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1985年2月9日，在深圳深南中路上的核电大厦，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营公司”）举行了盛大的开业典礼，喜庆的鞭炮从大厦13层高处悬挂而下。

作为改革开放初期最大的中外合资企业，合营公司开创了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先河——在董事会授权的总经理部领导下，与国际核电标准接轨，统筹中外各方力量，经过近七年艰苦奋斗，建成了大亚湾核电站，实现了我国大陆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从无到有的重大跨越。

值此合营公司成立40周年之际，我们邀请到第三批赴法国学习培训的核电“黄金人”、原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厅主任俞洁纯，作为大亚湾核电站建设的亲身参与者为我们讲述那段充满挑战与激情的岁月，共同回顾合营公司的光荣历程。

俞洁纯接受《中国广核》报记者采访

峥嵘岁月：起步的艰难与坚守

从1979年开始筹划，到1994年建成投产，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历程充满坎坷。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后，香港发生反核风波，给大亚湾核电站建设带来巨大挑战。

问：今年是合营公司成立40周年。香港反核风波后，一度传出大亚湾核电站可能搞不成了。您是合营公司第一任公共关系处处长，参与了这个事件的应对，可不可以讲一讲这段历史？

俞洁纯：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后，香港社会掀起了强烈的“恐核”情绪。当时有56个社会团体组成了“争取停建大亚湾核电厂联席会议”，并通过了反对兴建大亚湾核电厂的宣言。他们发起的签名活动据说有102万人签名。这让我们感到很紧张，一度觉得大亚湾核电站可能搞不成了。

我们的董事长王全国，他忧心如焚，夜不能眠，他以个人名义连续两次给中央发电报，强调建设大亚湾的重要性，表示“一定不能放弃它”。这些电报最终被转交给邓小平同志。

小平同志叫秘书向我们传达指示：“中央领导对建大亚湾核电站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我们一听小平同志这么说，就知道他的意见是很坚决的，别人动摇不了，我们信心大增。

合营公司的港方对公众舆论高度重视，尽管当时内地还没有单位设立公共关系部门的先例，但为应对这场“反核风波”，港方提出让广东核电合营公司也要设置公共关系处。我那时是大亚湾核电站三大合同谈判团的秘书组长，外语水平也还可以，所以他们就商量让我去当公关处处长。港方的第一副总经理姬达爵士还特意找我面试。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开始负责公关处的工作。

当时在公关处，我主要负责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接待大量来大亚湾核电站参观访问的香港市民，二是每天收集香港媒体关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和大亚湾核电站的评论，特别是香港的报纸，我将这些评论整理成简报，每天通过北京办事处转呈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阅览。

根据中央部署，在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帮助下，合营公司会同有关方面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实施步骤，在香港开展了核电科技知识宣传和解释疏导工作。1986年9月中旬，由中国化学会与香港科技协会共同在香港举办了一个资料丰富、内容生动的“核技术展览会”，向香港公众进行核知识科普宣传。在为期一周的展期内，参观者逾8万人。随后的几个月，香港政界、科技界、工商界人士纷纷组团到大亚湾核电站工地参观访问，合营公司派出技术专家进行耐心的讲解。最终，在中央及国务院的正确决策和合营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一场差一点使大亚湾核电站功败垂成的反核风波成功得到化解，成为一次对公众宣传核科学知识的科普活动，风波就此平息。

问：1987年8月7号，大亚湾核电站开工，这对合营公司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您参与了开工典礼筹建，有什么趣事跟大家分享吗？

俞洁纯：1987年8月7号，大亚湾核电站开工。当时我是公关处处长，负责组织开工典礼相关工作。一般来说，开工典礼会有一些仪式，比如领导致辞、奠基等。但当时大亚湾的现场条件简陋，要怎么举办开工典礼？我想到了大亚湾的基石，因为大亚湾1号机组核岛基岩负挖出来时，我曾跟施工队说，留两车岩石放在边上，要用来干什么还不知道，先留着。后来我从里面找了一块大一点的石料，请李鹏同志为这块基石题了“大亚湾核电站奠基”几个字。开工典礼时，这块石头上蒙着红布，6位领导一起拉开了红布，共同为大亚湾核电站奠基石揭幕。这块基石现在仍矗立在大亚湾核电基地公关中心门口。

开工典礼当天有几百人参加，吃饭又成了一个难题。当时大亚湾还是工地，什么也没有，只有核服公司建了一个公租房，没有食堂或者餐厅，但董事长王全国坚持要在大亚湾现场吃饭。于是我们就把核服公司一楼临时改做餐厅，还从合营公司秘书部借了6台窗式空调，不然现场太热，没法待。

开工典礼吃什么？考虑现场北方人比较多，我们决定上饺子。但做饺子没有地方，连擀面杖都没有，当时还临时搭了一个棚子，工作人员用啤酒瓶当擀面杖，通宵包饺子。就这样，在窗式空调隆隆作响声中，中外来宾举杯共庆这个难忘的瞬间。1987年8月7日，不仅是大亚湾核电站主体工程开工，也是值得大亚湾全体员工铭记的日子。

一张满意的答卷：安全运行的成果与突破

从当年百万人签名的反核风波，到今天大亚湾核电站取得了安全运行的喜人业绩，为国家、为社会交上了一张合格的答卷。俞洁纯见证了从核电起步到核电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与此同时，他在核电站文件档案管理方面的创新，也为核电站的安全运行和档案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问：您在大亚湾核电站投产10周年时，曾为香港文汇报撰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一张满意的答卷》。请问这篇文章的创作背景是什么？

俞洁纯：大亚湾核电站投产后，我们与香港方面的交流一直比较频繁。投产10周年时，香港文汇报邀请我撰写一篇文章。

在核电站建设初期，香港同胞对核电站的建设和安全运行还存在一些担忧。然而，经过了10年的安全运行，我想通过这篇文章，向香港同胞展示大亚湾核电站10年来的安全运行情况，消除他们的疑虑。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专门去了一趟香港天文台调研。香港天文台早在大亚湾核电站建设之前，就在周边地区建立了13个监测站，专门监测大亚湾的排放情况。我让他们提供监测数据，结果显示大亚湾核电站的排放是一条直线，表明10年来没有任何放射性物质排放。

其实，内地方面也有自己的监测系统，每个监测站同时配备了两套系统，一套是由大亚湾核电站提供，另一套是由国家环保局提供。为确保监测数据的客观性和可靠性，避免单一系统监控，所以设计了两套放一起。10年来，大亚湾的排放始终是一条直线，就没有检测到任何放射性物质的排放，这个效果令人瞩目。可以说，大亚湾核电站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问：大亚湾核电站安全运行至今，在您参与的工作中，有哪些好的经验或举措值得借鉴？

俞洁纯：核电站文件档案是关于核电站安全的一个重要基础，没有文件档案，核电的安全就没有基础。在大亚湾核电的运行中，文件档案一体化管理系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这个系统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法国的经验，法国核电站采用18位编码为每个文件赋予唯一标识，确保文件查找的准确性和高效性。我将这一理念引入大亚湾，在研究了国际上的核电站文件档案系统程序以后，再结合国内文件档案管理存在的弊端，如文件和档案管理分离、信息不对称等，提出了一体化管理的解决方案，开发了文件档案一体化管理系统。这个系统从接收文件开始就给它定上号码和各种标识，让它流转下去，最后用完了就归档成档案，所以文件和档案是一体化的，现在大亚湾核电站里找哪年哪月哪日开了什么会，有什么备忘录，都可以把它找出来。

在后续的核电站建设中，这个系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参考。例如，要问当年某件事情的决策，可以通过编码把当年文件找出来，看到当年的决策和产生的结果。

这个项目是我们自主创新的项目，没有外国人参与的，广东省档案局、国家档案局他们对这个项目都很肯定。这个项目在1995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参与评审的国内档案系统方面的专家一致认同这个系统对核电站安全运行的重要性，对这个系统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中国档案事业的一次创新。

我因为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在2019年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勋章。

光荣的历程：一生的热爱与核电情怀

4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或许只是短短一瞬，但对成千上万的核电建设者来说，却是生命中最为宝贵且难忘的经历。作为大亚湾核电站筹建的亲历者，俞洁纯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对核电事业的执着与信念。虽已退休20年，但他对核电事业的热爱与关注从未改变，激励着更多的后来者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行。

问：今年是我国核工业创立70周年，回望您参与筹建大亚湾核电站的这段岁月，在经历的一个又一个的困难面前，支撑您往前走的信念是什么？

俞洁纯：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学的是工程化学系材料专业，当时的主要目标是“中国自己造出原子弹”。改革开放后，国家开始建设核电站。因此，我对参与核电站建设怀有很强烈的愿望，别的事情我都没兴趣，我就想干这个事情。毕业后，我被分配去江西工作，干过钳工、球磨机工，当过中学校长，但这个愿望一直没放弃过。改革开放后，一听闻国家要建设核电站，我就给电力部写信请缨投入核电领域。先参与了苏州核电研究所的筹备工作。后来苏南核电站项目搁浅，核电站项目工作启动。我就来到深圳了，从1978年起，一直参加大亚湾核电站建设工作。

退休后，到现在为止，每年我都会买国家核能发展规划的相关书籍，了解国家核电事业的发展、有哪些进步。我还主编了一本记录广东核电发展历史的书，书名是《光荣的历程》。这本书的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将此书献给为中国核电事业作出贡献的人们”。我没有什么其他的愿望，就是想为搞好中国核电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978年，中国内地核电机组是0。而到了2024年，中国内地在建和运行的核电机组已经达到了102台，成为全世界第一了。这让我感觉，自己这么多年，没有白忙。现在，我国的核电事业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也让我感到很兴奋、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