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磊 彭鸣皋
按:2008年12月15日,是清华大学解放60周年纪念日,本刊将继续刊登《解放战争时期老校友的足迹》征文稿件。
张履谦院士的奋斗业绩,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1926年3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父亲是当地的一位小有名望的中医。父亲从小就教他勤奋读书,耕田种地,帮助家里照料来就诊的病人。取名“履谦”,寄托了父母的企盼:“履险蹈难”(迎着艰难险阻去拼搏),做一个谦逊而严格要求自己的有出息的人。张履谦11岁那年,日本侵略军在卢沟桥发动了突然袭击,挑起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张履谦的幼小心灵萌发了“读书救国”的爱国思想。他从初中到高中、大学,在艰苦岁月里成长。1951年于清华大学毕业,分配到军委通信部工作,此后一直奋斗在国防科研战线上,为祖国作出了重大贡献。
张履谦学长(一九五一电机)
磨炼成长在祖国多难之时
张履谦的中学时代,正是举国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抗战时期,国土在一年年沦丧。长沙告急,国民党政府实施“焦土抗战”,一把火把长沙烧成一片废墟。长沙市的大学、中学纷纷南迁,张履谦所在的湖南广益中学(现湖南师大附中)迁至常宁县太坪村。学校租借两所祠堂做教室,用土砖垒成课桌,晚上自习点豆油灯照明。老师谆谆教导:国难当头,物力维艰,要珍惜时间,发愤读书,将来报效国家。张履谦下定决心:一、学习好;二、艰苦奋斗;三、洗雪国耻。正当学业蒸蒸日上之时,长沙、湘潭、衡阳相继沦陷,学校被迫停课、疏散。张履谦有家归不得,家庭接济断绝,他与同学徐文思到尚未沦陷的嘉禾县同学李秀生家中,他们办补习班、教小学、种蔬菜,自力更生,艰苦奋斗。1945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他们在蓝山找到了广益学校,在老师的帮助下,读完了高中。
1946年秋,北大、清华等全国著名大学在武汉招生,他报考五所大学,百发百中。他选读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入校后,满以为可以安心求学,可是“一二·一”事件、“沈崇事件”迫使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他们下农村,下工厂,举办工农夜校,号召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国民党派特务跟踪他们,称他们是“职业学生”,成立了特刑庭,把爱国学生抓去坐牢,坐“老虎凳”,严刑拷打。张履谦从不退缩,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加入了党的地下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青年联盟。1948年10月,张履谦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北平郊区解放,张履谦奉组织派遣参加北平市军管会,接管石景山钢铁厂。工厂恢复正常秩序后,他回校复学。
刚出校门 勇挑重担
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唇亡齿寒,志愿军出国抗美援朝。鸭绿江两岸的城镇受到美国B-29飞机的空袭,它从日本起飞,使用电磁波干扰,使我警戒雷达致盲,指挥雷达无法引导空军迎战,自己的飞机上不去,上去了也下不来。通信部王诤部长带领雷达处陆处长和刚毕业参加工作的技术员张履谦一道,火急乘火车到前线。部长说,一定要解决雷达抗干扰问题。张履谦刚出校门,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他留在前线,守在机房,和雷达技师、部队同志一道,观察分析电磁波干扰现象。部队使用苏式雷达,他没有学习过,只能看说明书、请教技师,苦苦钻研了一夜,才摸索清楚雷达的原理和结构。他提出快速改变频道,扩展频段,加装抗干扰电路等建议。连长把张履谦的想法向上级汇报,上面同意“改”。没有器材,张履谦将仓库的废物利用起来。改改试试,越改越好,较好地解决了问题,并推广应用。美军的电磁波干扰不太灵了,我们的战鹰可以“上得去,下得来”。从前线回来后,通信部任命张履谦为新成立的雷达干扰与抗干扰组组长,他带领一批雷达学校毕业的学员,进一步开展我军电子对抗工作。他参加了国务院十二年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工作,将电子对抗技术写进了国防科技发展纲要。
辛勤为“两弹一星”的研制献力
上世纪50年代末,我国进入“两弹一星”研制的关键时刻,美国最害怕中国“用核武器的音响效果作为自己的外交语言”,美国频繁派遣U-2型高空侦察机深入我内地刺探军情。苏联撤走专家。已调国防部五院的张履谦思谋如何带领研究室同志研制出我国第一代地空导弹制导雷达站。他没有经验,便找到了一套美国原版28卷本《雷达丛书》,这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研制军用雷达所写的技术总结。他下决心攻读,紧密结合工作,每天坚持在晚上至少读两个小时,焚膏继晷,星期日也不间断。越读越起劲,领导和同事劝他保重身体,他谈吐诙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张履谦花了整整12年工夫读完了这部两尺多厚的巨著。当时张履谦的研究室里什么设备也没有,他带领一批新毕业的大学生,自行研制仪器设备,到全国各地搞器材,互教互学,经过大家共同努力,终于搞出我国第一代防空导弹制导雷达,定型后装备了部队。U-2高空侦察机上装有干扰机对我制导雷达发出干扰,导弹击不中,领导马上把制导雷达主任设计师张履谦找去共商对策。他们针对雷达扫描特点,一致提出采用照射信号和反干扰电路等措施,成功地把美国U-2高空侦察飞机揍了下来。聂帅说:“张履谦同志顽强地钻研科学技术和业务知识,是国防科学技术战线上优秀的基层指挥员的代表。”1964年,国防科委树他为国防科研战线上的标兵。
七十年代末,我国研制第一颗地球同步试验通信卫星,张履谦被任命为卫星地面测控系统工程总设计师。该项工程有一台微波统一测控设备和一台超远程引导雷达,是当时一项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工程。张履谦不顾大病初愈,带着氧气袋出差,一离家就是几个月,他和工程技术人员一道,深入第一线,搞出模样机,攻克了十余项技术难关,研制出可靠性好的设备,圆满地完成了对36000公里高卫星的测控任务。他对技术工作要求严格又严格,做试验充分又充分,他说:航天这门活,地面工作做透了,天上就不会出问题。该项工程的两台设备分别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和一等奖。
心怀祖国 老当益壮
2002年5月15日上午,我们拨通了张履谦院士的手机,他轻声说:“我正在开会,等会儿我给您打过去。”约两小时后,他打来电话,约我们6月初去他家作客。6月8日,前一天晚上10点刚从西安出差回来的张履谦院士在家热情接待了我们。客厅很小,家俱陈设简朴,尚停滞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水平,张院士说比起抗日战争时期好多了。我们注意到相框里的朱镕基总理与他热烈拥抱的照片,他说1997年,何梁何利基金技术进步奖在香港颁发,主席台上的朱总理看见了他坐在领奖席上,会后走下来与他热诚拥抱,香港《大公报》记者摄下了这珍贵时刻的镜头。其实张院士与朱总理原为广益中学的校友,后来在清华大学又是同窗,住在一个宿舍,同在1951年毕业,朱总理的高尚品德和为人对他有深刻影响。
张履谦院士,精力过人,虽年逾古稀,仍参与我国多种应用卫星、载人飞船、月球探测和空间测控等方面的研究,为其规划制定、型号立项、技术方案审查、重大关键技术突破等等,出谋划策,技术把关。他还兼任着总装备部、国防科工委、空军和航天科技与科工集团科技委等十多个单位的咨询专家或顾问。5月15日,他在电话中说的“开会”,实际上是在为卫星的发射处理问题。他的时间是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安排,提前好几个星期的日程就排得满满的,真可谓众事繁多,目不暇接。他全心全意为我国的国防科研和航天事业,无休无止地追求着、奋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