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清华入学考试一事，却颇有根据”

1929年暑期，7月26日，钱锺书参加了清华大学在上海徐家汇交通大学举办的“自主招生”考试。8月22日，“高考”成绩放榜，钱锺书国文和英文成绩特优，数学15分，总排名第57名，被清华大学录取。但在有关他的几篇重要回忆文章和传记中，都记载为，因为数学成绩低，他是被清华校长罗家伦破格录取的。

初入清华时的钱锺书

清华同学邹文海《忆钱锺书》一文可能是最早提出“破格”说的：“他的入学考试，有不寻常的经历。因为他算学零分，按例不得录取，而罗志希校长因他英文特优，所以力争破格准其入学。”（《传记文学》1962年6月第1卷第1期）零分之说当然不确。这篇文章影响很大，被之后的很多传记采用。如夏志清《重会钱锺书纪实》（1979年）：“可能因为用功太迟，考清华大学，数理考卷不及格（仅拿零分之说，却是谣传），但中英文考卷成绩优异，主持入学考试的教授们曾把钱的考卷呈罗家伦校长请示，数理成绩太差是否应收他。罗校长看了钱的中英文作文，惊为奇才，立即录取。到了大三或大四那年，罗特别召见钱锺书，把这段掌故告诉他，视之为自己识拔的‘门生’。”（夏志清《谈文艺 忆师友》，第136页，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大三或大四”的时间也不准确。钱锺书和罗家伦同在清华大学只有一年时间，就是在大一的时候，即从1929年9月至1930年5月（罗家伦1928年8月—1930年5月、钱锺书1929年9月—1933年6月在清华），以后的校长是梅贻琦。

钱锺书自己也承认是“破格”录取的。1980年11月，他随团访日期间，有人又问他清华入学考试是不是零分，他笑说：去年访美，见到两篇以他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这个传闻也有记载。其实也不是只有零分，而是稍高的15分，不过仍然不及格就是。因为中英文成绩都还过得去，当校长的罗家伦就破格录取，这也是事实。（孔芳卿《钱锺书京都座谈记》，《明报月刊》1981年第1期总第181期）汪荣祖亦有记：“钱先生忆及初进清华时，有一天罗家伦校长忽传话要见，初甚紧张，不知出了何事？文凭伪造乎？ 原来是罗校长告知因国文英文俱佳而破格录取事，始感释然。”（汪荣祖《槐聚心史：钱锺书的自我及其微世界》，第11-12页，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4年版）

近读《锺叔河师友书札》中钱锺书致锺叔河函（1985年6月24日），钱先生于信中又详细追忆了当年进清华被罗家伦召见的情形，起因是锺叔河复印了邹文海的文章给他：

叔河我兄著席：

得惠寄复印邹君文海遗文，甚感。事冗未遄报为罪！ 顷又奉颁精装本张德彝诸公著述，厚锡骈繁，愧无以报，铭心而已。弟血压稍平复，但时起时落，大类市场物价之难稳定，岂天人感应，“圣之时者”乎？ 一笑。邹君文弟于六年前访美时见之，在哥伦比亚坐［座］谈时，有出示此文相质询者。所记多失实，如渠先人与寒家无往来；《Johnson’s Dictionary》久已绝版，一九六〇〔年〕左右方有选印本，近始重印，抗战时何从获得？ 且卷帙厚重，行旅携读不便。清华入学考试一事，却颇有根据。弟数学试卷仅得十五分，罗校长自阅中文试卷，弟文谬蒙称赏，因调取英文试卷阅之，遂得侥幸。弟报到后二三日，忽获校长室来条叫去，惶骇莫名，斛觫而往，罗公告以经过，弟始知之，罗勉以好自为之，弟深深鞠躬而退。邹君以高年级生，襄助监试，故亦闻此事，记忆未失耳。邹君于一九七〇〔年〕左右逝世，缘悭再面。

草复并谢，即叩近祉

弟钱锺书上 杨绛同候

（一九八五年）六月廿四日

钱锺书虽然自己说是被“破格”录取的，但实际并非如此。根据当时清华录取政策，及当年类似经历进清华的学生回忆，钱锺书进清华，并没有被破格录取是凭自己本事考进去的。钱锺书1929年报考清华时，总成绩并不差。全国报考的有2000多人，录取男生174名，女生18名，第一名严衍诚，第二名就是堂弟钱锺韩，钱锺书第57名。1925年清华学校大学部录取分数线是各科总平均47分，且不考虑单科成绩。到1929年，钱锺书考清华这一年，略有变化：“十八年度外国语文系本科学生录取标准：总平均分数40分以上，国文、英文、算学平均分数40分以上，国文分数45分以上，英文分数45分以上，算学分数5分以上。”（《国立清华大学历年招考本科学生录取标准》，《清华周刊（向导专号）》，1934年第41卷第13、14期）就是说，那一年总平均、国文英文数学三门平均不低于40分，国文和英文要求不低于45分，数学不低于5分。钱锺书的数学显然不低于5分。

清华1929年级校友周培智回忆，当年清华录取标准是，凡是国、英、算三门主科中“有一科目考分在85分以上，一定录取……各科平均分数及格，合乎入学标准，也能录取。”（《五十年前的清华》，《清华通讯》新67期，转自汤晏《钱锺书》，第38页，文化发展出版社2019年版）晚钱锺书一年进清华（1930年）的季羡林回忆，他考进外文系时，数学成绩不到10分，比钱锺书还低。比钱锺书晚三年进清华的郑朝宗说：“钱是个奇才，中、英文作文的成绩很突出而数学仅考了15分，清华大学录取新生规定，一门零分不录取，多亏罗家伦校长破格录取了他。”（《郑朝宗纪念文集》，第384页，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钱锺书没有一门是零分，又何来“破格”呢？ 吴晗考清华时，数学是零分，没有被北京大学录取，被清华大学历史系录取了，是不是属于“破格”呢？ 据清华大学校史馆查明，1931年吴晗以插班生身份考进清华，文史成绩优异，但插班生考试不考数学；吴晗是正常被录取而非破格。（刘惠莉《吴晗“数学考零分、破格进清华”说辨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那为什么罗家伦要特别召见钱锺书，从而给人造成“破格”录取的印象呢？ 首先肯定是因为钱锺书的成绩特殊，悬殊太大了。他特别和钱锺书提及此事，可能是要显示他不拘一格招人才的胸襟，或者得意于清华灵活的招生政策。如无灵活的制度，像钱锺书这样的偏科人才又怎能进入清华呢？ 之所以见钱锺书，还有一个原因，和他父亲钱基博可能有关。钱基博在儿子进清华前，也曾是清华学校的教师。1925年9月至1926年6月，钱基博受时任清华校长曹云祥之邀，到清华学校新制大学普通部任国文教授，后来负气离校，学校又几次邀请他返校都未应允。钱基博时为名学者，又有前同事在校，新任校长罗家伦不会不知道的。俟锺书到校，加之国文、英文俱佳，数学奇低，特招之一见，亦为不可。

1934年2月23日，钱锺书致罗家伦函，自称“受业”

此番一见，听君一席话，钱锺书终身难忘“师恩”。感此“奇遇”，他与罗家伦建立了很好的师生情谊，即使清华毕业以后，仍有诗书往还。钱锺书执弟子礼待之，写信自称“门人”“受业”“诗徒”“诗弟子”等，成就了一段佳话。

顺便说一句，钱锺书“高考”这一年数学其实很难，考十几分并不丢人。饶余威 《清华的回忆》：“数学的题目又比我们在教会中学毕业生所预料到的更难。”

“清华大学聘他为教授……这是破例的事”

“梅校长”就是梅贻琦。罗家伦走了后他来接班的，是钱锺书在清华的第二个校长，也是杨绛借读和读研究生时的校长。梅贻琦虽在传统意义的学术上未有重要成就，但在学界的地位和声望很高。他能在清华接连三任校长被赶下台，稳稳做了17年校长（1931-1948），被誉为“清华终身校长”，“在名流济济的清华驾驭群雄并获得长期的支持，足证其不乏过人之处”“在清华成长的关键期,在制度不够健全、特别是政局动荡的非常时期,若非此类人物驾驭局面,清华的发展难以逆料”（刘超、李越《梅贻琦与清华之崛起》，《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27卷）。

梅贻琦日记出版后，一个较生动的校长形象展现了出来。比如梅校长喜欢打麻将，喜欢喝酒，酒量还很大，在日记里自己也承认喝酒太多，开展自我批评。其子梅祖彦认为，“先父在外表上给人印象严肃拘谨，非对熟人不苟言笑，实际上他对生活仍是充满热情的”。比如喝酒和打麻将。（梅祖彦《写在本书出版前的几句话》，《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中华书局2018年第1版）

杨绛晚年在给锺叔河的信中，也追忆了当年在清华借读时梅贻琦的生活细节。比如梅校长“天天”乘着清华新的小汽车进城，给人主婚或证婚，学校的事务大部由秘书长沈履（杨绛堂姐夫）代行：

叔河先生：

久未通音，但我没有欠你信。最近有一位很重视你的老同志对我说：“你好像和锺叔河先生很熟，请你告诉他，梅校长远不像他写的那么好。”这个我也知道，因为当时我在清华借读，清华共有二辆小汽车，一新一旧。梅校长天天乘了那辆新的汽车进城，为人家做主婚人或证婚人，校事一概委诸秘书长。秘书长是行政人才。（例如清华四周空地很多，都是秘书长买下来的。后来清华得以扩张得很大。）秘书长是我的堂房姐夫。堂姊是杨保康。她常带我乘了这辆破车在北京郊区四处游玩（如香山看红叶），保康姐和梅夫人很亲近，常带了我到梅家作客。我是梅夫人喜爱的常客。这都是后来的事了。

我希望你身体健好，阖家幸福快乐。祝双树长青永茂！ 象征你家的情况。很羡慕你有朱正般的好友，“难兄难弟”均此不另。

杨绛

二〇一二年四月九日

我今年102岁了！伟大吗？

当然这些都是生活细节、小节，作为民国顶尖学府之一的一校之长，社交应酬在所难免。整个抗战时期，特别是在西南联大时期，说是三校校长轮值做联大常务委员主席，但几乎都是由清华梅贻琦校长一人在主持（张伯苓和蒋梦麟两位校长在重庆任职），直至1946年7月31日联大结束为止。他为清华发展还是做了很多贡献的。据说联大时期，学校配给他一辆小车，当物价飞涨时，他毅然封存了汽车，辞退了司机，安步当车。外出应酬，则以人力车代步。

其实，钱锺书还是要感谢梅校长的。1938年上半年他在牛津大学即将毕业，正在为回国工作发愁，此时西南联大伸出橄榄枝，破格聘任他为教授，正是由老师冯友兰向梅贻琦校长推荐的。即使后来在联大待了一学年后，他“不辞而别”到国立师范学院，清华仍继续给他发聘书，这都是梅贻琦校长同意的。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记：“1938年,清华大学聘他为教授，据那时候清华的文学院长冯友兰来函说，这是破例的事，因为按清华旧例，初回国教书只当讲师，由讲师升副教授，然后升为教授。”（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第3-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冯友兰晚年回忆强调：“清华不大喜欢请初出茅庐的人，往往是在一个教授在别的学校中研究已经有了成绩，教学已经有了经验之后，才聘请他。”（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38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杨绛先生的信，算是给梅贻琦校长生平增加了一条生动的注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