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有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西南联大就像一颗流星，在中国的教育历史上划过灿烂的一笔。置身艰难时局，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依然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与精神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身处优越环境中的当代学人怎能不为之汗颜。

　　抗战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奉命南迁，几经辗转迁徙，在云南昆明落脚，合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恶劣的环境并没有动摇教授们治学育人的坚强意志，他们在极其困难的非常时期，给中国的大学教育与学术研究留下了厚重的精神财富与丰富的文化遗产。

　　清苦环境，艰难岁月

　　1940年以后物价飞涨，教授们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语言学家王力后来回忆说，那时每到月底都要去出纳组打听什么时候发薪水，好不容易将薪水领到手，马上举行家庭会议讨论支配办法。他的大孩子暗暗发誓不再用功读书，因为“像爸爸那样读书破万卷”没什么用，没有太多想法的小孩子“只恨不生于街头小贩之家”。普通教授家如此，身为西南联大三常委之一的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家也不例外，他夫人说，梅贻琦1939年时每月薪水还可维持3个星期的家用，后来勉强只够半个月，家中常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偶尔吃上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开心。

　　我们再以居住为例，看看堂堂大教授的战时生活。著名逻辑学家金岳霖与经济学家陈黛孙合住地主家戏楼包厢，政治学家张奚若住在祠堂，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住在阴暗潮湿的尼姑庵。社会学家费孝通因为到得比较晚，只好租住一间厢房，而厢房下面一半是房东的厨房，另一半是房东的猪舍。楼下的炊烟与猪舍的气味直冲厢房，日复一日，令人难以忍受。费孝通与房东多次交涉，请求迁移猪圈，加固板壁，房东认为养猪的收入高于房租，难以办到。对此，费孝通自己调侃说，他给我这炸弹不会炸到的房间，至少减轻了对生命的威胁。

　　1938年，数学家华罗庚结束了在英国剑桥大学的进修，来到西南联大任职。有一段时间，华罗庚一家六口与闻一多一家八口合住在一间不足20平米的厢房，拥挤不堪，没有办法，华罗庚只好在昆明西郊租了个牛圈。牛住下面，他们一家人住上面。牛在柱子上擦痒痒，整个楼棚就晃动起来，人坐在楼棚上，常常感觉地震一般。

　　敬业育人，呕心沥血

　　西南联大名师荟萃，学者云集，新秀竞起，成为当时中国教育与学术研究的重镇。据有人统计，当时在西南联大任职的大师级学者，将近150人。

　　联大教授们坚信“千秋耻，终当雪”，深知“中兴业，须人杰”，收复河山，重建国家，人才是必不可少的，也是他们的本职所在。“治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已经铭刻在他们的心底，成为神圣信条。

　　由于住房困难，联大教授居于昆明各地，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昆明有多大，联大就有多大。”尽管住得特别分散，但教授们上课从不迟到。闻一多住在离学校20里外的龙泉镇，他步行上课，从不间断。王力家离昆明十多公里，每周到联大上一次课。他每次进城，手提书袋，脚穿布鞋，徒步上路。一般情况下是头天进城，在学校临时宿舍住一夜，第二天早晨上课，下午徒步返回。周培源骑马上课，被人戏称为“周大将军”。

　　联大教授讲课风格不同，各有千秋。有的教授讲课不用讲义，只带卡片，如张奚若、郑天挺，目的是自我督促，时常更新，同时减少学生对讲义的依赖；有些使用讲义，但讲义空白处都是批注，并布满新粘贴的小纸条。吴宓教授留美出身，中西贯通，已在清华大学教书十多年，讲课本来是轻车熟路。但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每次上课前夜，他都要抄笔记，写纲要，一遍又一遍，反复修改润色。讲授大纲写成后，他还要在重点章节下用红笔勾勒。第二天晨曦微露之际，吴宓教授还拿出前夜所写大纲，反复吟诵。

　　精通数十种西方语言，被当时的人称为“教授之教授”的陈寅恪，在西南联大讲授“隋唐史”一课时，曾对人宣称：“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陈寅恪所讲并非大话，有学生回忆为证：“其所授各课，皆注重创见发明，而避免抄袭他人……每堂皆自立己说，非好奇立异，目的实只在求真，对同学产生强烈启发作用。”

　　联大教授讲课，逻辑连贯，旁征博引，由近及远，由此及彼，一气呵成，并且在正式讲课前，首先给学生罗列一批参考书，并附简要说明，让学生直接阅读原著，及早引导他们进入学术殿堂。多年来我们忽视了这点，现在正在逐步强化。

　　名师出高徒。西南联大教授培养出了一大批著名学者，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出身于西南联大的就有90多人。

　　焚膏继晷，笔耕不辍

　　西南联大始终秉承着蔡元培的“大学者，研究学问之总机关”的校训，一直站在中国学术研究的最前沿，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产生了许多不朽的学术成果，其中很多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珍品。

　　在经费十分短缺的情况下，西南联大优先考虑学术研究经费，三校先后设立了文科、经济及其他研究所，实行学术年假、出国进修、对外学术合作，并予以制度化。这些机构的设立，学术研究制度的规范，促进了联大科学研究与学科创新。

　　1941—194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举办了5次学术评奖，内容涵盖文学、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艺制造、古代经籍研究、美术等八大类。参评成果数千项，其中获奖成果三百多项。各个学科获一等奖的共计十五项，这其中，西南联大就占了七项，涉及哲学、数学、物理学、历史学、考古学等领域。许多研究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具有开创性贡献。

　　华罗庚住在牛圈之上，夏天热的时候，蚊子成群，虱子跳蚤满屋;冬天冷的时候，寒风侵袭，室如冰窖。面对如此恶劣的环境，华罗庚每天除了授课，从早晨一直研究到深夜。一天，华罗庚的妻子吴筱元不知从哪里弄到两个鸡蛋，要给华罗庚补充营养。华罗庚不同意，他让妻子把鸡蛋平均分成五份，自己只吃了其中一份，其余四份留给妻子和三个孩子。妻子见状，眼泪扑簌而下。华罗庚安慰妻子说：“等我这本《堆垒素数论》出版后，我们去割几斤肉，全家人美美吃一顿。要是还剩下钱，就给孩子们添几件新衣服，再给我自己买两包烟——真想抽支烟啊……”

　　几经寒暑，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中文稿完成。随后，《堆垒素数论》英文稿由苏联国家科学院出版，这是华罗庚的成名之作。在1941年教育部学术评奖中，此著作获得自然科学类一等奖。

　　“青灯黄昏，焚膏继晷，吃的是草，挤的是奶，生命不息，工作不止”。置身艰难时局，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依然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与精神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身处优越环境中的当代学人怎能不为之汗颜!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马克锋)

转自 人民网 2009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