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垂范立教 桃李春风——作为教育家的贺麟

2024-09-27 | 郭继民 | 来源 《光明日报》2024年09月16日 |

贺麟(1902—1992),四川金堂人。哲学家,翻译家,教育家。1919年入清华学校学习。1926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在奥柏林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攻读西方哲学,获奥柏林大学学士学位和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30年到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德国古典哲学。1931年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1955年调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研究员。曾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著有《近代唯心论简释》《文化与人生》《当代中国哲学》《黑格尔理则学简述》《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黑格尔哲学讲演集》《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等。译有《小逻辑》《精神现象学》《哲学史讲演录》《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伦理学》等。

贺麟先生1992年去世后,中国社科院出版纪念文集,对贺先生的评价为:贺先生是中国著名学者,国内外久享盛名的黑格尔哲学专家、翻译家。(宋祖良、范进编《会通集——贺麟生平与学术》,三联书店,1993年)此评价固然妥当,然似忽视了贺先生教育家的身份。贺先生老家成都金堂的贺麟纪念馆,在对他的介绍中增添了教育家的称号,但鲜有人以此视角深入探究。

贺先生之所以称得上教育家,并非因其名扬天下且具有教师身份,而是基于其在哲学教育上的卓越贡献,务实的教育理念,以及知、情、意相融的教育实践。

培育一流人才

贺先生培养了一大批一流人才,支撑起一段时间内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半壁江山,可谓贡献卓越。1992年,学界举办会议庆祝贺先生九十岁寿辰,百余位学者出席,皆是哲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弟子洪汉鼎曾对到场的贺门弟子进行分期:第一代学生有任继愈、熊伟,可能还有苗力田、齐良骥、王玖兴;第二代弟子有王太庆、陈修斋、汪子嵩、杨宪邦、张世英、张岂之、杨祖陶及劳思光等;第三代弟子有叶秀山、梁存秀、王荫庭等;第四代弟子有王树人、洪汉鼎、薛华等;最后一代弟子有宋祖良、范进(范建荣)等。其实,在第四代、第五代之间,尚有张祥龙的加入,祥龙先生虽非“形式上”的学生,却是“亲炙弟子”。若再加上贺先生指导的翻译人员,这个名单还可延长。梁存秀则认为贺先生的弟子有八代之多,上述名字还应增添周辅成、乔冠华等人。

诚如洪汉鼎所言,“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大陆西方哲学的研究大部分就是靠这五代的学生(洪汉鼎《贺麟教授与我的哲学生命》)。当下,中国大陆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许多优秀学者都是贺先生的再传弟子,如杨祖陶的弟子邓晓芒,齐良骥的弟子韩水法,苗力田的弟子李秋零,叶秀山的弟子黄裕生、吴国盛,熊伟的弟子陈嘉映、王庆节。经过代际转换,新一代学者研究视野更加开阔,涉及德国古典哲学、解释学、现象学、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领域。

昔日孔子三千弟子,贤者七十二,被尊为大教育家;今朝贺先生成名弟子当不下七十二,有此贡献,称其为优秀教育家当不为过。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贺麟(前排中)与学生在一起。资料图片

务实的教育理念

贺先生能取得如此的教育成就,与其深厚学识有关,亦与其务实的教育理念相关。贺氏虽未专门从事教育研究,亦未写过大部头教育学著作,但他提出了一系列深具可行性的教育理念。

传统观念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贺麟先生则有十年树人之理想,这源于他1946年返乡之感悟。离乡十年,房前屋后树木如故,而乡人则面目全非,于是贺先生提出十年树人的理想。他认为,一个好的学校,一个大教育家或政治家十年尽力教育,即可达到深远伟大之效果:曾国藩十年内就培植了许多人才,在政治军事诸领域产生很大影响;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前后不过六年,即培育出许多影响巨大的新文化运动人才。

如何实现十年树人之理想?贺先生提出一系列教育观念。他认为,首先要变传统的学问全在书本学问既在书本亦在实际的劳作和服务之中,要重视书本以外的肢体活动,将劳力与劳心结合起来。其次,改变传统士或学者为独特阶层之观念,以后一切职业都将学术化。以前人们言耕读传家,今后亦可言工读传家”“商读传家甚至言兵读传家,因为任何活动皆需学术指引。再次,要摈弃读书为做官之陈念,树立读书在于求得真实学问之新旨,此为教育理念的根本改变。贺先生指出,新式教育当谓价值教育,既包括真、善、美三位一体的纯粹文化价值,亦包括服务社会大众的“实用”价值,人们读书须围绕以上价值用功。此外,贺先生还对不同阶段的教育重点提出洞见。比如,就教育重心言,小学阶段应注重生活,中学应严格训练,大学应重视真正的学术;以德育言,小学应重乐教的陶冶,中学应重礼教的约束,大学则重诗教与信仰的熏沐。上述见解,对今天的教育亦有重要启迪意义。

”“这个对子中,贺氏认为:学为主,教为从。首先,有学自然能教。学有心得,自然不期教而能有教的效果。学不进步,虽名为教师,而终无以符教师之实。其次,教育是为人,学是为己。教人是做教师的天职,求学是做人的天职

既然教育的主要矛盾是,而很大程度上主要靠阅读,因此掌握好的读书方法就显得特别重要。贺先生对此颇为重视,曾撰写《读书方法与思想方法》。在该文中,他强调读书、做学问贵自用思想自用思想当知晓思想的方法。思想的方法,即逻辑的方法、体验的方法及玄学的方法。其中,逻辑的方法能使思维严密系统,避免散漫支离;体验的方法,可使学问具备亲切、丰富之内容,避免枯燥;玄学的方法,能促使人们养成远大圆通之哲学见识,以消除偏执。在分析思想方法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读书三法,即逻辑的方法、体验的方法及互观法”。逻辑的方法旨在把握全书之推理线条;体验的方法则以作者视角“涵泳其中”从而得其真义;“互观法”即“由全体观部分,复从部分观全体”,通过“由约而博、由博而约”之路径博涉作者其他相关著作(甚至包括同时代与此相关的著作),以便在整体上给著作以客观定位。“思想法”与“读书法”言简意赅,内涵丰富,既点出思想路径,又兼“知行合一”精义,整体上彰显了黑格尔辩证法精髓。

除了上述通用的读书方法外,贺先生还将治学经验传授给学生:一是要科班出身,二是要从一点做起。科班出身,强调学哲学须经严格的思维训练,否则容易流于散乱,不成体系;从一点做起,则言做学问之初切勿求广,要学会聚焦,从一点做起。活跃在哲学界的中坚力量皆为科班出身(接受过系统的哲学训练),借此理念,哲学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学者。又,当今学界,成绩斐然者大抵从一点做起,如:康德之于邓晓芒,海德格尔之于孙周兴,胡塞尔之于倪梁康,皆是从一点做起而成就卓然之范例。

具体到西方哲学的学习,贺先生给出直捣黄龙”“学译结合的慧解。贺先生主张,读书学习贵在掌握第一手资料,故须直捣黄龙。外国哲学之黄龙乃作者以母语写就,故贺氏强调学习外语的重要性——至少会一门外语。若不懂外语,只读他人翻译的作品,就可能跟着译者走;若译者错译、误译,读者则离真义远矣。

克服语言障碍后,要尽可能去翻译原著。贺先生认为翻译工作并非仅是简单的语言学问题,它还意味着译者不仅要像作者那样思考问题、真切地进行哲学训练,而且还须调动自身的语言能力,按照信达雅的原则创造性地用另一种语言将其表达出来。因此之故,翻译哲学著作亦是在认识、理解基础之上的深层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堪称创造性的工作,因为认识就是超越,理解就是征服。在贺先生的学译结合理念的教诲下,他的学生王太庆、王玖兴、杨祖陶、陈修斋、王子嵩、苗力田、洪汉鼎、范进等,翻译了西方自古希腊以降的主要哲学著作,为中国的西方哲学思想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再传弟子邓晓芒、李秋零、韩水法等人亦承“祖训”。其中,邓晓芒先生与其导师第一次将康德的“三大批判”从德文译出,李秋零教授近乎以一己之力翻译了《康德著作全集》,韩水法教授则独自从德文翻译了康德的“第二批判”,三者亦因此而成为康德研究的专家。

贺先生一向尊重学生的主体性,从不强迫学生顺从自己。张世英大学毕业保送研究生,选择了清华大学研究院。贺先生见到他,并没有责怪,反而笑着说,原以为你会选择北大研究院,跟我研究黑格尔;也好,各有千秋,跟金先生(金岳霖)学分析哲学,会做出很好成绩的。(张世英《引领我走向哲学的贺麟先生》)其实,除了杨祖陶、王玖兴等少数弟子以黑格尔为研究对象外,贺麟的多数弟子选择了其他研究方向,比如,洪汉鼎转向诠释学,王子嵩选择了古希腊哲学,苗力田成为亚里士多德专家……

贺先生之所以持此开放立场,与其学术追求有关。贺先生认为读书做学问贵在追求真理,既然如此,无论研究德国哲学还是其他哲学,它们皆是追求真理的工具,或曰皆是哲学研究的平台或手段——贺先生认为做哲学当研究哲学本身,而非要成为研究某某哲学的专家,故而对弟子从不设限。事实上,他本人亦是开放的,早岁醉心于心学,中岁聚焦于黑学,晚年除了翻译黑格尔哲学著作外,还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贺先生的开放立场也与其思想贵在创新的主张有关。他在《论哲学纷无定论》一文中明确指出,真理也许只有一个,然而鉴于追求真理者的认知能力、经历、立场、方法等因素,其不同阶段将得出不同的看法,故言哲学纷无定论;反过来讲,假设哲学有定论,正是哲学的末路,势必扼杀人们的创造力。言哲学无定论并非意味着学哲学的人可以信口开河,胡言乱语,更不是说每个哲学家没有他自认为苦思力索深信自得的真理,而旨在注重哲学的批判怀疑,以求思想的自由创新。贺先生鼓励学生自由地创新,曾撰写《向青年学习》,即是明证。据弟子回忆,贺先生的两句口头禅之一就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另一句为“莲之出淤泥而不染”)。若将老师之是非定于一尊,弟子又将如何超越老师呢?

贺先生的开放立场还与黑格尔的影响有关。贺先生固然倡导直面哲学本身,但深受黑氏影响亦在情理之中。黑氏谓真理乃一整全过程,个体之所得,充其量不过是真理之局部;局部之真理颇似盲人摸象,仅得一端,当然不能定于一尊。故追求真理者当具开放心态,不可画地为牢。

贺氏的教育理念虽寥寥数则,却直中要核,且极具哲学意蕴。

知、情、意相融

陶行知先生认为,真正的教育家须将知、情、意统一起来。贺先生当然熟稔知、情、意统一的哲学内涵,他在教育学层面虽未言及此,但一生躬身践行了这个理念。

在教育实践中,贺先生做到了授知融情。贺先生学贯中西,乃学界翘楚,故能吸引青年才俊汇聚门下。任继愈曾回忆,贺先生在西南联大授课时,曾到其他学校兼课,当他回返西南联大时,好几名同学主动转学,跟随贺先生进入西南联大哲学系。张世英先后在西南联大经济系、社会系就读,直到选修了贺先生的哲学概论课,才找到自己的目标,最终转入哲学系。

贺先生缘何有此魅力?是贺先生讲课的技术特别高超吗?当然,就这方面说,贺先生也是一位好老师;但就讲课技术而言,即使当时政校教师中比贺先生好的也不乏其人。(陈修斋《回忆贺麟先生》)陈修斋先生认为,贺先生具备一种难以言传的、以自己对所讲内容的真诚而潜移默化地感动人的精神力量。譬如谈及晦涩的黑格尔思想,贺先生即以浪漫抒情的文学语言表达出来:莲之出淤泥而不染即为其对对立统一扬弃之辩证法思想的恰切解释,其中既有贺先生的独特理解,又含其对传统文化的温情(以西),颇能引起学生共鸣。

贺先生上课采取闲谈的方式(陈修斋语),他总是娓娓道来,这种平易近人的授课方式拉近了师生的情感距离,能抓住学生的心,使学生处于自由的状态。诸弟子回忆恩师授课之场景,皆以如坐春风描述之,其向往之情,溢于言表。此亦为贺氏授知融情之日常体现。

贺先生的授知融情还表现在其崇高的师德上。梁存秀在《回忆吾师贺麟》一文中提到,《小逻辑》第二版出版后,北大研究生班的同学通过党支部书记请贺先生为他们讲解此书,并准备付给他若干讲课费。贺先生欣然同意授课,讲了六次,但是他拒绝接受课酬:我是北大的教授,你们是北大的学生,传授学业是我应尽的职责。我谢谢你们,但绝不能收这个报酬!拒绝授课费的背后,实则融入了贺先生尊重知识、尊重学生的高尚师德,这当然是伟大的情感。

在教育实践中,贺先生也做到了以情涵意。范进在贺先生120周年诞辰会议上,道出学生们的共识:贺先生仁智并举。先生之智,世人言之甚多,姑言其仁。仁者,爱也,发而为情,则表现为对弟子的宽容之情、佑护之情与坦诚之情

西南联大时期,贺先生家中常有学生造访。据汪子嵩回忆,几位同学曾就黑格尔哲学到底该联系朱熹还是王阳明的问题与贺先生争辩起来,让老师有点不高兴。然而,下次同学到家中上课时,贺先生依然尽量帮助同学,贺师母还给同学做点心吃。20世纪70年代中期,仅有中专文凭的张祥龙问学于贺先生,贺先生不但予以系统指导,更以平等、亲切的态度与其交谈,他眼中没有我的幼稚、偏执和可笑,而只有那慢慢显露出来的精神生命(张祥龙《我与贺麟的师生缘》)。贺先生对学生的包容、宽容之情可见一斑。

自西南联大返京后,贺先生曾担任北大训导长一职,在这个岗位上设法保护学生。无怪乎北大学生自发地送锦旗给贺先生,上书我们的保姆五个大字。贺先生主持的西洋哲学编译会,最初几名成员中,汪子嵩、邓艾民、黄楠森三人都是地下党员,有人向贺氏告状,他置之不理,佑护之情尽在其中。

贺先生历来对学生坦诚相待。新中国成立前夕,贺麟先生被国民党列入首批转运名单,汪子嵩受命挽留先生,不惜冒险说明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贺先生不仅对国民党当局守口如瓶,且最终接受学生的建议留在大陆。任继愈回忆了先生的另一种坦诚:贺先生谈到曾国藩与其师倭仁交换日记的美谈,故邀任继愈同其交换日记,以此相互促进。日记作为私密之物,贺先生却能于弟子面前敞开心扉,毫无遮掩。

情感背后,蕴含深意——贺先生并非毫无原则地滥用情感,他始终将情感与激发学生追求真理的意志结合起来。换言之,无论学生是何种身份、有何种立场,只要以追求真理为务,贺先生都是支持、鼓励的。洪汉鼎遭遇坎坷时,贺先生给予力所能及之帮助,并用工整的蝇头小楷写信鼓励:你今后能以古典哲学为重点,深入系统研究,很好。但须知德国古典哲学与生活实际关系密切……”关爱、鼓励学生追求真理之意,尽在情感之中。

在教育实践中,贺先生还做到了以意进知。意即意志,按康德的说法,即是自己实现自己对象的能力。因此,以意进知,首先表现在主体在实现自己对象过程中的学习能力。贺先生本人即以意进知的典范。他在研究德国哲学时就立下了翻译黑格尔哲学的意志,此意志被他视为哲学意义上的自由尽性之事。在耳提面命中,弟子亦被此意志(指翻译著作)所感染、调动。譬如,杨祖陶为完成此黑格尔的《耶拿逻辑》,八十岁高龄仍在劳作,在完成老师意志之时,也尽了己之性

以意进知也表现为意志激发干劲。持心学立场的贺先生,认同美国哲学家詹姆斯信念产生干劲之信条,故而尽量鼓励学生。叶秀山北大毕业后,在贺麟先生麾下工作。叶秀山一度对美学产生兴趣,欲离开哲学所。贺先生住了他,并告知他毕业分配之原委:叶的毕业论文未得到指导教师郑昕先生的认可,成绩只同意给,故未能留在北大。贺先生认为叶脱稿亦能把问题说清楚,故坚持给了,并将其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所。贺先生还劝他,研究美学要有哲学史基础,你先在这里学一年哲学史,一年以后再考虑转(叶秀山《我是怎样喜欢起哲学来的》)。此种意志上的鼓励对叶秀山影响极大,诚如叶氏所言,“他当时这一拦,对我以后在学术道路上的进步关系太大了”。换言之,叶秀山的“干劲”是被贺先生激发出来的。

贺麟的部分著作、译作 资料图片

以意进知还表明追求真理之意志。20世纪30年代,贺先生作《德国三大哲人歌德、黑格尔、费希特的爱国主义》,旨在以追求真理的理性精神启蒙并激励国人,此书读者对象不仅限于学生,而是针对四万万同胞,故其教育作用大矣。又,贺先生所秉持的读书当追求真理亦是一种意志,此意志俨然成为一种精神,传承于其弟子间,亦传承于未曾谋面的私淑弟子之中。

立功”“立德”“立言是古儒追求的三不朽。若从教育的视角观之,贺先生的师功(人才培养)”“师德”“师言之成就,皆达到了相当高度。


(作者:郭继民,系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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