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当平民百姓,也要顶天立地”——五四,重读刘冰《蒋南翔与清华黄金一代》

2020-05-04 | 刘冰 | 来源 公号“光明日报博览群书”2020-05-04 |

此文选自《博览群书》杂志2017年第9期。《博览群书》原题为:蒋南翔与清华黄金一代。现题为编者所加。

刘冰,原名姚发光,1921 年 12 月 7 日出生于河南省伊川县,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在八路军一二九师随营学校、抗大六分校、太岳抗日根据地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兰州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甘肃省副省长、省委副书记兼秘书长,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是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代表。1998 年离休。2017 年 7 月 24 日,刘冰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 96 岁。这是本刊从清华大学出版社《刘冰文集》中选出的文章,系刘冰生前于 2010 年口述并审定,其高识远度,非同一般。本刊转发读者,兼敬先贤。

——《博览群书》编者

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右五)、第一副校长刘仙洲(右四)、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右六)、副校长陈士骅(右三)、副校长张维(右一)、校长助理李寿慈(右二)等校领导在一起,审查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完成的国家大剧院设计方案。

初识蒋南翔

1949 年 4 月 11 日,我以团长的身份率领河南省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团来到北平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在中央美术学院礼堂开幕,这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时刻。冯文彬在会上作筹委会工作报告,蒋南翔作《团章》报告,任弼时代表中央讲话,讲了几句,因为身体不适,由大会秘书长荣高棠代为宣读。大会开了一周。4 月 22 日至 24 日,青年团一届一中全会选举出冯文彬为书记,廖承志、蒋南翔为副书记的第一届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蒋南翔同志。虽然对他的事迹过去也知道一些,1938 年我从《新华日报》上知道,他是全国学联秘书长,又听传说他是一二·九运动中清华大学的主将,当时对《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中的名言——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出自他手,我还不知道,但这千古绝唱对全国青年学生抗日激情影响之大,是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们所记忆犹新的,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抗日战争时期蒋南翔是中央青委的主要成员,当时我在抗日根据地做青年工作,由于战争环境,我从未见过他。这次能见到这位学生领袖,我十分兴奋。他个子中等,衣着朴素,戴着黑框眼镜,说话不多,很沉着稳重的样子。

此后我回河南任中共河南省委青委副书记、书记,青年团省委副书记、书记,在学校、工厂也由点到面开展建团工作。其间,我曾到北京向蒋南翔汇报过一次工作。1953年,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胡耀邦、候补书记胡克实共同点名,把我调到团中央先后任办公室主任、青农部部长、办公厅副主任。我到团中央后,与蒋南翔有了更多接触。

1952 年 11 月,蒋南翔调任清华大学校长,此后,蒋南翔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他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教育思想、教育方针结合清华大学的实际,创造性地开拓了一条新中国社会主义大学的路子,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又红又专的优秀人才。

1955 年,团中央派我和青农部副部长高仲雨两人去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后快毕业时,我向团中央提出去地方搞实际工作,这时候蒋南翔来找我,邀请我去清华。我说我没上过正规大学,就上过抗日军政大学,我只想去地方做实际工作。蒋南翔说:“你到地方上工作,省委地委都是机关,不一定就能天天接触群众,接触实际工作,你到学校来,这里天天接近群众,路上都能碰见老师和学生,这更是实际工作。”我想也对,但还是觉得自己没经验。南翔鼓励我说 :“边工作边学习嘛,来!”就这样,我来到了清华大学,一待就是 22 年。

大约是 1956 年 8 月,我被调入清华大学任党委第一副书记。到“文革”发动前,刚好十年。这 10 年,对我各方面都是很大的锻炼和学习,我向清华的教职员工和学生学习,特别是向南翔学习,让我受益很多。

这 10 年让我深深地感到,蒋南翔是新中国成立 60 年以来,非常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政治家。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我之前没有做过大学工作,我能够在清华站得住、工作得下去,完全是跟着南翔学的,我很注意听他的意见、学习他的讲话和思想,10 年中他的教育思想和具体措施让我深深觉得他的教育思想是科学而有创造性的。当时学生中流传“刘冰报告,南翔精神”,确是如此。

大力发展新技术专业

1951 年 11 月,中央教育部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拟订全国工学院院系调整方案,揭开了 1952 年全国院系大调整的序幕。1952 年秋,中央教育部在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的基础上,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为原则,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

蒋南翔就是这个时候到清华任职的。1932 年,蒋南翔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20年后的清华已经由一所综合性大学调整为多科性的工业大学,开始集中力量为国家培养工业建设人才。这对于蒋南翔和清华而言,都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他在全校举行的师生欢迎会上坦诚而坚定地表示:“我没有学过工程,担负工业大学的领导工作是有困难的、力不胜任的,但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能在困难面前退却。我自己不懂业务,但可以作为一个见习生,向其他有经验的教师和职工同志学习,依靠大家的帮助和合作,共同来努力完成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

蒋南翔首先要执行的是,接收北大的工学院,同时把清华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交给北大。当时还有人提出,清华图书馆已没有必要再保存文法图书和古籍,应该把这部分收藏分给北大。刚到清华的南翔马上制止了这件事,说大学的图书馆除了给阅读之外,还应该是一个藏书所在,不能分开,甲骨文等许多宝贵的文科资料都应留下来。北大和其他单位、学校也都可以来看,发证书,但不应该把一个大学的图书馆拆得七零八落。南翔认为清华的理工科基础要加强,但清华的人文素养不可减少。

二战中显示巨大威力的原子弹令人记忆犹新,原子能及相关科学技术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1955 年初,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1955 年 9 月初,国家高教部派遣了一个代表团前往苏联考察和学习,代表团成员有蒋南翔、周培源(北京大学教授、教务长)、钱伟长(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胡济民(北京大学教授)和翻译邢家鲤(清华大学教师)5 人,蒋南翔任代表团团长。代表团仔细考察了苏联几所学校原子能专业的办学情况。11 月 5 日,回国后的南翔完成《高等教育考察团访苏报告》,详细阐述了培养原子能干部的几个问题,也全面反映了蒋南翔对在清华创建新专业的设想: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设立新专业 ;重新调整清华大学各专业的招生人数 ;请求解决设立新专业所需要的师资问题 ;中科院、北大、清华合作开设新的高技术专业,培养原子能技术人才。

从 1955 年末,清华陆续建立了实验核物理、同位素物理、放射性稀有元素工艺学、电子学、无线电物理、电介质及半导体、热物理、空气动力学、固体物理、自动控制等 10 个新技术专业 ;1956 年设立工程物理系,随后几年又相继增设了工程化学、工程力学数学和自动控制等系,并有意识地发展应用理科。到 1965 年,清华大学已发展为 12 个系 40 个专业。

蒋南翔强调新技术专业要适应国家重点尖端工业和科研部门的需要,主动去配合国家这方面的部署。1957 年初,尖端工业的科研部门负责人林爽来到清华,建议与清华合作,蒋南翔很重视这件事。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钱学森与南翔签署了合作协议,确定清华的自动控制专业与计算机专业同他们配合,为其培养人才,并派骨干教师参与他们的工作。后来,这种合作关系曾一度受阻,南翔出面向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报告,得到聂帅支持,这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同年 9 月,为了满足尖端工业的人才需求,国家从全国 10 所高等院校抽调了 287名四五年级学生,到清华自动控制系学习,为五院(航天工业部前身)和二机部(核工业部)对口培养,这批学生在 1960 年到1962 年陆续毕业,成为我国尖端工业的第一批技术骨干。

我们建立了一支平均年龄二十出头的青年师生队伍,虽然其中经历了苏联专家撤走和三年严重困难时期的种种艰辛,终于在1964年国庆建成了我国第一座全部由国内设计建造运行的实验原子反应堆,为国家填补了空白。

培养又红又专的清华学子

南翔认为办大学首先应有一个培养目标,就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应该有所区别。蒋南翔的杰出在于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清华实践相结合、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和清华实际工作相结合,为国家输送了成千上万“又红又专”的高质量人才,创造了“蒋南翔教育思想”。

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倡德智体全面发展,蒋南翔就在此基础上,提出与因材施教相结合,从而达到殊途同归。1958年,毛主席提出又红又专,红专结合。南翔认为这个提法更确切、更好,并提出清华是“红色工程师”的摇篮。对又红又专,他还提出了具体内容 :“红”是方向,是信念,是理想,从思想政治上有三个台阶,爱国主义——公私兼顾,社会主义——先公后私,共产主义——大公无私,不同台阶就有不同的要求,各按步伐,共同前进,不能一律要求、强行一样 ;“专”是指业务技术,特别强调基础要厚实,注重基础课,包括一般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技术基础课。“专”是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就要学习理论联系实际,与生产实际、科研实际相结合,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独立创造性工作的能力。学校党组织提出发展党员必须又红又专,单纯的“党棍子”不行,应该有知识、有文化、有特长,党的先进性才能得以体现和保证。

南翔提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1958 年毛主席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南翔马上将口号具体化为教育、科研、生产三结合,并且组织水利系毕业班的师生设计了密云水库。你想华北第一大水库——密云水库就是咱们的毕业生参与设计的呀!密云水库地质情况很复杂,当时有 20 万民工施工,中央要求 1958 年动工,第二年基本建成。这样大的工程建设任务对于清华,乃至全国高等学校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在教师的指导下,经过 58、59 两届毕业生和工程技术人员的精心设计,我们顺利完成了任务,这就是我们提倡的真刀真枪搞毕业设计,一直坚持到“文革”爆发。

很多同学都知道南翔常讲的干粮和猎枪的故事,是个什么故事呢?干粮吃完后就没了,但猎枪在手,要吃了,自己拿去捕食就行了。因此,“重要的不仅是给他一袋干粮,更应给他一支猎枪”。这就是南翔强调的培养学生掌握研究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老师教书是为了什么?学校培养学生是为了什么?不是知识观点的强行灌输,而是注重能力的培养。有了这种能力,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贡献才华,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很快进入状态,干好工作。所以那时有一句话:“清华听话,出活!”

全面育人 组建三支代表队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清华,让很多学子记忆深刻的是学校优良的校风。南翔强调又红又专、全面育人,希望学生们思想好、学习好、身体好。因此,我们还在学校里组织了三支代表队:政治思想队、文艺体育队、科学登山队。我们希望代表队员们在班集体中起模范作用,带动和团结同学们全面发展。南翔说这是殊途同归。

政治思想队指半脱产的辅导员队伍,始于 1953 年。在高年级学生中选拔最优秀者任政治辅导员,延长一年毕业,边学习边工作,让他们在学习上不受损失,在政治上得到更多的锻炼,培养这一部分人既能做业务工作,又能做政治工作。当时我们有个口号是“两个肩膀挑担子”,一个肩膀挑政治,一个肩膀挑业务,政治工作挑得好,业务工作照样挑得好,简称为“双肩挑”,政治辅导员队伍是“双肩挑”的最好代表队。

南翔有一句名言 :年轻时候做一点政治工作、社会工作,学点马列,终身受益。他当时曾经讲过,有没有可能在我们的辅导员队伍中间,将来出一些省委书记,省长,还有副总理?当时我们还不好提总理,因为周恩来总理在我们心目中的威望是非常高的,所以他没有这样说。现在看来,实际上他的设想是达到了。历史证明了南翔的远见,他提议建立的政治辅导员制度不仅在清华是首创,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也是首创。这个制度,首先为清华大学校系两级培养了大批领导骨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清华大学正副校长和党委正副书记都曾经担任过政治辅导员。担任过政治辅导员的学生更多地被输送到企业、科研院所和党政机关,成为领军人物。这对党对共和国是个重大贡献。据《蒋南翔传》统计,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每届都有 9 名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清华学习期间担任过政治辅导员的。而在十六大选举产生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中,政治局常委中有 4 人曾在清华大学学习过,其中 3 人担任过政治辅导员, 即胡锦涛、吴邦国和吴官正。

文艺体育队包括文工团和体育代表队。南翔曾说 :“我们每个同学要争取毕业后工作 50 年。因为年纪越大,知识、经验也就越丰富……要想在老年丰收,就必须在青年时代播种。”“对文学艺术的欣赏能力也是我们时代大学生应有的文化修养。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爱好,多方面的兴趣,不要做‘干面包’”。他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 50 年”的口号,并要求学校保证同学们每天有 1 小时的体育活动时间,推崇新鲜的皮肤、结实的肌肉胜过世上最美丽的衣裳,一下子被全校师生接受并身体力行,每天下午 4 点半开始,操场热闹得很。

1958 年成立的文工团,为了演出和排练方便,从全校各系抽出骨干队员百余名实行集中训练、住宿和管理,和各系一样都配备了辅导员,单独成立党团组织,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业务学习时再各自回班,因此每个队员都有两个集体。这种组织形式当时在其他高校是没有的,是个“创新”,现在还延续这种传统。1960 年,文工团搬到 16 宿舍,陆续集中了冶金系的黄辰奎,水利系的胡锦涛,无线电系的靳东明,建筑系的尹婉秀、马丽、黄邦杰和化工系的刘密新等“5字班”同学。这一届的舞蹈队队委以“5字班”同学为主,团支部书记是电机系企 6 班的楼叙真,副书记是水 5 班的胡锦涛。队员每天早上就在 16 宿舍前面的小路上练功,直到吃早饭。舞蹈队几位集中住宿的同学学习时间要少一些,但他们合理安排时间,提高学习效率性,平均成绩比班上一般同学还要高一些,胡锦涛更为突出,他在大学期间除了一门课程为 4 分外,其余都是 5 分。胡锦涛、靳东明、黄辰奎先后在舞蹈队入党。

文工团校内大规模的演出有两次,一是校庆前后为北京市中学生演出,一次是纪念“一二·九”为校内同学汇报演出。每年还要为新生做“迎新”演出、“五一”“十一”参加游园和天安门广场的演出。另外还要承担一些临时性的演出任务,如为全国民兵会议专场演出,为全国青年联合会的联欢演出。1964 年国庆 15 周年时,《东方红》大合唱中,不少成员是清华文工团的学生,他们多才多艺,出色地完成了这次演出任务。

科学登山队主要针对业务上特别拔尖的学生,为这些尖子生另开路走,吃“偏食”,开“小灶”,因材施教,请最好的老师给他们讲更深的东西。因为是从全校一万多名学生中选拔出来的,这些学生被称作“万字号”学生。这些学习尖子很多都成长为高尖工业和科技领域的中坚力量,如今很多院士、学科带头人都曾是科学登山队的队员。当时我们校领导向学生们作报告常说:苏联的卫星上天,靠的是 1 万博士,10 万副博士。中国现代化也必须培养自己的高级人才,培养一支“科学登山队”,一切有志青年都应该报名参加,为发展祖国的科技事业作出更大贡献。很多学生听完报告后,马上树立了党和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纷纷报名参加考试,很多人报考研究生,刻苦钻研业务。当时研究生很少,全校也就一两百人。

三个代表队虽然是少数,却成了全校学生的努力方向,每个学生都能找到自己的爱好和特长,发挥自己所长。

蒋南翔(左二)、刘冰(左一)在工字厅与优秀毕业生座谈。

团结百分之一百

要达到又红又专、全面育人的培养目标,南翔强调办好学校必须依靠教师,必须把知识分子政策搞好,这是南翔教育思想的第二大方面。当时党的政策是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毛主席说团结 95% 以上的人,南翔提出争取团结百分之一百,只要他是爱国的,就要团结。“文革”期间南翔被批判,造反派问,知识分子哪有 100%的好人?南翔向造反派解释:这是一种气魄,是为了强调尽可能多地团结知识分子。可那时候谁听他的解释呀。

南翔是非常重视和依靠知识分子的,对老知识分子更是如此。他特别尊重刘仙洲老教授,他本身很有学问,又是刘少奇同志的老师。南翔多次交待我,说你开常委会以前,会议讨论什么问题,你向刘校长刘老先打个招呼,问他是不是参加,他根据身体情况,身体好他就来,身体不好也可以不来参加。他说这样咱们就保护了刘校长,从某种意义上说刘老不工作也是在工作。南翔这个讲话很深刻,对我的启发和影响很大。

当时学校的教授和副教授刚好有 108人,南翔就经常借用《水浒》中一百单八将这个说法,说这一百单八将是清华稳定的基础。这一百单八将中,“老将”大部分都是留学归国的老知识分子。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年轻教师。南翔提出“两种人会师”,老教师这边要提高思想,当然也要提高业务基础,同时,年轻教师在原来思想基础比较好的条件下,业务上要成长起来,两边最后都会师到又红又专,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也就建立了。

要办好学校,必须两个轮子一块转,教师是一个轮子,另一个轮子是职工。南翔说职工这个轮子不能少,学校没有后勤工作,就失去物质基础,一切无从说起,所以职工的生活、学习、各方面工作都要关心,要认真做好。

南翔要求学生们又红又专,对学校的领导干部,也要求加强政治和业务学习。南翔要求我们党委的同志参加学生的政治课教育,书记、副书记兼任政治课教研室主任、副主任,他本人兼任哲学教研室主任,亲自给师生讲哲学课。我也曾兼任党史教研室主任,为学生讲过课。

思路清晰的教育家

蒋南翔教育思想的第三大方面表现在高等院校领导体制上,南翔不主张学习苏联的“一长制”(即校长负责制),主张党委领导下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文革”后,高等院校领导体制变成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大学里依然有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主任就是校长,所以,可以说现在的高等院校领导体制基本上与蒋南翔的主张是大体一致的。

但是在系里面,实行系主任负责制,当然也有系务委员会,但党总支只起保障作用,不是领导作用。因为校党委已经决定了大政方针,系里不必再提领导作用,不同于地方上的有好几层。“反右”时,有些人主张否定党的领导,这是不行的,所以我认为南翔同志的领导体制提得很重要。

在校、系两级上,南翔有清晰的思路,而在更具体的基层工作上,他有一个观点,即基层出政策。实际上就是实践出真知的意思,和后来 1978 年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谋而合,南翔多次讲坚持真理,在“文革”刚发动时他对我说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健康的人不怕体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基层出政策是南翔的方法论之一,他的方法论之二就是三阶段两点论,就是要一分为二的看待清华发展的三阶段。“第一阶段是老清华,第二阶段是 1952 年学苏,第三阶段是 1958 年以后。每个阶段好的都应保留,有缺点都应想办法克服,肯定成绩。”具体地说,第一阶段是老清华时期,新中国成立前的清华大学有好的地方,治学严谨、基础理论扎实,这是要继承的 ;老清华的学生很活跃,革命传统也应继承,因此,对待老清华要一分为二,继承好的传统。

第二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内我们学习苏联,对此做法应一分为二,苏联专家参加了很多高校的校务委员会,很多事情苏联专家一说话似乎就像下结论似的。蒋南翔不这么认为,他会说,“根据我们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如何”。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第三阶段就是 1958 年毛主席提出教育革命,提倡教育与生产实际相结合,很多学校就出现了劳动过多的情况。清华在参加劳动强度上不是特别突出,把握了尺度,不像有些学校学生们普遍反映劳动太多,过多挤压上学时间。

康生当时还提出一个上山办大学的荒谬主张,怎么回事呢?康生到河南一个山上去“考察”,这个山上有一座庙,一些高中生在庙里办大学,吃饭、睡觉、上课、劳动都在山上,于是康生就到处吹嘘山上办大学。南翔不认可这种做法,他认为这样的话,很多学校都会乱。但是对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南翔认为应该一分为二的,适当的生产劳动是有益的,他提出教育、科研、生产三结合,真刀真枪搞毕业设计,密云水库、人民大会堂、原子反应堆都有清华师生的心血,因此教育与生产实际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应该坚持并继承的。

60年代,校领导与电机系科技先进小组师生合影。前排左起:李寿慈、艾知生、刘冰、蒋南翔、胡健、陈士骅。

实事求是的政治家

南翔的教育思想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一到学校就组织全校教师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亲自给师生讲授哲学课,阐述他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他在工作中,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他十分推崇毛泽东同志《反对本本主义》中的观点:“盲目地表面地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20 世纪 60 年代,唯成分论在社会上盛行,南翔多次作报告强调 :唯成分论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对于知识分子应重在表现,而不能单纯看成分。而对待“表现”,南翔也是异常客观、冷静。那时候,很多青年学子申请入团、入党都写思想汇报,谈心得体会,还有清理思想等,每个人都写了不少材料。每一届学生快毕业时,我们会到学校档案馆清理学生档案,把大家的思想汇报、大辩论、清理思想时写的总结、某些行为的自我批评和检查检讨等等,凡是个人写的材料、未作过结论的,统统从档案中拿出来,另行封存,不随个人档案走。这事当时是保密的,确确实实地保护了一大批学生。否则,在那捕风捉影、无事生非的年代,特别是“文革”期间,这些本是出于忠诚的文字,不知道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政治灾难。

1965年初,南翔到高教部的“点”——河北邯郸地区永年县石北口公社东召庄村——参加“四清”,工作队中有一批清华学子,他们没有社会经验,听到群众的一些揭发,在和南翔谈话时,普遍认为农村基层组织“烂掉了”,应该重新培养“积极分子”,农村基层干部必须“大换班”。南翔没有跟他们讲大道理,而是给他们讲了一个小故事。他说,从前有个员外患了重病,想找一位好郎中治病,不知道哪位郎中医术好,就向算命先生请教。据说这位算命先生有种本事,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鬼魂。这位算命先生在一位郎中门前看见一些鬼魂在游荡,那是这位郎中没治好的病人,死后的鬼魂在喊冤叫屈。而另一位郎中门前却一个鬼魂也没有。他回去向员外做了汇报,员外认为门前没鬼魂的郎中不错,看来还没有一个病人在他手中治不好死去,他就要这位郎中给他治病了。南翔说到这里,问几位同学:“这位员外的选择对不对?”看到同学们在犹豫,他就接着说 :“门前有鬼魂,说明这位郎中多年行医,有一些治病失败的教训,吸取教训后,他会逐步累积经验,要不然他早改行了。而门前没鬼魂的郎中只能说明他资历浅,说不定才刚开张呢。哪位郎中治病的把握更大,这不是很清楚了吗?”同学们这才明白南翔的意思,明白了不管干部曾经犯过什么错误,只要汲取教训,改正错误,就能成长为一名好干部。在那样的政治氛围下,南翔巧妙地引导和保护了同学们的热情。

我曾和 1959 年入学、1965 届毕业的学生说起过他们的毕业证书,他们是唯一使用校长书记、第一副校长、第一副书记三人同时签字版本的毕业证书。这是南翔经过慎重思考后做出的决定。1964 年春节,中央召开座谈会,会上,毛主席批评了教育工作。1964 年底,文化界批判了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身为高教部部长的南翔预感到可能会有一场大的政治运动,很可能波及教育界。他和我们几位校领导认真反思了清华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每一步,认为都是符合中央精神的。他对我说:“教育部一旦出现问题,我首先要承担责任。如果我不在学校了,清华的工作要由第一副校长和第一副书记担起来,清华的工作不能停顿。”所以决定从 1965 届开始,毕业证书由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第一副校长刘仙洲、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三人同时签字。1966 年“文革”开始,一切就此中断,1965 届也就成了唯一三人同时签字的特殊毕业版本。

从点滴做起 关心学子成长

南翔育人讲究从点滴做起,润物细无声。每位刚踏进校园的同学都会为两条横幅所吸引:“欢迎你——未来的红色工程师”“欢迎你——清华园的新主人”。

入学新生第一堂课是参观课。晚上,老师带着新生到几个有代表性的“晚自习基地”,让新生亲身感受学兄学姐们是如何如饥似渴地刻苦学习。在明亮的图书馆日光灯下,偌大的阅览室座无虚席,每个人都专心致志,或做作业,或参阅参考书籍,或做笔记,对鱼贯而入的参观队伍,极少有人抬起眼皮看一眼。这种浓烈的学习氛围深深震撼了新同学,很多当年的学生都会跟我提起这第一课的效果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远胜过千言万语的说教。

新同学入学后不久,按照传统,南翔和马约翰教授都要给新生做一次报告,也就是入学教育。南翔的报告是当时清华学生的一件大事,也是一次难得的革命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教育。尽管南翔有比较浓的江浙口音,但他的讲话每每会赢得同学们的喜欢和共鸣。究其原因,一是言之有物,不说套话,有鲜明的观点和主张;二是平实朴素,不装腔作势,不夸大其辞故意褒贬,让人感到亲切真实 ;三是时间短,绝不拖泥带水,从不拉杂冗长,效果却令人印象深刻,容易被接受。

马约翰教授也总要为新生们上第一堂体育课,大讲“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同时讲他回国的故事和体育教学生涯。马先生健硕的身材,鹤发童颜的形象和“洋味”十足的淡薄衣衫,在校园和操场,总是那么抢眼,深受同学们喜爱。

除了课堂学习外,我们还安排了学生适当参与劳动、实习和军训,以磨炼同学们的身体和意志。劳动和实习可能是去八达岭修路种树,可能为设计猪舍而去猪场劳动,还有可能是去郊区参加农业劳动、去我们的实习工地参加劳动,或者去外地真刀真枪搞毕业设计。军训一般去郊区的空军、火箭炮部队军队,让同学们受到生动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

南翔在学生中威信很高。奚和泉是一名自动控制系的学生,他于 1960 年暑假对全校 400 多间教室做了一番调查研究,将课桌椅、门窗各种破损情况、晚自习后不关灯等情况写了一份十几页的报告,还建议学习八路军南泥湾精神,在清华校园内开垦荒地,种上粮食。报告得到了负责后勤工作的校党委副书记高沂的鼓励。奚和泉几天后在工字厅遇见了南翔和几位副书记,高沂将奚和泉介绍给南翔,说,这是给学校领导打报告、提意见的同学。南翔和奚和泉就谈了起来,先是充分肯定,又问奚将来准备干什么?奚和泉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不知道如何回答,只是说:“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学成以后为祖国服务,当个有用的平民百姓就行。”南翔对奚和泉说 :“当平民百姓,也要顶天立地。”这句话深深埋在了奚和泉的心中,成了他一生的座右铭。南翔非常强调实验室工作,奚和泉后来留校狠抓了一段时间的实验室工作,此后又为中国硅谷——中关村科技园出谋划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三年困难时期,清华学生虽比普通老百姓多享受一点照顾,但物质生活的贫乏也是显而易见的。学校一度连蔬菜都没有了,只有酱油汤,主食 80% 都是玉米面做的窝窝头,其余的以面粉为主,偶尔吃一顿大米饭。即使是这样,因为缺油少副食,主食仍然很紧张。学校一方面采取措施,如把自修时间从 22 点提前到 21 点结束、熄灯,增加一小时的睡眠时间,还给因身体不适出现水肿的学生每月发放 3 斤黄豆粉,以补充营养 ;另一方面学校组织各班同学自己动手,在东大操场和现新体育馆所在地种了一大片红薯,收获时不仅把红薯都吃了,连红薯秧也煮熟伴些酱油全吃了。

学校提倡丰富的课余活动来充实校园生活,以克服物质匮乏。当时团干部不少由女同学担任,在她们的带动下,先是全体女同学主动要求核减口粮标准,接着男同学也有不少响应的。后来有几位女同学要求再次核减到每月 16 斤,这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我们发现部分师生因为营养不良有了浮肿或闭经等疾病,不得不规定男女同学的最低口粮标准,不许再核减。但学生们为国分忧、从我做起的精神,这种自觉性是很宝贵的。

1961 年 10 月 13 日,周总理陪缅甸总理吴努来清华参观,同学们都自发地在大礼堂前的草坪上夹道欢迎他们。能如此近距离地看到敬爱的周总理,同学们心里特别激动。此后不久,南翔在全校大会上说:“总理发觉同学们普遍脸色不太好,要教育部提高伙食费标准。”南翔当时是教育部副部长。此后,同学们的伙食费从每月 12.5 元提高到 15.5 元,饭菜质量也有了明显改善。

那年头吃不饱,更不要说吃好,但全校师生都情绪乐观,努力学习的劲头依旧。现在我们物资是大大丰富了,但不能忘记艰苦岁月,要提倡勤俭节约,反对奢侈浪费。

清华的“黄金一代”

为把基础理论、生产科研实践两头都打得厚实,1958 年,南翔在清华提出六年制。1959 年入学、1965 届毕业的学生刚好避开了一头一尾的大跃进和“文革”,完整系统地接受了六年制本科教育,沿着又红又专的方向健康成长。虽然经历了“文革”的挫折,但又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几十年后,在 2000 多名毕业生中,他们中间走出了 8 位院士(3 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孝信、郑厚植、吴宏鑫 ;5 位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国馨、蒋洪德、王玉明、张超然、周克崧),2位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吴官正),3 位正部长(城乡建设部部长叶如棠、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司法部部长张福森),涌现出一大批“学术大师、兴业之士、治国之才”。

这一届学生 2009 年搞了一个总结活动,因为如果要到 2015 年搞毕业 50 年纪念活动,这些人都七八十了,恐怕不方便了,所以他们决定以入学时间算,搞一个入学50年纪念活动。2009 年 4 月 25 日,60 多万字的《半个世纪清华情——清华大学 1965 届校友入学 50周年纪念文集》首发式在清华大学大礼堂举行,600 多位1965 届校友和400 多位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出席,何东昌和我都出席了。面对这群令人欣慰的“5 字班”毕业生,我想起了南翔在清华14 年中的点点滴滴,想起了南翔常说的“猎枪”和“干粮”,我激动地对他们说:“回想 44 年前,你们奔赴祖国大江南北,是背着‘猎枪’去战斗!”在会上,我还传达了 1965届校友胡锦涛同志对纪念文集的关心和祝贺,校友们都很受鼓舞。这一批人的培养是很成功的,是比较能反映蒋南翔教育思想的一届学生,而这一届同学中的杰出代表是胡锦涛同志。

新中国成立以来,清华在党的领导下培育出了一大批学术大师、治国栋梁和兴业之才。这绝不是偶然的,这是学校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结果,也是蒋南翔教育思想——又红又专全面育人——的结晶。因此有人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革”前培养的清华学生是清华的“黄金一代”。在蒋南翔任校长期间,胡锦涛、吴邦国、黄菊、吴官正、刘延东,96位两院院士,35 位中央国家机关正部长级干部,27 位正职省委书记、省长和省人大主任,数以百计的学术带头人,数以百计的企业家,都是他们的杰出代表。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蒋南翔任校长期间,清华园里走出了两万多名毕业生,他们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从平凡的工作岗位点滴做起,靠着过硬的政治素质和扎实的业务能力,成长为各行各业的骨干人才,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我为自己能亲历这一段历史并在南翔的领导下作出一点贡献,感到自豪和骄傲。

(本文为刘冰口述,苏峰整理,发表时经刘冰同志审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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