论)的西学著作,介绍给国内读者。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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