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来源：燕赵都市报 2008年10月26日

1937年抗日战争暴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后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翌年4月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于西南联大的迁入，昆明俨然成为战时的文化之都，当时在昆明的一流学者粲若繁星，多不胜数。西南联大在滇八年，培养精英无数。教授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立身不堕，弦歌不辍，且能苦中作乐，实为一可敬复可爱的群体。

在西南联大时，由于物价飞涨，教授们生活普遍困顿。王力曾写小品文换稿费，被闻一多斥为“低级趣味的文章，消磨中国人民的斗志”。殊不知，王力呕心沥血的大作《中国现代语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王夫人进城去取稿费，拿到的钱却连付进城的车费都不够。闻一多本人名士作风，在西南联大讲唐诗，据说进教室先不讲课，而是掏出烟斗来问学生：“哪位吸？”学生们自然不敢受用。于是，闻自己点上，长长舒出一口烟雾后，朗声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然后开讲。然而闻先生有子女五人，外带一女佣，八口之家全靠他微薄的薪水度日，也是困窘无比。吴晗在《哭一多父子》一文中描述道：“一只破烂藤椅是孙毓棠去英国时送的；一个整齐一点的方桌，是我向学校借来转借给你(指闻一多)的。你的书桌是三块长木板，像裁缝用的。”闻会刻图章，于是每天忙个不休，刻图章以补贴家用。好友浦清江还专为闻挂牌治印作了一则小启，贴在一家书社门口。有一次儿子闻立鹤说，你的图章这么贵，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闻一多听后沉默良久，最后说了一句：“立鹤，你这句话我会记住一辈子的。”1946年，闻一多父子遭国民党特务枪击，父亡子伤。

西南联大的教授中以出身于清华者为多，且多为庚款留美学生，梅贻琦即是其中之一。当时北大校长是蒋梦麟，南开校长是张伯苓，教育部令他们轮流担任三校校务常委会主席。但张伯苓在重庆另有任事，便把自己的职责委托给了蒋梦麟，蒋梦麟又将担子压给了梅贻琦，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他甚至常年不到昆明。于是，整个联大校务就落到了三人中最年轻的梅贻琦身上。为了节省经费，梅贻琦辞退了安排给他的司机，坚持自己开车，后来干脆封存了公派的汽车。梅先生待人平和从容，说话风趣而又适度。他遇到问题总是问别人：“你看怎么办好？”得到回答后如果同意就说：“我看就这样办吧！”如不同意就说：“我看还是怎样怎样办的好”，或者“我看如果那样办，就会如何如何”，或者“我看我们再考虑考虑”，从无疾言厉色。由于他说话喜欢用“也许”、“或者”等语助词，于是学生们送给他一副对联：“大概也许或者是，可能恐怕差不多。”

潘光旦在西南联大任教务长。当时云南多鼠，潘深受其苦，只好张夹设笼进行捕捉。一日捕得硕鼠多只，请夫人做成菜，并邀来同事及学生数人，诡称偶获野味，欲与诸公同享。鼠肉端上桌来，潘带头大嚼，众宴客亦举著共食。然咀嚼再三，竟莫辨是何物。一客问：“此肉细嫩，味道鲜美，但不知是何野味？”潘笑答：“鼠肉。”此言一出，众皆欲呕。

历史学家雷海宗在昆明讲过十多门历史课程。他每次上讲台，只拿几支粉笔，不带片纸只字，讲起课来，总是滔滔不绝，收放自如，人名、地名、年代、史实，讲得井井有条，准确无误。有人把笔记稍加整理润色，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所以，学生记笔记的兴味很浓。某次上课时空袭警报响起，他只好停课“跑警报”。下次再上课，他已记不清楚讲到了哪儿，问前排一女生，那女生翻开笔记，说：“上次讲到‘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冯友兰著《新原人》，倡人生之四重境界：“自然境界”，混沌未开；“功利境界”，为己为利；“道德境界”，为人为公；“天地境界”，万物皆备于我，我与宇宙同一。西南联大时期，冯氏曾路遇金岳霖，金氏开玩笑道：“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答曰：“到了天地境界了。”遂相顾大笑而去。文人雅事，为战时的中国增添了一抹亮色。后来冯友兰为西南联大纪念碑撰写碑文，曾写道：“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中坚……”

在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候，张申府曾向政府进言，希望保护大学教授的热情：“这几年来，国人中表现的最规矩、最公正、最有知识、最能感觉、最关怀国家、忍受的苦难也最多，最不失为固穷的君子的，就是若干大学教授。今后国家一切改革，总应该对他们多加些重视才是。” （作者：朵鱼）